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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浦江一兵 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已經告一段落，但輿論并未完全平息。近日，宜黃縣政府一位官員投書新世紀周刊財新網，對強拆自焚事件進行分析和梳理，聲稱，“強拆并非地方政府所愿，這里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被高漲的地價和房價吊足了胃口的農民，做夢都想依靠政府征地實現一夜暴富的夢想，在種情況，要政府與被拆遷戶就補嘗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可以說難以上青天，于是被征地戶、被拆遷戶越級上訪告狀便成為常態。而地方政府為實施地方發展戰略，強拆更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在這里人們不禁要問: 被高漲的地價和房價是誰吊起耒的？是農民嗎？這地價和房價不正是你們地方政府一手抄出耒的嗎？房產商的房價是和地價有著密切的聯系，筆者因在房產公司工作工6年，略知房價成本，土地價格也是推高房價的禍根之一。現在的土地價，由于政府采取了拍賣形式，使土地價暴漲，一般要達到數十到百萬一畝【農村地區】，按照建筑規定容積率是1:1.5，即每畝允許建造1000平方米，那就是說，房產商什么都沒動，這樓板已要數百到數千元一平方米了。你政府對農民的拆房補償評估價一般是數百元一平方米，加上土地征收等其它補償，也達不到房產商的房價。就算拆除100還100，但農民失去了土地也就是失去了生產資本，你叫農民以后怎么生活？在這種情況下，被拆遷農民不拒拆，不上訪才怪！ 這個官員，還把他們違法拆遷的處理，歸罪于媒體推波助瀾，是上級政府打擊了干部職工的工作積極性，怪罪對他們違法拆遷的處理，使宜黃的發展可能后退五年。對縣委書記邱建國、縣長蘇建國被免去職務。同日，新任領導到崗。對此類事件如此嚴厲的問責，可以說在我國是史無前例。更為氣人的是，他竟然聲稱：“沒有強拆就沒有我國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一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真是滿口胡言！ 請問一下，61年耒在沒有強拆前中國是舊中國？引深一下，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新中國？如是新中國的話，那這個新中國是否不是共產黨打出耒的？國民黨反動派強拆得耒的嗎？ 在新中國成立61年來，共產黨的政府里們竟然會存在這樣的官員。對執政理念如此混亂的官員，不是為貪官抬橋子的小人，便是本身就是個有問題的官員！ 從這個官員的言論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上的問題是如此的嚴重！正象“新世紀周刊財新網”所説，“他的文章反映了基層政府和官員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國要實現依法行政，以德治國還任重道遠呀！ 宜黃官員為強拆狡辨: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作者:臨泉之樹 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已經告一段落，但輿論并未完全平息。近日，宜黃縣政府一位官員投書本網，對強拆自焚事件進行分析和梳理。本網認為，他的文章反映了基層政府和官員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故全文發表。從標題到文字，本網未作任何改動。此文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特此說明。--編者(新世紀周刊財新網)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慧昌 一起普遍的政府強拆工作，因為被拆遷當事人不慎燒傷，而成為全國關注的公共事件，也使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江南小縣一夜成名。目前，事態已趨于平靜，被燒傷的當事人正在積極接受治療，事件相關責任人已受到處理，政府各項工作已步入正軌。宜黃猶如一艘遭遇突然風暴而擱淺的航船，風暴過后又重新啟航了。不過，事件對宜黃快速推進之中的城市化建設是一個沉重打擊，要使這項工作完全恢復到事發前的發展態勢尚需時日。筆者以為，在強拆燒傷事態基本平息之后，對整個事件作一簡單分析和疏理是必要和有意義的。 事件發生始末 9月10日，宜黃縣政府為新客運站建設進行例行的強拆動員工作，在工作過程中因處置不慎，導致3名被拆遷當事人燒傷，強拆動員工作遂因此停止，被燒傷的當事人在縣醫院初步救治后，因傷勢較重轉入省一附醫院繼續救治。事發的第二天，數張當事人被燒傷的現場照片出現在網絡上，很快這些照片及文字報道被眾多網站轉載，從而引發了全國網民的高度關注。剛開始只是一些非主流網站介入事件的報道，幾天之后，主流媒體介入其中，使事件驟然升級，并迅速上升為一起全國關注的公共事件，最終引起了市、省乃至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 9月16日，縣委主要領導親赴機場，安撫受傷者家屬，勸說其放棄越級上訪，就地解決問題。