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公司專職幫助政府攔截上訪者 年入2000萬

至少有七個不同省份的十多名來京上訪者反映，近年來，他們遭遇到一家保安公司的非法拘禁。

這些人的遭遇相似，在突然被一群身著“特勤”標志的人帶上車后，手機和身份證遭沒收，然后被帶到隱秘地點關押，直至被屬地官員接走，或被“特勤”人員押回家鄉。

許多被關押者獲得自由后，仍不知道自己被關押的地點。少數人通過路牌等印象重新找到這些地方。它們散落在北京城各處，環境臟亂、安保嚴密，被關押者不僅行動、生活不便，內心的恐懼猶勝生活條件的艱苦。

系列被關押事件均指向北京市一家保安服務型企業：北京安元鼎安全防范技術服務有限公司(下稱安元鼎)。這群身穿深藍色制服、戴“特警”帽、胸牌印有“特勤”二字的人，其實是安元鼎的保安。

有訪民獲得自由后報警，但安元鼎依然無恙，業務照舊。其2008年年檢資料顯示，當年的營業收入高達2100.42萬元。其主要業務之一即是幫助各地政府攔截上訪者，業務范圍甚至已進入上海、成都等地。

在各地維穩、打擊信訪的高壓態勢下，相關保安公司的“非常業務”如魚得水。在高度的社會分工下催生出的專業截訪公司，成為“黑賓

館”之外又一“黑色”的現實存在。它們建立在對法治與人權的踐踏之上，成為畸形需求下的畸形產物。

涉嫌“非法拘禁”

通過重獲自由的信訪者們，目前已知安元鼎的關押地點至少有三處，一處在北京南三環和南四環之間的成壽寺路；一處位于南城更偏僻的一個村莊內的廢舊倉庫，“高墻、大鐵門”；其總部則在北京朝陽區南四環紅寺橋附近。而更多地點過于隱秘，無從尋找。

江蘇訪民王勤通過826路公交站牌，發現自己在成壽寺路一家數碼店對面。這里臨街只有一米寬的鐵皮門，右上角有個白色門鈴按鈕，毫不起眼。

站在附近高層建筑上可見，從鐵皮門進去是只容一人行走的小巷，前行五六米右轉即為關押點。“特勤”人員把守著另一出口，既不讓外人進入，也不讓里面的人出來。

2010年1月12日，陜西訪民簡順利因上訪被渭南駐京人員接到一家小旅館住宿，天將黑時被送上一輛車身有“安元鼎護送”字樣的大巴，駐京人員并沒有上車。他被送到安元鼎公司位于紅寺橋附近的總部后接受安檢，手機被沒收，然后被關押兩天。

在被關押期間，簡順利遇到了湖南訪民劉南征、劉順祥，他們通過觀察窗外的鐵路、化工廠油罐和路牌確認了地點。

另外，不少訪民是從北京豐臺區久敬莊接濟服務中心被帶到關押點。這家由北京市民政局直接管理的接濟服務中心，保安業務同樣由安元鼎承攬。

劉南征說，在被關押期間，“特勤”人員非常嚴苛，“不讓我們隨意走動，不允許我們在走廊里，否則就遭呵斥。”

許多被關押者反映里面的住宿、衛生條件極差。他們一般睡折疊床，兩張床拼起來可以睡三個人，“地面上有水，被子潮濕……”劉順祥說。

關押地點管理各異，有的內部有商店，價格比外面要高。一位已經離開的“特勤”證實，沒有商店的地方，由“特勤”代為購買，被關押者還要交路費。部分關押點會允許“聽話”的人打電話回家報平安，但“特勤”在一邊不許亂說話。打完電話，手機會再被沒收。

“不聽話”的訪民則會被重點關押。黑龍江訪民趙桂榮稱，因為伙食問題和其他訪民發生糾紛后，她被轉移到另一處關押點。如果“不聽話”會被關在一個單間里，“里面全是男的，就我一個女的，我下跪求他們不要把我關在里面。”

這個關押點的一位“特勤”說，要是不聽話，男的就揍一頓，但“看不出來傷”。這些被重點關押的訪民，上廁所也必須先請示。趙桂榮見過一對父女試圖爬墻外逃卻被發現。

據《憲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安元鼎的行為已涉嫌“非法拘禁”。

有訪民在獲得自由后曾報警。據一位已離職的“特勤”透露，曾有警察去查看過安元鼎，但最后卻不了了之。

地方政府的業務

工商注冊資料顯示，安元鼎的股權結構多次發生變更，目前1000萬元注冊資本中，張軍出資600萬元，占總股本的60%，其余四名股東耿天麗、萬樹禎、張杰和梁增斌分別出資100萬元，各占總股本的10%。

安元鼎2004年成立之時為一家商貿公司，注冊資本僅50萬元。2006年3月，初期股東退出，自然人張軍及其他五人接手，增資至100萬元。2009年5月15日再次增至1000萬元，其中，張軍個人增資900萬元。但截至2009年5月，安元鼎的營業執照顯示，許可經營項目仍然為“無”。

據其官方網站，該公司經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保安服務總公司批準為后者的特許保安經營企業。短短六年歷史，公司取得了“輝煌”的業績——2007年，獲得了由人民日報社等12家單位聯合授予的中國保安服務“十大影響力品牌”；2008年被北京市保安服務總公司評選為A級安保企業。目前，擁有保安3000余名。

安元鼎實際控制人張軍1963年4月14日生，系河北省承德市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人。其名下還有兩家公司：北京安元鼎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和北京安元鼎立安全防范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分別注冊于海淀區學清路38號(B座)16層1802室和豐臺區東鐵匠營五間樓十號樓B座357號。但記者按圖索驥找到上述三家公司地址均非屬實。

