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教授曾對媒體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一次參加某項目評審會，周六下午剛接到通知，周日上午手機里就收到6個陌生人發來的短信：“請多關照”，“歡迎來我校做學術報告、考察交流”……“我當時很納悶：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當評審的，我的手機號碼是誰透露給他們的？”

　　事實上，施一公的這種遭遇，只是我國科技界眾多“潛規則”中常見的一例。

　　咨詢組專家塞項目

　　復旦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長江特聘教授陳良堯在申請“973計劃”項目時，曾意外地收到過一封電子郵件。

　　生于1950年的陳良堯1987年畢業于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物理系，獲博士學位，1990年回國，先后在復旦大學物理系和光科學與工程系任教授，后又擔任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

　　來信人是“973計劃”項目咨詢組專家。按規定，這些專家不能參與項目申報。陳良堯說，這個僅在某次會議上與他有過一面之交的專家，不知從何處獲知他正在組織某一課題的申請，來信直言不諱地提出：“我很希望能安排教師在您領導下接受一個子課題”，并稱，“本人因進入咨詢組，不能承擔或參與973課題，故而愿意安排教師能在您領導下開展科研工作”。

　　多次申請“973計劃”項目未果的陳良堯接受了這一提議，他說，接下來，費了很大勁兒和很多時間，經多次修改，才終于將該“咨詢組”專家安排的老師揉進了不同的子課題。課題組的其他成員不理解，他也不便作出解釋。

　　進入中評的答辯階段，陳良堯很驚訝地發現該專家也在座，此人竟然是這次答辯專家組成員。“彼此都只能裝作互不相識的樣子，他也不痛不癢問了幾個問題”。

　　陳良堯自以為有出線的希望，不料煮得半熟的鴨子飛了。

　　第二年，陳良堯驚訝地發現，這位專家竟然從另一課題組成功地拿到了一個完整的子課題。

　　然而，更讓他驚訝的事情在于，在其后的某次會議上，他碰到了這位專家，這位專家扔過來一句話：“老陳，到處都是黑匣子”。

　　“我禁不住想，您不也就是其中的那個黑匣子么！我也理解他的無奈和解釋，他是看到了還有其他"大鱷"所布設更多黑匣子陷阱的陰暗面。”陳良堯說。

　　自“973計劃”誕生以來，陳良堯年年申請，年年遭遇滑鐵盧。他自認為自己的項目組很有實力，且每年都花三四個月時間精心準備申報，卻每每敗于一些在他看來并沒多少競爭力的團隊，這讓他感到非常憤懣，也讓他禁不住反思起科研經費分配體制中的問題來。目前，他已在《科學網》的實名博客中，撰寫了多篇講述科研經費分配黑幕的文章。

　　比如有些年份，從申請指南公布到項目申請日期截止，只有很短一段時間，讓大多數人來不及準備，卻見有的課題組交上去的是經過了充分準備的申請書。

　　再比如，有一年他過了第一輪書面評審，進入第二輪答辯后發現，他面對的評審來自于生物、微電子、光電子、計算機、網絡、通信、軟件等諸多領域，這其中，許多專家顯然缺少某一領域的基礎專業知識，也無充裕時間在現場對項目的科學性和合理性進行仔細核實和審議。

　　至于像專家給他寫信往課題組里“塞人”、跑項目拉關系等科技界的“潛規則”，也隨處可見。他認為，這些不正之風正吞噬著中國寶貴的科技資源，腐蝕著科技機體，敗壞了學術道德和風氣。

　　專家評審組淪為“分錢組”

　　對于饒毅和施一公在《科學》上發表的社論中提及的“"專家意見"不過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員及其賞識的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理解”這一觀點，很多人都表示贊同。

　　西安交通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一位教授曾參與舉報該校長江學者李連生的學術不端問題。在他看來，李連生也不過是當前虛浮學風中的小小一例而已。官員和少數教授成為利益共同體的問題，在科研界早已見怪不怪，“只要一看指南，就知道什么項目會被列進去”。