9月17 日，被燒傷的當事人之一葉忠誠在醫院不治身亡，尸體被運回宜黃。9月17日，事件引發當地政壇地震，8名事件相關責任人受到處理，其中書記、縣長被立案調查。9月18日以后，省市相關調查組進駐宜黃對事件進行調查。10月10日，縣委書記邱建國、縣長蘇建國被免去職務。同日，新任領導到崗。對此類事件如此嚴厲的問責，可以說在我國是史無前例的。 無庸諱言，這一事件對宜黃造成了重大負面影響，縣主要領導遭遇輿論的強大壓力，眾多與城建和招商引資相關的項目基本停止。縣領導的主要精力用于處理善后和“滅火”工作，一些干部職工的工作積極性遭遇重挫，全縣上下對此事議論紛紛。很多人擔心，如果因為這一事件導致正在進行中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停頓，那么宜黃的發展可能后退五年。 媒體推波助瀾 宜黃強拆事件發展成為公共事件源于媒體的介入，尤其是互聯網的介入。從事發開始，整個過程都有記者跟蹤報道，隨時把相關情況發到網上。接受媒體監督本也是政府工作的題中之義。記者客觀公正的報道，有助于社會公眾了解事件真相，給存在類似問題的其他地方發出警示，促進當下正在火熱進行之中的城市化運動健康發展。但縱觀這一事件的發展過程，一些記者的報道未必都遵循了客觀公正性的原則。事件在網上傳播開后，各種報道和評論出現了一邊倒的局面，即指責當地政府、炮轟強拆政策、同情并聲援受傷的當事人。當然這也沒錯，不過事情總要一分為二，站在中立的立場，考慮事發的前因后果以及當時具體環境，并且把事件放進我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運動大背景之下，對事件作冷靜、客觀、深入調查分析的報道也是需要的。 一些記者的報道顯然與事實有出入，其中不少是記者的主觀臆斷。為了達到他們想要的某種效果，一些記者發揮其豐富的想像力對原始材料進行符合他們意圖的篩選和剪輯。如，本是當事人把一床被子點燃從樓上丟下來，被寫成人燒得像火球一樣滾下來。如，把縣委書記親赴機場安撫當事人并勸說其放棄越級上訪，就地解決問題說成是機場截訪，甚至把當事人簡單的上洗手間的小事，演繹成“廁所攻堅戰”、“實現版保持通話”，并因此指責縣委書記侵犯人權。有人對上傳網絡的照片進行了仔細辯析，認為如此高清晰和精準的照片，絕非業余水平，也絕非現場抓拍。因此，坊間有人說是強拆燒傷事件的發生、發展是某些人的陰謀(當然，意外燒傷不在其中)，是政府上套了。對此筆者不敢茍同。不過，包括記者在內的圍繞在鐘家周圍的一些人，也許沒有人們想像的那么簡單，他們也未必個個都是充滿了正義的善人。這些人是不是造成鐘家悲劇背后的另一只推手？他們除了“扶弱抑強”的目的之外，還有沒有別的一點目的？筆者不敢妄加猜測。 這種用寫小說的手法來描繪引起社會轟動的事件的手法，大概就是西方60年代所謂的融合小說的創造想象力及新聞記者的采訪技巧的“新新聞主義”吧。 顯然，某些記者迎合和利用了社會公眾的某些心理，力圖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他們所希望發展的方向。處在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時期的我國，以收入差距為突出標志的各種利益關系和利益矛盾的沖突，使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對社會、對政府存在一些不滿，這些不滿平時沒有辦法發泄，政府負面事件的出現，使人們找到了發泄的目標。再有，人在內心都有追求崇高的欲望，這就是同情弱者，鞭撻強者，匡扶正義。然而，這種欲望平時在現實生活當中，迫于各種壓力實現不了，而在虛似世界里實現起來就容易多了，而且沒有任何風險。當然，這也沒錯。 正是這個原因，政府的負面事件往往能夠迅速抓住人們的眼球，引起網民的強烈關注和共鳴。其實，對于許多網民來說，對于事件本身的是非由直并不特別關心，當然，他們也沒辦法、沒必要把事實真相弄得那么清，他們關注事件更多的是出于一種心理折射和情緒渲瀉。 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也是負面事件迅速發酵的重要因素。人們寧肯相信弱勢一方的種種說法，哪怕是這種說法可能漏洞百出，而不愿相信政府一方的說法，哪怕是這種說法合情合理。 這個事件發展到今天的結果，在讓人們為輿論監督叫好的同時，也讓人們隱約地感到“筆桿子殺人”的厲害，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這次事件，從某個角度看，如果把事件的升級以及相關領導被處理看成是一種草根民眾維權成功或勝利的話，那么與其說是鐘家的勝利，不如說是記者的勝利，是互聯網式民主的勝利。互聯網式民主的出現顯然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不過它也是把雙刃劍，用得不好也很容易走它的反面。 崛起中的宜黃 宜黃縣近年來的發展是有目共矚的。在短短幾年時間，一座新城撥地而起，身在其中感覺與沿海發達地區幾無差別。置身宜黃感受她的昨天和今天，宛如夢境一般。還有那一片片嶄新的工業園區，工業有史以來真正成為這個縣的經濟支柱，尤其是塑料等一批產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到在全省乃至全國都占有一席之地。這對于幾千年依靠傳統農耕謀生存的贛東山區小縣來說是破天荒的，是具有彪炳史冊意義的。