張軍如何發現這“獨特”的商機，目前尚未可知，但安元鼎在各地駐京辦已廣有名聲。記者與中部省份一縣級駐京官員接觸時，后者掏出手機就提供了一個電話號碼：“這是安元鼎一個負責收人的隊長，駐京辦的人幾乎都知道這家公司，你可以聯系他。”

火車站是安元鼎的一個中轉站。在北京西客站北廣場西側停車場，就有一輛車頭印有特大號的“特勤”二字、車牌為京AG4009的依維柯汽車常年停放。這輛車被安元鼎用來往返護送人員。

這些特勤人員身穿深藍色制服，頭戴“特警帽”，左右胸前掛有黑底白字“特勤”標志，臂章為“BEIJING SECURITY”(北京安保)英文環繞著的公司徽標：“安元鼎”。和普通保安服有別，這身裝束讓人往往以為是特警。他們將來京上訪者截下，或送至上述關押點，或交給地方政府人員遣返回鄉。

這背后是地方政府與安元鼎之間的生意。8月11日下午，記者在北京西客站北廣場看到，一名特勤人員從路邊一輛商務旅行車中收到一沓現金，一名訪民隨后被帶往站臺，數位貴州官員在進站口接應。

8月13日，記者與安元鼎一位張姓“特勤隊長”取得聯系。在被問到“把幾個不聽話的上訪的、放你們那多少錢一天”時，對方答復：“頭天300元，以后每天200元。”而如果要“返利”的話，張隊長說：“返利就每天300元，返100元。”并稱可以提供正規運輸發票。

這種生意甚至可以不需要委托書。張隊長說：“有個委托書，不簽也可以，不用單位，個人就可以。把人交給我們就行，你放心。”其還稱，人可以在任何指定的地方交接，“我們這里有護士、醫生，小病我們負責，大病你們負責。”

8月14日下午，記者與張隊長再度聯系，表示對其公司的實力不放心，他說，“我現在正在忙呢，在大街上抓人。如果我們沒有背景，敢在北京的大街上抓人嗎？”

據安元鼎一位已離開的內部人士介紹，每次有新訪民被帶去關押，不僅要記錄籍貫，還要記錄由誰“拉來的人”，這些都與業績掛鉤。訪民趙桂榮被關押后還收到一張“基地主任”的名片，后者讓她“介紹一些上訪的人來”。

安元鼎對保安的管理分為普通保安和特保，特保就是特勤人員。一位離職的特勤人員稱，要成為特保，必須“身體強壯，至少要1米75以上，上訪的鬧事要制服得了”。

一位前員工“以血淚之筆、切膚之痛”這樣書寫他在安元鼎公司的經歷：初到公司以調查是否有前科為由收走身份證，防止員工流動；押半個月工資，服裝費押金200元，一個月實際到手300余元；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沒水喝，一喝自來水就拉肚子；流動量很大，干上三個月就算老員工了。

在北京市保安網，安元鼎的招聘啟事要求應聘人“家庭成員無涉法涉訴上訪”人員。

據年檢資料，這幾年安元鼎業務發展迅速。2007年全年營業收入僅為861.93萬元，2008年這一數字變為2100.42萬元。

截訪新“市場”

上文提及的上訪者，不僅僅曾由安元鼎關押，他們因為上訪還在不同的地方被看守。

江蘇訪民王勤在進入安元鼎之前，被關押在北京新發地市場附近的一個小旅館。在那里，每個房間的窗戶都被封死，她只記住了有474路公交車經過。而在被安元鼎交給地方官員后，她又被蒙著眼睛送進了開在旅館的“學習班”，通過旅館毛巾，她才知道“學習班”所在旅館的名字。

2008年，北京郵電大學教師許志永曾發動志愿者舉報“黑監獄”(即涉嫌非法拘禁訪民的關押點)。這一度讓相關關押點行事謹慎，同時也變得更加隱蔽。隨后2009年8月，時年21歲的安徽上訪女李蕊蕊在北京聚源賓館被看守人員強奸，引起軒然大波。

對應于“黑監獄”，聚源賓館等類似被用來看管上訪者的賓館被稱為“黑賓館”。

雖然2010年7月后，縣級駐京辦撤銷大限已過，但有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出于維穩、信訪壓力而保留了相關人員，呈現“隱形駐京”的現實。一位中部省份的縣級駐京官員介紹，李蕊蕊事件后，其上級領導一度要求他們不要將上訪者交由他人看管。

在其看來，這給截訪工作造成很大被動：“如果同時送來幾批訪民，我一個人看不了，就得找人幫忙，或者從縣里抽調力量。”而一旦人跟丟了，“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前途說不定就沒了。在領導眼里，連個訪民都看不住，還有什么工作能力呢？”

隨著近年來維穩、信訪壓力的增大，這位駐京官員認為，安元鼎正是在地方政府巨大的現實需求下產生：有截訪與看管的需求，就有人專門做這種生意。

另一位省級駐京辦官員則直截了當地說：“我們有什么權力？不過是別人拉肚子，我們擦屁股而已。”

由于國家信訪局并不直接處理問題，而是批轉給地方處理。不少訪民認為自己反映的問題像皮球一樣被踢回了地方，由此帶來的一些非正常上訪給地方政府帶來更大的壓力。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看來，新《信訪條例》實施五年來，信訪形勢繼續惡化。其認為，地方政府為了息訪，對于訪民往往不是收買或欺騙，就是管制或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只會誘發更多的信訪案件。

這正好給了安元鼎這樣的公司以“市場”。安元鼎的業務甚至已經進入上海。2010年8月5日，江西訪民揭輝民在入滬前的檢查站被發現帶有上訪材料，當天即被安元鼎四名“特勤”押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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