　　他說，所謂“跑部錢進”，就是說教育部、科技部等，要多跑動，多拉關系就可能有錢進。巨額科研經費掌握在少數行政主管部門官員手里，這是造成權力尋租、“跑部錢進”的根本原因。

　　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地質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汪品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現在國家實施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有很多百億元級的科研項目。一些上億元的大項目都讓司長、處長們管著，一個處長就可以操持上億資金。

　　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唐安國教授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些爭取來的科研經費還有可能成為向官員、專家行賄的來源。這包括：第一，送回扣。有的項目經費至少拿10%%打點關節。一般一個專家的回扣為項目申請費用的2%%~5%%。其次，送項目。專家評審通過了總課題，科研人員就拿子課題賄賂對方。

　　事實上，陳良堯所遭遇的，正是“咨詢組”專家像索要賄賂一樣直接索要子課題。

　　這樣的結果是，科研經費的分配，不是基于學術水平的優劣，而是靠關系，專家評審組也因此淪為了“分錢組”。這必然使一些優秀的科研團隊被排斥在外，相反，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隊伍，卻攫取了巨大的利益。

　　廣州某高校一位長江學者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在國外呆了很多年，回來后發現吃大虧了，因為我不認識人啊，沒有關系，拿項目很難。”他也親眼見到：“很多我們認識的教授，做得不怎么樣，但是會忽悠、會喝酒，他就總能拿到各種各樣的基金，至于他拿了錢干什么去了，誰也不知道！”

　　上述西安交通大學的教授表示，現在高校有一批這樣的人，學術不怎么做，但成天去跑項目、拉關系，項目跑回來以后，再拉扯出來一批人層層分包。“由于評審制度也很差勁，最后項目完成了，不是國際領先就是國際先進，實際上啥東西都沒弄出來，純粹就是瞎糊弄、大忽悠。我們有時候也笑談，這是在中國撈錢最沒風險的事了，像官員貪污受賄，說不定哪天還進去了，在中國，誰聽說過有幾個通過申請科技經費撈錢進去了的？”

　　評審者、申請者、評估者可能是同一人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教授表示，政府的科研基金分配中，一部分屬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每年增長較多，被用于基礎研究。對于自身有想法的科研人員，可以提交申請，通過同行評議和學科分析審議后，即可獲得。“這一部分的基金分配，是較為規范的”。

　　正如施一公和饒毅教授說的，問題就出在大型項目上，例如“973計劃”項目、“863計劃”項目等。

　　薛瀾說，這種項目的經費分配，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用于基礎研究、企業用于應用研究的基金不同，一方面對于研究領域有特定的指向，另一方面又要靠申請者自己有想法來申請。中間涉及到的專家機制，往往是最惹爭議的。

　　對于專業大型國家項目，政府人員必然需要科學前沿的專家來制定項目指南、進行專業的分析，但這也給了專家們一個機會，即在起草時，為自己的申請提供方便。雖然在分配機制中有相應的監督條例，例如限制重大科研項目首席專家的擔任年限等，但在一些非常前沿的領域，高水平的專家人數有限，這樣一來，無論是評審者、申請者還是評估者，很有可能身份重合。

　　“就好比運動員、教練員和裁判員，有可能是同一個人。”薛瀾說。因此在基金申請的過程中，運用私人關系、甚至出現權錢交易，都是有可能的。雖然引進了國外同行的評審制度，但薛瀾認為，在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里，很難擺脫私人關系的束縛，何況很多機構把“申請項目”當作有利于自己和單位的手段，費勁心思去經營關系，超出了研究本身的意義。

　　在他看來，中國現在需要建立公開、透明的重大項目擇選機制，需要建立學術共同體，“對于哪些是最前沿的，學者和專家們應該有一個共識”。除此之外，還需要出于公心的、有戰略眼光的科學家來綜合前沿專家的意見，做出戰略性的科研方向判斷。

　　小錢大審，大錢小審

　　在饒毅等人看來，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經驗表明，即使在當前的背景下，科技界仍然有可能建立比較公正合理的科研經費分配方式。在與魯白、鄒承魯合寫的一篇文章中，他們甚至表示，“比較科技部和自然科學基金，不難得出結論：科學經費從科技部轉給自然科學基金會就是一個可以較快地改善科學體制的方法”。

