《半月談》曾有一項調查顯示，一些國家部委出現“官員博士化”的現象，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總人數的一半左右。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指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這傳達出兩層意思，其一，博士是術業有專攻的專業學位，培養目標應該主要是從事科學研究和教學；第二層意思是，這些科學研究和教學崗位雖然需要博士，卻又留不住博士，是對社會價值的扭曲，實際上是一種人才浪費。　　

由于在官員提拔中存在重學歷輕實際能力傾向，官員的學歷越來越高，利用公權力占用社會教育資源的現象越來越盛行。但是，官員的學歷越來越高時，往往與老百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這里所說“距離”，主要指高學歷官員與社會底層群眾心靈上的距離，對待民間疾苦的態度和看待民生問題上的距離。現在有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無論是在黨政機關，還是在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往往制定政策方案，向上匯報，迎來送往，錦上添花的事，多由學歷高的官員擔當。遇到接訪群體事件，處理棘手事情，往往要找學歷不是很高，出身工農，從基層一步步干上來的干部來做。這么些年來，公眾對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上房的抱怨，已經被公認為新的“三座大山”。然而一些高學歷官員卻不這么看，他們說走了世界很多地方，唯有中國看病最不貴最不難。還有官員說中國根本就不存在上學貴的問題。對民生問題高學歷官員的看法與老百姓的感受如此不一樣，好像就不是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從重慶打黑除惡，反腐肅奸揭露出的問題有力地佐證了這一點。據《財經報道》，　2010年10月10日晚　，重慶市廣播電視集團總裁李曉楓與妻子一起，從家中被紀委帶走。李曉楓是四川省岳池縣人，學　歷為　博士，為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并擔任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弢是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后，還是西南政法大學兼職教授；還有“風水書記”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王銀峰，北京大學理學博士，中國科學院河南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還曾到日本名古屋大學、歧阜經濟大學講過學，被尊稱為學者型官員，等等。
　　官員的學歷越高，相對來說接觸工作實際越少，這是一個客觀存在。但這并不是造成官員的學歷越來越高往往與老百姓的距離越來越遠的主要成因。主要問題還是出在干部的選拔培養機制上。在社會主義中國搞市場經濟，勢必要與以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導的世界經濟接軌，就要啟用一大批接受并精通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官員。這些官員占據重要的國家經濟運行部門，逐步影響著國家的經濟決策。他們又與高盛、摩根大通等投資銀行的高管、經濟學家師出同門，相互借力。這些投資銀行的高管、經濟學家由于能“預知”中國經濟決策的“未來”,一個個被省市高官、國企高管引為座上賓，“財神爺”。與此同時，又反作用于更加大量地選拔任用接受并精通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官員。而這些官員從思想體系上，就不會去體察民間疾苦，在面對民眾感受到的苦難時，他們只會強調這是改革不徹底帶來的陣痛，是改革必須付出的成本，“經濟成果要靠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來保護”。　　

再回過頭來看看我們培養經濟類碩士、博士的教材，幾乎全部被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所擠占，馬列主義經濟理論課少得可憐。就是僅有的幾節課，也被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教授講成了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控訴課。值得警醒的是，近些年來，國家和一些省市成批量地把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崗位的黨政官員送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培養深造。目的是什么呢，這種向社會大眾傳遞的信息和導向又是什么呢？　　

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以后，全世界都在反思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危害。香港是我國的特別行政區，也是世界公認的資本主義發達地區，代表香港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提出了香港社會正在往何處去，應該往何處去的問題。香港社會遇到的深層次問題，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似乎很難解決。而香港又是深圳學習、趕超的標桿城市(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語)。不容置疑的是，香港現在遇到的所有社會問題，在深圳都或多或少地客觀存在。作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深圳特區來說，現在不再是簡單地向香港學習、看齊，而是要勇敢地跳出框框，率先進行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學習借鑒重慶經驗，從干部選拔培養機制入手，探索經濟發達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模式。　　

相關鏈接：中國特區向何處去
      中國的特區不僅是指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經濟特區，還應該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中國的特區如何發展，向何處去？我們先來聽一聽香港的社會良知怎么說。2009年6月29日日網絡上發表了《為我們社會的未來建言——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告全港市民書》。提出香港社會正在往何處去，應該往何處去的問題。文中說：　　

