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決心和勇氣：從“八榮八恥”到“反三俗”，從“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到“直通中南海”，從掃黃打黑到房地產調控，我們看到了中央最高層敢于直面現實的決心和勇氣。但是，真正考驗黨和政府決心與勇氣的是諸如“房地產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如果調控動真格，會觸及地方政府、銀行、地產商、富人的利益，會導致經濟崩潰和社會騷亂”，“貪污腐敗、灰色收入蔚然成風，如果真的反腐，會使黨政機關陷入癱瘓，共產黨會自取其辱”，“本屆政府任期將到，維穩必為第一要務”等等。客觀地說，這些揣測確實至情至理，但共產黨的黨性決定了它必須是一個對國家、對人民負責任的黨，它的執政地位來源于人民，而不是某些西方國家和少數既得利益集團，面對嚴峻的內外形勢，我相信黨和政府有勇氣、有決心去從容應對一切困難，不會因噎廢食，更不會被他人忽悠和挾持。只要共產黨還有民心和決心，只要人民軍隊和新聞媒體還在黨和人民手中，困難永遠是暫時的。

    二、理性和智慧：解決問題不僅需要一腔熱情，更需要理性和智慧。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只能一個一個的解決，但風氣和民心是所有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是執行力的保證，也是理性和智慧的最高境界，只要認識到這一點，我們的黨和政府對時局的把握就是理性的。當美與丑、正義與邪惡的標準被金錢扭曲，當仁義、誠信、忠孝等優良的傳統價值觀被不斷的解構，當勤勞和智慧退出財富的分配而被權力、資本、暴力乃至肉體所取代，當中國各階層、各行業被“投機、賺快錢”的觀念所綁架，當政府的公信力和服務功能被一次次的質疑，當“憤青”被冠以“愛國賊”，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一切的改革，一切的正面宣傳都顯得那么的蒼白無力。社會風氣和民心向背已經成了解決一切問題都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為此，國家最高層需要從戰略高度出發，用嚴刑峻法治表，用整風運動治本，用黨和政府的決心與實際行動來凝聚民心，打一場持久的人民“戰爭”。為此，不要怕背上“破壞和平穩定的發展形勢”的罵名，不要怕“人道、自由、民主”的大棒。恰恰相反，不改變目前的嚴峻形勢，任由問題積少成多乃至最后總爆發時，局面恐怕會一發不可收拾，到那時，且不說以何面目面對人民，面對先輩，亡黨亡國不是沒有可能。前人所確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國策沒有錯，基本國策保持一百年不動搖的決心也沒有錯，只是，世界是變化發展的，在推行基本國策的過程中，當和平發展的國內外條件以一種靜悄悄的形式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時，我們必須要通過變革為改革和發展重新創造條件。這絕不是違背既定國策，相反是在始終不渝的堅持基本國策。

     變革是和風細雨還是大刀闊斧，那是長痛和短痛，會戰和決戰的關系，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無論采取哪種形式，只要“動真格”，勢必會改變現有的社會運行模式，勢必會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會出現GDP下降，企業破產，工人失業，資本外逃、訴訟泛濫，政治混亂甚至社會暴動等現在就可以完全預料的現象，但是，無論什么事情，都需要進行一個成本與收益的計算，要強國富民，要實現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要讓13億中國人有尊嚴的活著，就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取有所不取。到時候，如果最壞的組合出現，全國人大完全可以依照《憲法》，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只要軍隊和新聞媒體能掌握在黨的手中，只要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真心愛國的，只要黨的核心領導層對國家和人民的感情沒有變化，問題就沒有那么可怕，就像改革開放也會有陣痛一樣，如果為了子孫后代能夠活得更好，我們這一代有所付出是值得的。當然，整風運動不是開開會，學學文件，而是要實實在在的糾正不正之風，必須要抓一大批典型的事，辦一大批典型的人，必須達到使各行各業風氣為之一新的目的。治國之道，歷來都是賞罰二柄，為官之途，永遠都是如履薄冰，只賞不罰，只取不報，絕非事物所應有之常態。從嚴治黨，從嚴治吏，既是對人民負責，也是對官員的莫大愛護。政府和官員只要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何愁民心不向？只要民心不失，何愁國家不強？

