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香港特區六大社團發起“全城一心，共創豐盛未來”活動，以支持特區政府將在本周五（1月14日）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60億港幣的申辦經費，包括行政長官曾蔭權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等主要官員，以及國際奧委會委員和港區奧委會主席霍震霆在內的1500多位社團成員、市民和學生參加了活動。

這里需要稍微說明一下的是關于亞運會舉辦時間的調整：2009年7月3日，在新加坡召開的第28屆亞奧理事會代表大會作出重要決議，將亞洲最重要的綜合性運動會——亞運會的舉辦時間推后一年，從原來早于夏季奧運會兩年，變為早于夏季奧運會一年。由于2014年亞運會已經確定由韓國仁川主辦，這意味著，原本將于2018年舉行的亞運會將在2019年舉行。與此同時，亞洲室內運動會和亞洲武術運動會將合二為一，成為一個新的綜合性運動會。這樣，亞奧理事會旗下的6大賽事將縮減到5個，分別是亞運會、亞洲冬季運動會、亞洲沙灘運動會、亞洲室內武術運動會和亞洲青年運動會。那么，香港可以申辦的最近的亞運會，一個是2019年，一個是2023年。

曾蔭權在致辭中，特別對港區內反對申辦亞運會的主要理由進行了駁斥【1】【2】，不久前曾在立法會答復議員質詢的曾德成也專門發表了《‘申亞’有長遠體育政策支持》一文。但從2009年12月香港東亞運動會神奇一刻開始引發、在2010年11月廣州亞運會輝煌一刻開始發酵至今的香港申亞討論，卻至今尚未在特區上下獲得壓倒性或者至少是大幅度的支持率。個中原因，目前的各方面分析報道已經較全面了，無需在此贅述。但若仔細觀察特區政府對各種反對聲音回應的主要觀點，乃至于將視野延伸至香港特區以及更早之前的港英殖民地有關體育工作、體育事業、體育發展的成長脈絡，就不難發現，香港目前仍未具備申辦亞運的軟硬條件。

從硬的方面說，雖然有舉辦過東亞運動會剛打下的場館基礎和其它基礎設施條件，但若按照亞洲的奧運會——亞運會的檔次來說，這些條件可謂微不足道【3】。一個最新的情況是：從本屆廣州亞運會開始的第一屆亞殘運會，將按照奧運會與奧殘會的模式在亞運會后連續舉辦。雖然較為熟悉香港社會情況的我們也能經常看到清晨在尖沙咀海濱晨跑的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踢足球打網球的年輕人，在赤柱圣斯蒂芬灣海域揚帆的帆船帆板運動員，在大嶼山和新界、港島的鳳凰徑等郊野步道遠足的登山愛好者，但作為一個以申辦亞洲運動會為目標的地區而言，港區在體育場館上的欠賬很多。而由于香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為反對而反對的聲音恰恰被過度放大——這在廣九高鐵香港段項目的上馬過程中，得到了最生動的體現。以小挾大的“多元訴求”反映出的，也正是這種顛倒個人與團體、少數與多數、列舉問題與解決問題之間巨大的意識形態和認識論、方法論鴻溝。在這種政治形態和社會意識長期存在的情況下，落筆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真金白銀的撥款行為上，就無形為香港體育設施硬件條件的改善增加了極大的變數。另一個可以參考的例子是：近期同樣爭論無數的港鐵港島線南線工程，預算相比幾年前的金額已飆升了一倍還多——香港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和物資價格，將是引發社會對申辦成本爭論不休的一個被有意無意忽略的重要因素。

從軟的方面說，從港英殖民地時代開始，體育在港區的地位，一方面是作為英國殖民者的“優雅專利”，在設施興建和設施使用上極大屏蔽了中國老百姓參與規劃、選址和使用決策的機會，這可以從香港南華足球隊延續至今條件簡陋、缺乏投入的窘境得以一窺。另一方面則是不均衡地扭曲體現在賭馬、賭波的市民“文化”中。養馬是財富的象征，是進入上流社會的身份證；賭馬是釋放生活和工作壓力、高度商品化和功利化的下層市民的精神家園；賭波則成了足球運動員和其他從業人員吃完青春飯后謀求安身立命的某種“不得已”的“投資渠道”，成了莊家發財致富的“體育大麻”、“足球鴉片”。當然，我們并不是對香港賽馬會多年來在慈善事業、教育事業、科技和民生事業上的巨大捐贈視而不見，這本身也反映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賽馬會之道，但這同樣無法掩飾700多萬港人在個人世界和生活軌跡中，對體育即為民生這一基本常識的空前無知。

無論是曾蔭權特首還是曾德成局長，在其不同場合對申亞的表態中，均反復說著同一句話，即：承諾申辦亞運不會減少民生開支。但一個最大的事實是：體育恰恰是民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體育開支本身就是民生開支的組成部分。離開了競技體育事業和全民健身體育的協調發展，一個社會便不能稱其為民生優越的社會。順便指出：那種把中國的競技體育蓄意抹黑，卻視而不見眾多競技體育弱國對新中國建國以來競技體育成就高度贊揚和羨慕；蓄意把中國的競技體育貶低得一無是處，卻視而不見新中國建國以來競技體育成績帶給不斷探索和建設自己國家的中國人民的強大精神動力，除了用“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帝國主義殖民霸權主義和一張嘴巴、兩副面孔的酸葡萄心態來解釋，我們看不出還能有其它合乎正常邏輯的理由。讓我們回到香港申亞的體育與民生之辯上來：支持申辦亞運會的港人，為什么非要自己把體育與民生對立起來，授人以柄、給人口實呢？！