統計數據表明，宜黃縣2009年全縣GDP 21.51億元，是2005年的2.12倍；財政收入2.53億元，是2005年的4.36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7億元，是2005年的6.19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24億元，是2005年的4.85倍。 宜黃近5年的變化超過前10年，近10年的變化超過前20年。宜黃的發展變化，折射出了整個江西乃至整個國家的發展變化。宜黃的發展變化是近年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建設快速發展的一個縮影，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趕超沿海發達地區的一個成功樣本。置身宜黃，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發展脈絡，可以聞到我們這個國家邁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鏗鏘步伐聲！ 宜黃縣這些年的發展變化，與近幾任縣領導的殫精竭力和廣大干部群眾的群策群力是分不開的。盡管其中也的確實包含一些領導急功近利爭政績的因素，但它客觀上促進了宜黃的大踏步發展。尤其是縣委書記邱建國，此人閱歷豐富、辦事干練、事業心極強，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縣級領導干部，他在宜黃擔任縣長和書記的5年，正是宜黃發展最快的5年。老實說，宜黃縣能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實現跨越式的發展，能夠在全市乃至全省脫穎而出，這個人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因為此，前幾年傳說他要調走，宜黃許多老干部聯名上書市委，要求他繼續留任宜黃。 當然，宜黃的工作也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一些干部職工對于領導關心下層干部職工較少、工資待遇較低等頗有抱怨，對一些單位無節制吃喝揮霍、一些領導以權謀私、一些權力部門辦事索拿卡要、一些勞民傷財的工程，如“一大四小工程”，以及把大量的錢砸到新城區是否符合全縣人民的利益等頗有微詞。 強拆，無奈的選擇 強拆并非地方政府所愿。這里涉及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這就是發展成本的問題。中西欠發達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相比落后至少二十年，中西地區財政困難，又普遍存在冗官、冗員、冗費等問題， “吃飯”與“建設”的矛盾十分突出。搞城市建設需要進行大量的拆遷，如果遷就被拆遷戶的利益訴求，大幅度提高拆遷補償標準，政府肯定吃不消。而與此同時，被高漲的地價和房價吊足了胃口的農民，做夢都想依靠政府征地實現一夜暴富的夢想。在種情況，要政府與被拆遷戶就補嘗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可以說難以上青天，于是被征地戶、被拆遷戶越級上訪告狀便成為常態。而地方政府為實施地方發展戰略，強拆更在所難免，或者說不得已為之，否則，一切發展免談。 宜黃縣的拆遷補嘗標準應當說還不算低，尤其是近年的補嘗標準提高了不少，相對周邊的臨川區等地算是高的，一般都遠高于市場平均價。其實拆遷戶應當也是城市化建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如果政府不開發，你地皮、房子有那么值錢么？怎無奈，如今社會物欲橫流，誰的心會滿足呢，正如古人云：“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強拆容易出問題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為容易出問題就放棄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問題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會不會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實在說，就要靠運氣了。這次宜黃強拆出事，顯然與以往強拆一般較為順利有關，因此在對鐘家實施強拆可能出現的問題估計過于樂觀，現場處置也存在一些疏漏，同時，對于因不滿政府強拆而聚集起來的、愈來愈強大的負面力量(尤其有記者加入其中)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件事發生在宜黃，但強拆問題全國普遍存在，因此，從某個角度看，是不是可以說，宜黃事件是我國城市化運動過程中的一個犧牲品，筆者不敢妄下此結論。當然不是因此就說處理相關責任人不對，面對全國各地愈來愈猛烈的強拆風暴和由此引發的大量被征地農民的維權抗爭事件，高層出手殺一儆百大概是必要的。 