　　香港是一個可悲的城市。我們物質富庶，在世上數一數二，但只有很少人可以快樂自在地生活。我們大多數人，日夜處于激烈競爭中，超時工作，用健康換取微薄酬勞，弄得筋疲力竭，連身邊人也關愛不足，別說關心其它事，其他人。我們的感覺開始麻木，見到長者拾荒、流浪漢露宿街頭和失業男女一雙雙彷徨的眼睛，都無動于衷；察覺到發展商霸占公地、建屏風樓、濫伐樹木及胡亂傾倒廢料，都坐視不理；就算知道有基層市民要出動子女幫手做清潔工才僅堪糊口，亦不會覺得是雇主無良還是這些家長殘忍。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掌管輿論的影響下，我們都以為以上種種問題都是自由市場的事，不關乎社會公義，乃社會不斷發展下的正常現象。要發展，要進步，要豐衣足食，便要競爭；講競爭，自然講求效率，自然有所犧牲。優勝者，有豐厚的物質回報；失敗者，只有遭市場淘汰一途。個人如是，草木如是，整個城市亦如是。只要讓市場自行調節，問題便終必解決，便合乎公義，政府及其他人無須操心，更不宜插手。我們都認定這套自由市場理念是香港和香港人的成功之道。我們都被教導：我們要相信市場，別質疑它，彷彿一切為市場所作的犧牲，姑勿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都萬分值得。　　

　　可是，一場金融海嘯，卻把這個神話拆穿了。我們社會的繁榮富裕，不過是一部分建筑在對落后國家及地區的剝削和壓榨之上，一部分則依靠經濟泡沫的財富效應來催促和支撐。房地產及金融界的金錢游戲便最明顯。它鼓吹無節制的借貸，製造資產會不斷增值的假象，誘使市民押下老本，爭相高價買入成本其實不高的磚頭及隨時一文不值的債券。一班房地產大亨、投資銀行和基金經理、跨國企業總裁就乘機上下其手，愚民而自肥。但信貸泛濫所造成的經濟泡沫，在爆破之后，對這批始作俑者來說影響甚微，受害的反而是社會上大多數踏實工作的人。　　

但我們的社會卻似乎沒有人去追究他們的行徑，甚至不覺得他們有錯。到底是甚麼東西作怪，令這些地產商界權貴巧取豪奪而毋須負責，埋下全民遭殃的禍根；使我們過去甚至把他們捧上天，任由他們支取與其能力不成正比的巨額收入呢？　　

就連畢生信奉自由經濟的前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這種市場環境，得力于一群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和評論員到處散播市場放任主義的意識形態，早已在全球各地開花結果。這種標榜低稅率及資本自由流通的政策，要把整個城市的發展路向及各種社會、經濟、文化資源交到商家手上，用企業管理思維治港，廣泛推行外判及合約制，并把公共資產和事業全面私有化。也就是說，在市場放任主義之下，我們整個社會的各個部門都應該服膺商業邏輯，以謀利為第一目的。我們因此不應以社會公義為原則調配社會資源，而應只著眼如何謀利，應盡量避免社會福利，避免以稅制作社會再分配，而應把我們的社會資源，都交在大商家、大財閥的手中，由他們去自由競爭，社會資源就會被好好運用，社會就會進步。　　

　　香港多年來都受到美國右派智庫的青睞，獲封為世上經濟最自由的城市，我們不少人也引以自豪。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崇尚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的代名詞。我們固然沒有最低工資、最長工時、集體談判權、公平競爭法或反壟斷法。主流經濟學認為這會妨礙市場的正常運作，市民因而受盡大商家大集團欺凌和剝削；政府亦沒有好好監督那些壟斷了公共民生事業的大財閥，遏止它們想方設法搜刮民膏、瘋狂加價。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包括福利、醫療、教育、環保、文化、社區發展等等，統統以經濟利益為先。在這裡過活的人，有工作的沒工作的，都要盡辦法增值和提升所謂競爭力，免遭淘汰，生命盡受所謂自由市場的主宰，活得一點也不自由。　　

