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是一個奇怪的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的過程中卻反比著從行動到理論的社會性，換句話來說就是，當人類還是原始人類的時候，不需要去歸納與統一一些思維概念，主觀客觀行動不受意識形態的指導而是受本能的引導驅動，所以，當時的人們想的僅僅是如何把打來的獵物進行分割的問題而不是先進行了理論上的分割再進行實際的打獵行為，現代社會卻恰恰相反，有文化的也好，沒有文化的也好都受到了來自于傳統，教育，社會習慣等社會習慣的影響，先進行一番如夢如醒的長考，再進行一番深思熟慮的謀劃，然后才付諸于行動，而這種行動往往是與其長考結果和謀劃方案相不配套的，錯位的時空與邏輯關系很難決定一個一層不變的計劃得以完整實施，于是現代人的社會成功率要遠遠低于古代人類的社會成功率，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幾千年來的照本宣科的碌碌無為。

左派思想是進步且保守的思想，進步在于它的守恒與激情，而保守卻恰恰來自于它優點的反面，這就是把理論擴大化，本位化繼而成為一匹馱滿金磚走進沙漠的駱駝，這就好象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秀才，因為地主搶了自家的土地而無力爭奪，成天里用儒家，用道家，用佛家的一套又一套的理論去論證地主的殘酷和豺狼本性，并在一次次的意淫當中得到了勝利，久而久之先前的沖動沒有了，地主已經在秀才的腦海中被的倒了，地主得到了土地，而秀才得到了思想上的滿足，于是地主依然還是那個地主，秀才依然還是這個秀才，唯一不同的是秀才土地的所有權的轉移所構成的事件的本質不同，而我們現在一些左派人士的觀點與行為，與這個秀才何其相似，這些人士有的名動山川，有些柱祗中流，有些書山文海，他們畢身的精力都在努力打造一座燈塔，一座想要照亮別人，照亮中國前途，可最后僅僅只是柱銅之燈，無非只是照亮了自已罷了，中國不缺乏理想主義的人，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不同理想主義者位又各盡不同，有些人一邊構圖的同時一邊施工，終于把一個嘉興船上的小黨推向世界的潮頭，還有些人一邊構圖也同時一邊施工，但僅僅只是施工于構圖中的一個廁所設計，結果富麗堂皇的廁所出現了，全世界為之驚駭萬分，驚呼能構筑如此廁所之國必為強國，富國，由廁所可見其強盛一斑，在這些外動與內餡下，飄飄然廁所效應帶動了整個中華民族這座皇宮改造工程的全面廁所化，隨著一片鬼哭狼嚎伴隨著春天的故事主旋律。當然還有一些人，他們即不構圖，也不施工，他們的特長是品頭論足，他們一方面戴上各類希望打倒階級的名譽頭銜，飽食厚椂并安逸于這個他希望改造的不平等社會中的差異性，而另一方面他們學習并研究其當政者對立面的一切哲學思想，努力充當一個博學多才，橫貫古今的社會指導者，他們在撈取社會中層及下層人民的好感的同時，也在不遺余力的創造著對立面所需要的政治資本，他們的本質是左的嗎？顯然不是，要評價左或是右的唯一標準，不是看他說了什么，寫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質是什么？很多人喜歡長篇大論結果屁話一車，沒人看懂，依我看，很簡單，一句話就能總結，那就是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的流血革命。即然是革命僅僅依靠理論是不夠的，列寧也好，托洛茨基，斯大寧，毛澤東，格瓦拉，波爾布特等等，無一不是從殘酷的生死博弈中贏得的最后國手，而理想主義者有沒有呢？也有，而且很多，象陳獨秀，王明這類人，信奉于全蘇模式而死搬硬套于中國革命，象江青，張春橋這類純毛派思想的理想主義也有，他們機械于社會動能之外，主觀的想按照毛澤東的最終思想一步到位而忘記了階級差異性所帶來的客觀存在與小資產階級的復辟規律，從而最終也是走向另一個極端，使得純毛派的人被打倒成為山頭主義的代言人。　　

行動起來，這才是救中國的唯一藥方，寫一屋子的書從根本上是打倒不了任何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一個楊佳在行動中用血寫下了一個正常人對于自身尊嚴受到侵犯時所該作的事，它讓人們有了一種全新的意識，那就是，不管是強權也好，暴政也好，當不公平出現在自已身上時，自已在沒有任何資本與之抗衡的情況下，也就有了唯一的資本了，那就是生命，而這種能動邏輯關系，恰恰正是共產主義的本質，即無產者被逼迫到了無命之時，唯有以生命而抗爭最后的人生勝利，我們不能說楊佳在這類事件中充當了什么英雄的角色，但是我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一點，當黑夜臨界于晨曦必然會引起雞鳴，鄧玉嬌一個小女子，很難把她也與革命聯系起來，但十分不幸的是她在渾然不知中卻恰恰充當了一次革命者，只不過作的人不知，看的人也不明而已，我愿意為你洗腳接受你的錢財，這是社會習慣的延伸，而這個社會習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們不去評價它，自有后論，反正本人認為這與喜兒給黃世仁當小老婆也沒什么本質區別了，不過現在這種情況一般用于特色社會中定義為正常，但當官員提出非洗腳要求后，這就打破了這種正常的社會習慣延伸，觸及到了一個我們在文章開頭所說的較為原始形態的本能，在這種情況下，二個階級對立了，從開始的同一社會的二個階級層面迅速發展成為二個社會的二個層面尖銳對立，這不是以貨幣能量化的社會交系了，而是以本能來量化的社會交系，所以后來的結果不言而喻了，這難道不是革命的行為嗎？這種被動的革命與楊佳的主動性的革命行為，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從思想上是有區別的，一個是激進的，一個是保守的，再回過頭來看，我們烏有論壇中的左派同志們，我們不妨對號入一下座，你是屬于保守的還是激進的呢。　　