    三、策略和執行力。劍有雙刃，既可傷人亦可傷己，關鍵在于劍的主人能否駕馭它。同理，變革能否成功，除了勇氣和智慧外，便是策略和執行力。為此，首先要確定變革的目的是為了誰，那么從始至終便要依靠誰。中國需要做的不是打倒誰，不是要革誰的命，而是要否定、改變不勞而獲和勞而不獲、官僚和資本壟斷一切、混淆一切，金錢和物質衡量一切，扭曲一切的財富分配模式和價值評判體系，建立一個能夠讓大多數國民朝氣蓬勃，讓社會各階層正常流動，能夠體現公平正義，從而使國家和民族充滿希望和凝聚力。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巨人。所以，變革只是一場大的調整，而不是革命。調整至少涉及以下方面，而且各個環節都是相互聯系的，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說幾個要點：

     1、政治：用精英政治取代官僚政治。主要內容：國家層面應盡快建立直屬于黨中央和軍委的戰略研究部門，廣納各界精英，統籌內外戰略，讓“智囊團”成為制定國策的最高機構，并對其實施終身負責。高層雖有“文膽”，但必須使其盡快的規范化和職業化。其他部門和地方政府應提高政策研究部門的地位，充分發揮對政策的出臺、執行、預警功能的分析研究；加強中央集權，推進省管縣的三級行政機構模式改革，提高中央政策在地方的執行力；進一步強化存在交叉功能的機構合并；對領導職務人員的提拔要以科學發展觀的執行情況為重要依據，對非領導職務公務人員考核的對象應擴大到民間；從形式和內容上深化對公務員考試制度的改革，不拘一格的選拔一批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強，出身不同行業的80后人員進入行政系統，并適當賦予他們特殊的督查權力，給黨政系統注入新鮮血液。

     2、經濟：用戰略經濟取代房產經濟。今天，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幾大條件（改革初期的低起點、廉價勞動力、廣闊的海外市場等）基本都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海外需求下降和西方貿易保護主義。而以房產為代表的投資經濟發展到今天的高房價，從某種意義上已經綁架了中國經濟，扭曲了社會風氣，并給實體經濟、金融安全、社會穩定埋下隱患。拉動內需雖已成為共識，但是這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措施才可實現。所以，短時間內，必須盡快將經濟重心轉向糧食、水、石油、礦藏、軍工等具有戰略和民生雙重意義的行業，并盡可能的收復這些領域的失地。當我們嘲笑美國的空心經濟的時候，我們卻忘記了美國在航天等高新技術、糧食、石油、軍工、金融等領域的世界統治地位。只有這些領域，才既不懼和平，又不懼戰爭，才能做到攻守自如，那些為美國金融危機擔心的人們確實是杞人憂天。

    3、社會：最關鍵的是通過戶籍、稅收改革，給中產階層“松綁”，通過再教育和推動超大城市發展戰略，擴充中產階層隊伍。沒有強健的中產階層支撐，拉動內需、和諧穩定永遠是一句空話。關于社會結構，金字塔與紡錘形，孰優孰劣，早有定論。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經過幾十年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有所改觀，但隨著近年來資產價格飛漲和通貨膨脹，隨著住房、教育、醫療成本上升，一部分中產階層已經無可奈何的“返困”。與中產階級苦不堪言同步的是主要由高房價和灰色收入造就的兩極分化。一旦資產泡沫破滅和廉政風暴湊效，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貧富差距，但培育強大的中產階層，需要廢除二元戶籍制度，大規模調高個稅起征點。當然，推行這兩點，必須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城市化和工業化舉措。一個可行的辦法可參考謝國忠提出的設想，即在中國實行超大城市戰略，可建設30－50個左右擁有3000－5000萬常住人口的超級大都市。這樣一來既消化了大量的農村人口，也同步解決高房價和戶籍改革等難題。需要補充的是，實現超大城市戰略涉及到土地制度，鋼鐵等原材料價格、城市規劃、農業機械化和成片化作業、大規模的再教育等方面，這些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只要資產價格重估，戶籍制度取消，中產階級無論數量和質量都會有質的飛躍，有了這一強大消費群體，何愁解構調整之困？

    4、思想文化：用人文思想取代利己思想，用愛國主義取代自由化，用精神文化改造金錢文化，用科學文化取代“三俗”文化。思想文化的變革應是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并最終關系到一切變革的成與敗，提倡以人為本就要反對自私自利，尊重人權就要尊重所有人的生存權、居住權、知情權等，保護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要反對國家以稅收的名義掠奪公民的合法財富。尊重公民的言論自由就不要在沒有和言論發表者進行有效溝通前強橫的“和諧”他人的言論。思想文化的百花齊放是好事，但我不贊成肆無忌憚的解構主旋律的東西，當然，主旋律是指能夠代表絕大多數人利益和心聲，能夠體現公平、正義、自由等價值，能夠反映忠孝、守信、誠實、勤勞等道德的東西，而絕不是簡單的粉飾太平和一味的迎合大眾。