　　更糟糕的是，大商家大集團掌握著無數經濟及文化資源，可以開動各色宣傳機器，進行疲勞轟炸，向市民大眾販賣無窮慾望，左右一般人思想、感情、良知、品味和創意，以至人生。明明現今社會的個人發展空間和機會給既得利益者霸占得七零八落，他們還以過來人的口吻，不斷向年青一代和經濟弱勢社群灌輸靠個人努力脫貧致富、自由市場沒有限制因此機會平等的想法。明明社會貧富懸殊的程度比得上第三世界國家，跨代貧窮不禁令年青一代絕望，可恥至極；那些自由市場的信徒，仍在四處宣揚“貧富懸殊乃經濟發達地區的必然現象，無須處理，以免妨礙社會整體的發展”。明明經濟學教科書的理論與現實世界完全脫節，權貴的附庸和市場的信徒居然仍以“市場會自我調節’為由，阻止種種保護和關懷弱勢的政策和措施上馬。　　

為何活在香港這個經濟自由之都的人，總是處于壓力和憂慮中，一點也不自在呢？到底任由大企業與普通市民競爭的自由市場跟只講弱肉強食的奴隸社會有何分別?你們口中所說的自由市場天堂究竟是甚麼模樣的呢？這天堂又有甚麼我們非投奔不可的理由呢？還有，為何我們的社會根據自由市場理論發展多年，如今卻一點天堂的感覺也沒有？為何我們這個城市的面目和社會的精神面貌會越來越丑陋和畸形，越來越容不下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整體市民的平均快樂指數，亦遠遠及不上你們最看不起的北歐福利國家，或不丹這等欠經濟發展的小國？　　

　　事實擺在眼前：唯有打破迷信市場的心魔，唯有對大財閥大集團施加更多限制，唯有更針對性地把社會的資源向中下層—而非上層傾斜，先大幅改善弱勢階層的生活和個人發展空間，再讓經濟增益的效果往上滲透，惠及全民；那在尋求香港出路之時，才不致蹈數碼港的覆轍，名為重大建設，實在是向大財閥輸送利益。事實上，我們亦不需要再追求大幅度的經濟增長：這會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浪費，加劇對地球資源的虛耗和自然生態的破壞。我們社會本已有足夠的財富，只是我們的分配是如此不均，財富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社會大眾卻只能分享、互相爭奪小部分的財富，資源都不能好好活用，社會發展才會走入死胡同。要扭轉我們目前的困境，最有效及最環保的方法是重新分配社會嚴重不均的財富。　　

　　那香港應該怎樣走下去呢？我們有十點具體建議：　　

　　一、早日落實雙普選，打破現時政商權力結構，為人文社會奠基。　　二、打破土地壟斷，減低營生成本，建構以人為本的經濟空間。我們社會應放棄高地價政策，盡快增加土地、公屋及居屋的供應，打破地產商對土地資源的寡頭壟斷。此外，向位處公屋及舊區的小商戶提供減租優惠；并盡快立法限制連鎖式經營的大集團佔領匯租戶的比例，以及設立加租上限，保障老租戶的經營權益，減少小商戶的營運成本。　　

三、修訂稅制和加強社會保障，以社會公義為社會再分配的原則，使我們的社會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政府盡快推出失業救濟金，并增加標準稅率及利得稅，恢復遺產稅，使社會的分配更為合理、公平。　　

四、重訂企業在社會的角色，使他們除牟利外，亦負起為社會營生的責任。我們應盡快推動最低工資立法，保障工人權益。　　

五、改變市場文化，引入人文思維。政府可派發有特定使用限制的消費券，此券只適用於非大型商場內、非大型連鎖店集團及租金低於一定水平—例如平均市值租金 —的小商店小商販，以促進社區另類消費，保護有地區特色的小本經營者的經營權，保育各有特色的小社區經濟。同時，推動綠色的、可持續發展的良心消費者文化，不再鼓吹等同浪費的消費。　　

六、規管公共事業，實際服務社會。立法收緊公共事業如港鐵、巴士公司、煤氣、電力公司、隧道公司等的利潤，限制他們牟取暴利；這些公共事業都會直接影響到民生。現時對它們的利潤和定價的限制根本過於寬鬆，使小市民營生的成本大大提高。　　

七、改變經濟發展政策的思考范式，讓資源落到基層手中。一直以來，政府各種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都是以照顧上層利益為先。以大型基建為例，政府花巨大公帑，也只有少于三成的錢會創造惠及基層建筑工人的職位。其餘大部分的錢只會流進外國顧問公司、國內配件生產商及建筑公司中上層的口袋中。　　