當大家都在對強拆政策口誅筆伐的時候，似乎大家都罔顧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強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見，當您安住在寬敞舒適房子里、當您行走在寬闊明亮的大街上，當記者住在高級賓館揮筆寫就痛斥強拆政策文章的時候，您是否想過，您腳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強拆手段征來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我國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一個個“嶄新的中國”，是不是因此可以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 事件的深層原因 如果中國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那樣，只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謂的消極政府，不去積極干預經濟和經濟生活，就可以當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強拆了。但在中國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作為后發型現代化國家，要實現民族復興、要趕上西方發達國家，這就決定了積極政府是當代中國現實和必然的選擇，盡管它非理想模式。事實上我們一以貫之地貫徹積極政府的理念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功。不過，積極政府理念也象一把雙刃劍，如過了頭，可能降低了市場的功能，擠壓了社會的空間，對私權保護泛力等。 有人常拿中印兩國發展做比較，印度落后于中國有多種原因，但不能像中國這樣最大限度地調控經濟和社會資源(包括像征地這種事)是重要原因之一。在類似印度這樣的國家，要搞公共建設通常很不容易，如要修一條路往往好幾年都解決不了征地問題。如此，表面上看似乎是好事，因為它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個人的權益，但事實上卻是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最終個人的長運利益也受到損害。當然，僅憑此不能分出兩國制度孰優孰劣。 過高和過低估計農民的覺悟都是不對的，都會犯主觀主義的錯誤。農民的任何要求都支持，貌似占據道德制高點，實則無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最終還會損害他們的根本利益。毛澤東他老人家不是也曾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嗎。 依法行政是必須的，但一切機械照搬法律，同樣會犯本本主義的錯誤。法律并非一用就靈，其中的問題很多，如所謂的“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律化”的問題；如精英治國模式下的立法者脫離實際、脫離民眾的問題等等。過去，我們在討論三農問題時，常有這樣的感嘆：幸虧中國的法律沒有完全執行，否則農村就要被搞死了！這種觀點雖然偏頗，但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以德治國”， 可謂切中要害，也寫進了黨章，可是落實起來很難。其原因在于我國包括為官之道在內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丟失，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的斷代已有80年之久，由此造成整個社會道德水平的下降，官沒有官德、民沒有民德。官民缺乏理解、信任，再什么法律政策也沒用。優秀民族傳統文化的恢復需要解決意識形態方面的某些問題，盡管“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寫進了黨章。 從根本上，我國依然是人治的國家、依然是官本位的政府。君不見，政府負責行政復議的法制辦和負責行政訴訟的法庭門可羅雀，而信訪局卻人滿為患。我們精心為公民打造設計的現代救濟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棄之如敝履，仍然習慣選擇上訪尤其是越級上訪，而且的確只有這樣才有效果，這和幾千年前的攔轎告狀有什么區別？由此，筆者想到一句很經典的話：“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 宜黃強拆燒傷事件終將過去，只要地方要發展、只要城市化沒有停止，強拆工作就依然要進行下去。希望各地從這一件事中吸取教訓，避免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也希望今后的政府強拆工作更加規范、更加注重被拆遷人的權利，藉此推進我國城市化運動的健康發展。宜黃是宜黃人民的宜黃，希望宜黃各界人士、廣大人民群眾同舟共濟，全力支持政府的各項工作，我們有理由相信有各級黨政組織的正確領導和關懷，宜黃的明天會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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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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