    任何思想，無論聽起來有多么的美妙動聽，如果背離了愛國主義，那只能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而不是造福國民的思想；任何人，如果喪失了愛國這一基本良知，無論他有多么尊貴的地位，多么高深的智慧，充其量只是一個長袖善舞的跳梁小丑，絕不會流放歷史。時下，中國思想界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混亂、浮躁和壁壘森嚴，人們不知道究竟該聽誰的，作為裁判的政府有時候竟然把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交給市場。比如，茅于軾的很多言論已經觸到了良心的底線，雖然民情激憤，但政府對其卻無動于衷。比如，時寒冰、曹建海等很多有良知、理論水平非常高的學者一次次的從國家利益的角度批判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資產泡沫，但其聲音卻隨著不斷攀升的房價被淹沒在泡沫之中，反不如那些聽信任志強鼓吹高房價，在高位之下買了房子既能滿足居住需要，又能享受資產賬面價格不斷升值的喜悅，雖然代價是透支了家庭積蓄和未來收入。現在，我終于想明白了，高房價只是政府默認的一種變相的稅收。這算什么公平正義？國家應該允許不同的聲音說話，但國家也必須有一個評判善惡錯對的標準，有一個公正的獎懲機制，這不是思想專制，這是國家的管理功能，政府是一個裁判的話，那么愛國主義就是最高形態的游戲規則。如果國家都不能代表正義，不能辨別善惡錯對，那么，民眾還能相信誰？國家還有什么希望？

    5、國防外交：用“硬國防”支撐“軟外交”。所謂“硬國防”，既有武器配備的升級換代和軍隊的現代化改革，更重要的是軍事戰略思想的解放和革新，我們不搞軍備競賽，但絕不等于我們不能有假想敵，我們承諾和平崛起絕不意味著國防松弛。“軟外交”就是我們一貫堅持的“以和平的方式和友好協商的原則解決一切國際爭端”，這是我們東方大國的風度，而不是我們的軟弱無能，黨和國家領導人早就明確提出，中國的發展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面臨著許多不確定性的因素，從近兩年許多發生在中國境內乃至周邊國家的“突發”事件來看，這一判斷是非常正確的，很多看似突發的偶然事件，其背后都有著大國戰略和國家利益的影子。我們的原則不能變，我們應該做到有理有利有節，但一旦突破領土和主權這一紅線，該出手時就得出手。比如日本在釣魚島拘留我漁船船長事件，從外交程序上中國的做法可能是恰當的，但是，最初外交部發言人姜喻在同一次發言中竟出現“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的事實是無可爭辯的”與“希望中日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就釣魚島問題進行談判”的自相矛盾？既然無可爭辯還有什么必要可談，主權問題豈容談判？另外，民間對此事件的不滿情緒在9月12日凌晨日本作出繼續拘留我漁船船長的司法決定后已達到高潮，這種情形下，外交層面的抗議顯然已經不能平息民眾的情緒，更不能起到對日本的震懾效果，國家需要采取切實的行動（最有效的應該是對內總動員,最高境界應是劍在弦上而隱忍不發，或許日本最怕的就是這一點），以爭取今后的主動權。相反，一味的和平外交，非但不能解決“爭端”，而且會澆滅民眾的滿腔愛國熱火，使黨和政府在整個事件中始終處于被動不利的局面。強硬并不是要采取軍事行動，而是在原則問題上必須要擺出的一種高姿態。外交是政治的延續，國防是外交的保障，億萬人民是永遠是黨和國家最堅強的后盾，而主動權是統帥一切的東西。

      對于一個國家，經濟和金融上最可怕的莫過于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思想和政治上最可怕的莫過于解體時的前蘇聯，國防和外交上最可怕的莫過于100多年前的大清，不敢想像，當這些最可怕的事情組合在一起時，情況將會是多么的糟糕，而要改變這一切將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智慧。但是，最困難的時候，只要最高層的決心義無反顧，只要風氣能正，民心能向，明天就有希望！誰是秉承黨性，為萬世開太平的英雄，誰是漠視人民生民和財產安全，只知中飽私囊，喪失愛國良知，賣國求榮的邪惡之徒，在接下來的這盤棋中將會昭然若揭，因為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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