八、人文規劃城市發展，落實民主社區參與。我們主張城市的規劃要有人文視野，以人為本。涉及到社區發展的工程，必須要照顧到當地居民生活模式和社區網絡。我們尤應著眼保存不同社區的風貌和特色，透過提倡保育、推廣自下而上的民主規劃方式，建立和保存大小社群的社區網絡。因此，我們的城市不應淪為地產商漁利的資本，不能成為他們交換利益的平臺。　　

九、大學要當社會的良心和知識的燈塔，引領社會走向前而非被市場牽住鼻子走。是故，應極力避免教育商品化和產業化，大學不是大小企業的人力資源培訓所及賺取外匯收入的機構，而是付出持續的努力，研究香港在全球當中的戰略價值和定位。　　

十、開放大氣電波，打破意識型態壟斷。我們亦不能忽略傳播媒介對社會的影響力。開放大氣電波有助使更多的人民電臺和社區電臺成立，打破現時主流媒體的壟斷，使社會有媒體力量挑戰主流意識型態。我們亦建議立法規定商營電視臺減少供應鼓勵變相賭博的財經資訊時段，改為播放及增加製作文化藝術節目，使我們不必再受經濟至上的思維轟炸，可以接觸更多的文化資訊，一方面推動香港的文化發展，一方面也能對我們的社會有更多的人文的反思。　　

我們的十點要求，只是我們的社會的重構、香港的重新定位的第一步。一個美好的未來，斷斷不可能在整個社會只懂、只能追逐金錢的環境下到來。我們應徹底拋棄以金融價值衝量一切的思維，不再讓這套思想主宰我們的社會、不再讓這套思想的鼓吹者指點我們的未來。　　

這是香港的社會良知深刻反思社會實際后，發出的時代吶喊。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是世界上公認的資本主義發達地區。而香港又是深圳學習、趕超的標桿城市(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語)。香港社會遇到的深層次問題，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似乎很難解決。不容置疑的是，香港現在遇到的所有社會問題，在深圳都或多或少地客觀存在。作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深圳特區來說，現在不再是簡單地向香港學習、看齊，而是要勇敢地跳出框框，率先進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有人不是高喊“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嗎？那么，他們所標榜的“政改”的目的是什么？有網友說，我們需要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步應該是頒布《懲治漢奸法》和實行責任追究制度。對于近年來把中國600噸黃金運往美國、把9000億美元外匯買成美國國債、讓分裂國家罪證確鑿的熱比婭赴美國“保外就醫”等漢奸行為進行調查審判。對于近年來2億人失業、2000萬婦女賣淫、三鹿奶粉受害兒童3000萬、數十萬億人民的公共財產被少數人私分、食品住房價格飛漲的責任進行徹查”。進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紛繁浩大的系統工程，必須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就是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中說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按照這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立“政改”特區，可以實行以下“政改”試驗。　　

一是在政治民主方面推行民主選舉。民主選舉縣（區）鄉（街道辦事處）的行政主官，在黨內實行黨員差額民主選舉縣（區）委書記、鄉（街道辦事處）黨委書記；在公辦學校、國有企業、行政事業單位民主選舉行政主官。對特區的立法，參政機構進行直選。　　

二是對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的市場化過程中存在的弊端進行清理整頓，推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三是實行公共治理信息公開，建立陽光財政。行政機關的預算必須由立法機構審批，并嚴格進行監督，以推進建立廉潔的政府。　　

四是制定合理的官民比例，精簡行政管理機構、精兵簡政，建立廉價的政府。進一步壓縮公共行政管理成本開支，可持續性地加大對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和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　　

中國現代社會的政治多元化，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多樣性在世界發展史上也不多見。按照鄧小平的理論，在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在香港、澳門和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保持50年不變。這個理論的精髓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必然要優于資本主義制度，取得比資本主義更快的發展速度。掌握了這個理論精髓，就要付諸于行動。在政治上，大陸和香港、澳門、臺灣“兩岸四地”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大陸的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特區是實行社會主義社會改革的特區，香港、澳門、臺灣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區，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加快發展。但在經濟上要一視同仁。對此，有網友評論說“對所有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很重要。現在的實際情況是，不管是港澳臺，還是國外的企業，只要是資本主義的，都享受超國民待遇。有些人生怕資本主義干不過社會主義。很不正常”。 對現在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地區要施行同等的經濟政策，包括財政、稅收、海關、進出口貿易，承擔國防開支等，也就是要在同等條件下，充分發揮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優勢，最終實現新的融合，進一步加快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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