行動，每天都有人在行動，從自焚的唐福珍到這次的宜黃，從四川綿陽地震受災上訪受阻到貴州甕安群體事件的出現，革命隨時都在出現，只不過它們的表現形式與動機不同，但本質都是一樣，只有實實在在觸動了人民的利益才有可能觸發革命的潛在能量，中國人現在的革命趨勢與以往不同，在無組織、無思想、無行為延伸性的事件當中，當事人往往革命的對象是自已，這就象是一個從染缸里出來的人想要改變染缸的顏色，首先他得脫掉身上已經染上的色的衣服一樣，他們無力改變于整體，而茍利于自身的一時之快而偏安，這種作法是不可取的，但也是沒有辦法的。　　

初級階段發展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個什么階段了，但我希望它是個高級階段，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盡早的進入事物的必然規律即周而復始之中，但很可惜，從現在某些官員的口中聽到的還是初級階段，那么這種痛苦的時效性就無限制的擴展了，社會矛盾如此的尖銳都還僅僅是初級階段的體征，那么中級階段是什么樣？高級階段又是什么樣？很難讓人想象。　　

陳勝和吳廣是二個農民，甚至于就連他們同時代的同村的人搞不好認識他們的人都不多，但他們行動，他們就象是投入太平洋的一顆小石子引起了驚濤駭浪大海嘯，又象是埃塞俄比亞大草原上一只小小的蝴蝶輕輕搧動羽嬋而引發的亞州臺風，他們就象是中國歷史上的譚嗣同,鄒容，秋瑾等人一樣，以血伐縐，終始于波瀾壯闊的偉大事業的功碑之巔，而后人記住的僅僅是接過他們接力棒的那些成功的人，但對他們而言此生足亦。

行動，有盲目的行動和有組織的行動，有偏安的行動和正義的行動，關鍵在于如何去引導，導師的作用不僅僅是寫幾本人模狗樣的書，做幾次官面堂皇的報告，而應當是象毛澤東指導農民，指導工人如何拿起馬列主義的武器去戰斗，去斗爭，這樣的導師才真正具備一個導師的基本構成，如果沒有導師正確的引導，就很容易出現象成都公交車恐怖事件中的盲目行動，行為主體變成了同階級之中的愚蠢行為，而并未憾動甚至影響到剝削階級的利益，換來的僅僅是人民內部的咒罵，這是不可取的，所以導師的引導在今日之中國尤為重要，我們的敵人是誰？我們打擊敵人的手段是什么？我們將以何種面貌面對世人？這就是擺在我們理論家們面前的一些具體的問題。

中國不乏導師，也不乏行動者，但象荊軻與太子丹，聶政與嚴仲子，闔閭與要離這樣的珠聯璧合確實在太少，這些人雖然談不上什么革命者，但是他們卻是理論與行動的統一，而只有當這二者統一的時候，才有可能成為傳世美談，除此之外，不外于空想與愚蠢。

我們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統一的祖國，和諧的祖國，但是就目前我們看見的事實而言，讓人失望，一個矮子的一個主意改變了一切，人們變得從此不再有理想和思想，人民整體屈從于壓迫階級的各項指標之中，人民的利益服從于壓迫階級的血腥利潤之下，人民的權利茍利于霸道專制的卑微之未，為了實現和諧社會的口號，又不得不正視來自于社會矛盾的尖銳性，一個度量社會新標尺溫度計在不斷的重新刻度，一個一百度的刻度無休止的在民生疾苦中不斷的重新向上攀升，在壓迫階級那個一萬度的溫度計上，我們這個沸騰著的和諧社會的溫度卻僅僅只有30度，這種掩耳盜鈴似的指鹿為馬是多么可笑啊，但這是事實，不爭的事實。

行動，如何去行動，怎樣去行動，這才是擺在各位理論家們眼前的問題，你們的理論前不可能超越馬列毛，因為你們是以他們為基礎，后不可能改宗立派，因為你們都姓毛，所以，請你們考慮一下行動，把你們全部的知識與智慧投入到你們這些舵手應當在的崗位上，而不是去當一個忙碌的會計和書記員。

    成都 待業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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