　　他們在該文中還表示：“目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只評審小規模的課題，大課題由部委管理而缺乏嚴格評審。這造成了中國熟知的問題： 小錢大審，大錢小審。事實上，比較合理的是自然科學基金會接管科技部的科學經費……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學基金會機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而有效地管理科學經費，管理成本將低于科技部。也就是說，現有的、行之有效的機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學經費分配功能。”

　　上述西安交通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教授也認為，當前我國這種科研經費分配方式亟待改變，最重要的是要打破行政主導科研經費分配的方式，讓行政人員退出科技的決策，而讓科技界各行業的專家來決定項目的優秀程度及項目經費分配方式。“只有真正回歸到了科研本位，人才本位，中國的科技才會有大發展。”

　　本報北京10月7日電 記者 葉鐵橋 實習生 蔣雪婕

　　兩教授直言不諱批評科研經費分配體制之后——“除了給我們悶棍，最常見的是冷處理”

　　“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在2010年9月3日出版的頂尖學術期刊《科學》上，一篇討論中國科研基金分配體制及科研文化問題的社論在國內引起了廣泛關注。有評論認為，這一社論“具有里程碑意義”。

　　這篇社論是由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教授聯合撰寫的。兩人都是從美國歸國的科研人員。2007年，時年45歲的饒毅從美國西北大學歸國，他曾任該校講席教授、神經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在2008年回國時年屆不惑，已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并獲得了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授予的1000萬美元研究經費。兩人的回國在當時都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并被認為是中國科技界吸引力增強的標志之一。

　　饒毅在全職回國前，就多次對中國的教育科技問題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在國內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在施一公回國后，兩人開始聯合發表文章，直陳中國教育科技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諸多建議。

　　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系最重要

　　在這篇發表于《科學》的社論中，兩位作者表示，雖然我國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但“研究經費分配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

　　作者認為，問題主要存在于政府各部門的大型項目上。這些項目的經費從幾億元到幾十億元人民幣，但學術優劣與能否獲得經費的相關性相對而言較小，“關鍵問題在于每年針對特定研究領域和項目頒發的申請指南。表面上，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畫"國家重大需求"；然而，項目的申請指南卻常常被具體而狹隘地描述，人們基本上可以毫無懸念地意識到這些"需求"并非國家真正所需，經費預定給誰基本一目了然”。

　　文章還揭露了一個中國科技界的“潛規則”：“每個人都很清楚：與個別官員和少數強勢科學家搞好關系才最重要，因為他們主宰了經費申請指南制定的全過程。”

　　文章還稱：“在中國，相當比率的研究人員花了過多精力拉關系，卻沒有足夠時間參加學術會議、討論學術問題、作研究或培養學生。很多人因為太忙而在原單位不見其蹤影。”

　　該文表示，面對這種現狀，要作出改變并非易事，科技界內部有代表性的想法分為三類：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部分反對不健康文化的人，因為害怕失去未來獲得基金的機會，選擇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變的人們則持“等待和觀望”的態度，而不愿承擔改革可能失敗的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社論只展示了中國科技界存在的問題，并概括性地提出這些問題已造成“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等危害，文章并沒有給出任何建議和解決問題的思路。

　　饒毅說，《科學》社論中之所以沒有提建議，是因為要“集中在一篇字數有限制的文章中，講清楚一件事情，而且要考慮到英文讀者對此類事情是否熟悉”。

　　各部委中下層管理人員有過度權力

　　對于這篇文章發表的背景，施一公因出國訪問沒有接受記者采訪，饒毅在寫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簡短的郵件中稱：“我們的意見并非新觀點，也非獨創”。

　　他稱，科研經費管理問題，是個影響很大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問題在過去一些年已備受詬病。記者了解到，很多科學家認為在這一問題上需要較多人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早在2004年，當時還在美國西北大學任教的饒毅，就與時任美國國立健康研究院實驗室主任、當時的中國科技部科學顧問魯白博士，以及2006年故去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生物化學家鄒承魯一起，合寫了《中國科技需要的根本轉變：從傳統人治到競爭優勝體制》一文。文中提出，科技經費的分配體制是“國家對科技管理的一個關鍵環節”。

