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事實上形成的新富家族中，主要有三大來源: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2010年09月11日 半月談）　　

　　第一類新富家族的特點是，白手起家，幾乎沒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在激烈競爭中壯大，最后經十年乃至幾十年的浸潤，造就財富家族。比如，浙商茅氏商業家庭的茅理翔最初以生產打火機起家，后來其子茅忠群開始進軍廚具行業，最后成為行業龍頭。這類商人，多集中在競爭性產業領域，其從事的行業，多為中國市場化最徹底的行業。這類富人也是最容易被人們理解和接受的正經富人。　　

　　第二類新富家族的特點是，創始人最開始在體制內謀得執掌一家企業的機會，后來通過改制，成為股份制企業的實際掌控人。比如青島雙星總裁汪海便是通過改制終于從體制內的經營者，轉變為獨立的商人。在國策造就了這些富人的同時，無數曾經當家作主的工人們卻被迫下崗，變成了窮人。顯然，這樣的富人難以讓廣大百姓特別是下崗工人理解和接受。　　

　　而作為第三類新富家族的特點則是利用權利致富，比前兩類富的最易，也最讓人切齒痛恨。這類新富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鐘情的領域。　　

　　除了以上三類，應該還有一類介于第一類和第二類之間的新富家族。這類人，雖然看起來也是“白手起家，幾乎沒有任何背景”，但由于國策給了他們一個機會，讓他們通過銀行貸款、“破產”，占為己有再起步，完成了原始積累，屬于投機致富！廣大百姓或許不恨這些人，只是抱怨本來自己也有份的錢，憑什么就到了他們個人的腰包？　　

　　眾所周知，在發達的商業國家，商人家族能夠持續三代的非常少見，正所謂“富不過三代”。那是因為在比較完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他們面臨著激烈競爭，要保持幾代非常困難。但在市場經濟有其形、缺其實的環境中，由于商人與政治人物的“聯姻”，商人家族傳承則跳出了這一規律。特別是在一些需要大資產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業，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更是占盡先天優勢。只要他們的權利在延續，他們的財源就會延續。雖然人們都知道這是一種不公平，但卻無奈他何，只能恨在心里。　　

　　這些走捷徑的新富家族雖然特點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沾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光。據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通俗的說法是，20%的人口掌握了80%的財富。在那些暴富者群體中，如果撇開為數不多的如袁隆平等人正當致富外，我們每一個人都差不多親身經歷或聽說過身邊那些“暴發戶”的致富路。這些暴富者包括：國企改制過程中造就的暴富者，產權改制過程中造就的暴富者，資本市場不完善造就的暴富者，基本建設投資招標投標過程中造就的暴富者，官商勾結大發土地財而產生的暴富者，還有靠壓榨工人血汗的新興資本家等。　　

　　在這些暴富者群體中，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那些暴富起來的貪官們。有一份網文說，國家有關部門2006年曾對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情況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由地廳級以上干部組成的官僚特權階層人士收入是當地城市年均人收入的8－25倍，是農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同時，廣東，上海等7個省市的地廳級干部家庭擁有財產都超過7百萬人民幣。而一些貪官的不義之財也早已上升到了千萬級、億萬級。特別是那些情婦們也能依仗貪官暴富，更是讓人難以忍受。成克杰的情人李萍可謂典型。 　　

　　而在眾多暴富群體的蠶蝕下，中國普通百姓的資產卻如同長江大河般滾滾流入極少數富豪的腰包；而如此這般的所謂“先富”，無疑像江洋大盜一樣，是對普通百姓明火執仗地公開搶劫和掠奪。 　　

　　山東省陽信縣國土資源局邱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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