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網9月18日報道： 9月13日，江西撫州市召開全市信訪維穩工作座談會。市委書記甘良淼強調，各地、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要牢固樹立“穩定壓倒一切、穩定高于一切”的思想，認真履行好信訪維穩第一責任人的責任，確保不發生赴京赴省集體上訪，確保不發生群體性事件。甘良淼要求，要增強信訪維穩工作的敏銳性、前瞻性、預見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要全面加強不穩定因素的排查，及時消除隱患，贏得主動權；要及時掌握情報信息，抓早、抓小、抓苗頭、抓為首人員，快速反應、果斷處置；要做過細的思想工作，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
這次撫州信訪維穩工作會，是在宜黃縣9月10日發生強拆致鐘家三人自焚后召開的。根據會議要求，宜黃縣對可能上訪的鐘家人員進行了嚴密的監控（宜黃發布非強拆和“不慎燒傷“的事件經過鐘家不服，準備上訪），并先后發起機場“截訪攻防戰”、“尸體搶奪戰”和軟禁受害者家屬等。如不是鐘家上訪戶兩姐妹在機場廁所用手機向記者和網民求救，也許宜黃官方真的“贏得主動權”，通過軟禁“做過細的思想工作，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了。然而事與愿違，這樣做非但沒解決問題，反而使事件升級、矛盾激化，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即使宜黃縣能夠成功截訪，封鎖消息，逃避輿論監督，但紙是包不住火的，事情終將會敗露，鐘家也會再次上訪。事實證明，這種維穩思維和做法是錯誤的，只能是越截越訪，“越維穩越不穩”。
這種錯誤在于，把受害人及上訪者作為“不穩定因素”，作為維穩工作防范和打擊的對象。這在許多地方普遍存在。近幾年，國家每年都增加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但維穩形勢依然嚴峻。有的地方群體性事件頻發，老是跳不出“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就是因為與這樣的錯誤有關。
為這，筆者曾在《“打錯門”和“打對門”維護的到底是啥？》一文中寫道：大凡上訪者，大多是濫用公權者不作為和亂作為的利益受損者，出于對合法權益的維護和對公平正義和追求，出于對上級黨和政府的信任，利益受損的群眾在當地不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才不得不上訪。筆者認為，他們上訪無非是想通過上級機關監督和糾正地方不作為和亂作為的行為，保護自己的權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他們這樣做正是防止官僚腐敗、鞏固基層政權、維護社會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所必須的，也是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因此，上訪者也是社會穩定的維護者，絕不是什么“不穩定因素”。
為了說明此問題，筆者在該文中列舉了一些事例，證明真正不穩定的因素不是上訪者，而是公權的濫用者。一些地方和部門的不作為和亂作為，才是導致群體性事件頻發和社會不穩定的根本原因。最近媒體報道的三起拆遷事件，更加證明了筆者的判斷。
一是9月3日，新華網報道奉節縣強拆逼村民陳茂國蝸居樹上近3個月，在樹上犯“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被判刑三年的重慶“鳥人”事件。該事件因荒唐而不得人心，長時間遭到輿論的質疑、批評和強烈譴責（詳見13日正義網《重慶“鳥人”拆遷戶事件輿情報告》和人民網E政6472號提案）；二是9月10日，宜黃縣強拆逼被拆遷戶三人自焚，造成一死二傷的江西“宜黃事件”。該事件在社會上“激起了公憤”（詳見《現代快報》和媒體相關報道），受到中央媒體的嚴厲批評；三是9月18日，《中國青年報》報道的山東鄄城新房遭“舊城改造”，土地被“一女二嫁”，居民不簽字停職停薪的“拆遷株連”，使被拆遷人痛苦地發出了“我們老百姓實在折騰不起”的呼喊。這些事件的共同特點都是濫用公權，以“公共利益”為名強征強拆，嚴重損害群眾權益，導致民怨沸騰和社會不穩定的。
當然，利益受損的群眾能夠在當地通過信訪、舉報、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維權是最好不過的，他們根本不愿付出更大的代價上訪。可是，在這些濫用公權的地方和部門，往往有不受監督的特權支持和保護。特別是在一些“拆遷大躍進”和“三年大變樣”的地方，自己給自己頒發《拆遷許可證》，自己給自己仲裁，四大班子和紀委、法院、公安局、建設局等部門都表態支持強拆，不服從就是“以人民為敵”的“以卵擊石”者，甚至不簽安置補償協議，僅憑一紙通知就在10天里強拆千余間民房，利益受損的群眾在當地能夠通過信訪、舉報、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維權嗎？“有人管這個事嗎？”
不僅如此，一些司法機關地方化、行政化，不能獨立行使審判權。為了“顧大局”、“保穩定”、給地方經濟“保駕護航”，除判利益受損的群眾“妨礙公務罪”、“敲詐勒索政府罪”、“誹謗罪”和判村民在樹上犯“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以及“依法強制拆除”外，判政府強征強拆違法和賠償損失的，幾乎沒有。這次對宜黃包括“一把手”在內的8名官員立案調查，在最近3年發生的8起拆遷悲劇中也還是第一次。可見，這種選擇性執法，把維權與維穩對立起來的維穩思維和“司法救濟”，無異于“第二次傷害”，當地利益受損的群眾怎么不上訪？
行政復議“官官相護”，行政訴訟“告狀難”，群眾舉報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屢遭打擊報復。在這樣的背景下，假若我們真的把上訪這條路堵死，不認真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并且把上訪者作為“不穩定因素”，用專政的手段和暴力圍追堵截，進行監視、軟禁、拘留、勞教、判刑或強送精神病院，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省委大院門口埋伏“信訪專班”大打出手，在首都北京容忍“黑監獄關押訪民，囚車押送回鄉”的安元鼎保安公司做強做大，那么，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逼群眾走極端，走以暴制暴之路；無非是讓群眾對黨和政府“死心”，不再信任，不再上訪（2009年中國人權白皮書說全國信訪總量“連續5年保持了下降的態勢”。這除了完善制度，強化領導接訪、責任追究、維護群眾權益的正面作用外，不能說與有些地方截訪、打壓和失信于民無關）。這雖然能換來一時的“穩定”和“歌舞升平”，但久而久之，誰能保證不會象貴州甕安事件和云南孟連事件那樣“官逼民反”？！
所以，真正不穩定的因素，不是上訪者，而是公權的濫用者。維穩切莫顛倒這種關系，搞錯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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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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