　　該文列舉的很多現象跟《科學》雜志社論中的表述并無多少差異，比如，該文當時即指出，各部委中下層管理人員有過度的權力。“司局長、處長、甚至一般處員對科技經費分配有相當大的權力，包括設立項目、選擇評審專家、影響評審討論、個人邀人提申請。行政人員常按自己的意愿來選擇專家，可以操縱或影響決策過程……中國科技人員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員的關系，認為這樣的關系對獲得大量經費起很重要的作用。”

　　文章還認為，專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學術政治、但不方便專業評審的場合。“比如化學家可以被邀請到一個20個人左右的專家評審委員會，從一堆包括等離子物理到植物發育的申請中挑選資助課題。因為整個委員會沒有任何專家可以判斷這些競爭課題的相對優勢，"專家"的評估也就很難依據于課題的專業優劣。這樣，由部委組織的大課題評審，科技界的人際政治就常常代替專業的標準。”

　　該文比社論長，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議。比如就科技經費管理，該文就建議，要明確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將行政和科技分界，“一般行政人員應該退出科技的決策和影響”。同時，要建設“競爭優勝的科技體制”，將由某些部委控制的科學經費分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這樣有合理體制的基金管理機構，和中國科學院、教育部等直接進行科學研究的部門，技術經費則依據專業分到專門部委等。

　　問題絲毫沒有解決

　　在今年1月6日的一篇發表于《科學網》的博客文章中，饒毅就談到了科研經費管理問題，并失望地表示，“經費分配這個問題，可以說近年絲毫沒有解決”。

　　他說，他和魯白、鄒承魯發表于2004年的文章，沒有過時。

　　“在目前，不走后門正常申請經費，會屢遭悶棍。而搞拉幫結派得到后臺支持的、科學記錄并不很好的人，卻不難得到支持。”目前的問題不是好科學家沒有經費，而是差的科研人員，如果會拉關系，也能得到很多經費。

　　在一次經費申請過程中，饒毅被刷了下來：“一個組的間接反饋是說我沒有聯系他們，不尊重他們”。

　　在這次經歷中饒毅還發現，在國內成長起來的科研人員比海歸科學家更按國際標準行事。在支持他的組里面，有幾個專家是國內成長起來的。不支持他的兩個組里的專家，基本都是海歸。“評審的和被評審事先聯系、事后一道吃飯，這明顯違規，不符國際慣例。但在中國卻成了標準，而且奉行這樣標準的多數是海歸”。

　　所以他們在社論中寫道：“無須陳述科學研究和經費管理中的倫理規章，因為絕大多數中國研究界的權勢人物都在工業化國家接受過教育。”“這種潛規則文化甚至滲透到那些剛從海外回國學者的意識中：他們很快適應局部環境，并傳承和發揚不健康的文化。”所以，在饒毅看來，如果目前狀況沒有改變，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回國后會努力爭取改善我國科技體制的猜想是不成立的。

　　饒毅告訴本報記者，社論發表后，目前沒有感到壓力，而且好像獲得了較多支持。有關領導也非常重視，并要求有關部門拿出具體措施解決問題。

　　然而，這不代表他的處境一切都很好。他說，國內極力排斥他們的機構不少：官員覺得不好操縱我們，學界權威覺得不好對付我們。“除了給我們悶棍，最常見的是冷處理”。

　　他在給本報記者的郵件中談到，他在國外時，除了參加國外評審，還被國內邀請做評審。但回國后，國內基本排斥他參加各種評審會。

　　他在博客中表示，只要看到現狀還很有問題，我們就不會停止呼吁改革。只要有支點，我們就要爭取改革，而且不斷努力。“我非常不信二十年后中國科技經費還會用目前的分配機制。一定會有新的體制和機制出現，替代和改造不良體制、機制和方法……相信良性機制終將在中國穩固地建立，陰云終將被驅散”。

　　本報北京10月7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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