再把視野放寬一點，港英殖民當局的時代，香港作為當年的經濟四小龍，整體生活水平不可謂不高。但在精神世界里呢？除了賺錢，除了在商場上力爭打破英資壟斷局面、改變華商處境之外，可謂乏善可陳。換句話說，這也是以振奮中國人精神的李小龍和功夫電影在那一時期迅速得到底層中國人喜愛的重要原因之一。再看看同是四小龍的新加坡，彈丸之地而整體富足，但黃皮白骨、自詡為身居亞洲的西方人的新加坡人，除了甘當美國的二等仆人（只有英國配得上一等仆人）挾洋自重而貽笑大方之外，其精神家園可謂荒蕪而空虛。

正是基于香港在上述軟硬兩方面尚存巨大的認識落差，正是因為香港某些把持傳播媒介的“知識精英”對民主的濫用、對民生的曲解、對民意的誤導，使得無論是掌握行政權的特區政府和擁有發展權的香港運動員和廣大青少年，在與反對申亞的組織和人群辯論的過程中，總是處于被動挨打、忙于解釋、疲于應付、渾身是嘴也說不清的“道德劣勢”之中，被所謂“好大喜功、個人風光、擠占資源、妨礙民生、少數人得益”的大帽子一頂一頂地扣在自己頭上。

我曾經對特區政府對申亞的一系列說明解釋工作樂觀其成。但通過思考近幾年來香港社會種種扭曲的價值觀和輿論導向，比如自我感覺良好、自我封閉自我隔絕、動不動就要求特區政府向中央單方面要政策，在粵港區域發展中非常依賴于政策支持下的不公平競爭，總想獨占華南地區的所有資源而處處回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責任和義務，尤其是在前海地區的開發上無端阻礙深圳的產業升級和競爭能力增加，在國家照顧其連接全國高速鐵路網絡問題上放大局部利益、犧牲整體利益的利己主義民粹泛濫，都讓我興致闌珊。上述這一切無一不顯示出：在區域經濟尤其是祖國內地高速發展30年后的當下，正面臨產業轉移和產業接續困境、區域競爭空前加劇、對自身定位缺乏自信和缺乏高效執行能力的香港特區，社會上卻逐漸彌漫了繼續自大與逐漸自卑、曾經的敢于競爭與眼下的害怕競爭、絕對優勢的逝去與相對優勢的衰弱相互交織的想贏怕輸、高不成低不就風氣，這是很要不得的。

在這種風氣得到明顯扭轉之前，個人覺得，香港沒必要討論申辦亞運之事。無論是只花60億辦亞運，還是將花2萬億為民生，說到底，根本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以什么樣的心態和目的去辦亞運的問題。有雪中送炭的，如當年的北京亞運會；有錦上添花的，如前一屆的多哈亞運會，香港必須要搞清楚，自己究竟屬于哪一種。對于自負為更具獨立思考力的“經濟動物”港人而言，他們或許需要的，真的不是大型體育賽事所帶來的團結和集體意志。

注釋：

【1】曾蔭權強調，香港一直在推動體育工作，而舉辦大型運動會和推動體育文化相輔相成，申亞可以讓社會有清晰目標去推動各項相關發展。至于有外界質疑香港未做好推動體育的工作，就申辦亞運，是“未學行、先學走”；又有批評指政府不搞亞運，就不肯為體育投放資源，曾蔭權列出連串數據逐一反駁。他指出，過去五年，特區政府已完成了超過35億元的體育設施項目，并投放18億元重新發展體育學院，亦會投資約300億元興建多項新體育設施；而未來12年，政府會投入約70億元，加強支持精英運動員和推動普及運動。“對于推動體育，我們絕不會是‘三分鐘熱度’。能夠舉辦亞運，對于推動體育當然是一劑有力的‘強心針’；即使未能成功，剛才所提的體育投資，一分一毫都不會減少。”

【2】對于有人質疑政府將錢花在亞運則會減少其他的民生投入，曾蔭權重申，從現在到2023年的12年內，香港投放在教育、醫療和福利方面會一定超過2萬億元。“不論是否舉辦亞運，政府在民生項目的投放不會減少，只會增多。”

【3】按照新的賽程，除了亞冬會舉辦年份有兩個重要的綜合性賽事外，每年都只有一個綜合性賽事。以2016年至2019年的“奧運周期”為例，亞奧理事會將在2016年舉辦亞洲室內武術運動會，2017年舉辦亞冬會和亞青會，2018年舉辦亞洲沙灘運動會，2019年舉辦亞運會。此外，從2014年仁川亞運會開始，亞運會的規模將縮減至35個大項，其中包括28個奧運項目和7個非奧項目，以利于亞洲規模較小的國家和地區也能有能力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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