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知識分子怎么了？

文/呂偉明

    當中央高層明確強調抵制“三俗”之風，普羅大眾如夢初醒：電視相親節目《非誠勿擾》充斥著金錢、美色和性話題，與社會主流格格不入，理應被整肅；新版《紅樓夢》設計了林黛玉裸死，顛覆了原著藝術精神，自然要被《人民日報》點名批評。種種跡象表明，如果所謂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風”到不了令人發指的地步，就不會被視為中國文化體制改革中出現的新課題?？墒牵覀円艺疫@“三俗”的根源在哪兒，看看到底是何等社會土壤讓天山雪蓮的種子長成了一株地瓜牡丹。不然的話，還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會說一些不切實際的空話。

    我們注意到，無論是電視相親節目也好，是新版電視劇也好，推波助瀾的都是知識分子群體。那么，什么是“知識分子”呢？國內學術界一般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創造、積累、傳播、管理及應用科學文化知識為職業的腦力勞動者，分布在科學研究、教育、工程技術、文化藝術、醫療衛生等領域，是國內通稱‘中等收入階層’的主體”。問題似乎就出在這兒——假如知識分子們不去組織相親節目，不去重拍電視劇，恐怕就會失去躋身“中等收入階層”的許多門徑。正因為有中等收入的誘惑，一切都變得理所當然，世風日下竟然與金錢利益驅動密切相關，而由此衍生的個人主義、精英主義和工具理性盛行無不與這個大環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知識分子在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上都有自己獨特的地位，從清朝后期“洋務運動”開始知識分子就成為歷史舞臺的主角，繼而又從辛亥革命前的政治推動者一變而為五四時期的政治參與者，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意識形態論戰到隨后成為“現代性困境”的受害者。若說如今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低俗，那是因為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相比有諸多心理失衡之處。在二三十年代，文人買個四合院住似乎是家常便飯。魯迅就在1919年和1924年買過兩個四合院，一大一小，大者3500元，小的1000元。魯迅1919年的年收入是3600元，不吃不喝，剛好買個四合院。如果按四合院為標準來比較當今天下的知識分子階層的平均收入，又有幾個文人能輕輕松松在今天的北京城買一幢四合院過悠閑日子？如果說只有獨立的經濟生活才能保障一個文化獨立的人格和思想，那么今天在失去意識形態論戰的歷史條件的前提下，又有什么動力去重新構建五四時期的政治參與熱情？恐怕，連康有為公車上書的境界都已經被瓦解為無形了吧。當中國的知識分子紛紛放低姿態為五斗米而折腰的時候，“三俗”的風就越刮越烈了。當知識分子不再是文化領域的中流砥柱，那么道德滑坡自高階層向下“落勢化”的移動趨勢就不可避免了。

    中國知識分子迫于生存壓力，不得不為稻粱謀，這才是“三俗”的根源所在。要生存，必須要加倍珍視飯碗，所以知識分子才會眾口一辭，說雷同的贊語，唱雷同的頌歌，不邁出自己的圈圈兒，不做出格的事兒。因此中國雖然不缺人才，但是出不了特立獨行的大師。當知識分子首要考慮的是吃飯問題，又迎面撞上了權力的銅墻鐵壁，就不能不患了軟骨病而直不起腰來，于是才盯住下半身不放，用身心實踐著《金瓶梅》，演繹的是官宦文化，用手一摸卻是宦官心理。誰敢說中國近二十年來有幾部影視劇不是首先考慮商業利益？有幾個文化人不屈從于廣告商？從《白蛇傳》到《西游記》，幾乎所有的神話故事都被當代的編劇們狗尾續貂，直至面目全非，只為了每增加一集就能讓腰包更鼓一些，知識分子對金錢利益的渴求都已經到了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的程度，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還沒有哪一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如此缺乏朝氣，而一味見錢眼開。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崩離析，換來的是整個民族的道德淪喪。當知識分子在當代史構建過程中出現了缺位，不僅政治參與熱情蕩然無存，而且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今天的中國，國內論文發表數量世界第一，而產生價值卻甚是寥寥，原因何在？無非是論文抄襲而已。當我們的學術品格讓位于急功近利，就永遠無法實現學術獨立和自治。這個矛盾恰與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面臨的困境相一致。

    知識分子的歷史性缺位是極其不利的。當現世的功利成為壓倒性的目標，的確會出現中國別無信仰的悲劇性局面。學歷造假雖然可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謀生策略；氣功大師日進斗金，當謊言被拆穿后也可以被理解為“對人類現象世界的形式上的否定”。知識分子智計百出，可當他們的出發點和歸宿都著眼于金錢的時候，在中國的一代精英里就永遠出不了蘇秦和張儀這樣的人物了。當中國的網站管理員們兢兢業業忙于刪帖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連牢騷都沒處發，就會慢慢銷聲匿跡。中國不再有知識分子，只剩下了官員、商人和農民。知識分子退出了歷史舞臺，就順帶著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現世價值給腰斬了一半。

    其實，應該讓知識分子說話，而且是理直氣壯地說話！《管子·水地》有一句至理名言：“故水一則人心正”，當知識分子都以匡時濟世的精氣神來參與國家建設，誰又敢從中作梗？可是我們發現，偏偏有人不愿讓知識分子說話，想說只能拐著彎兒說，只能用自嘲或相聲“砸掛”的形式表現出來，可一不小心，連相聲都不讓說了。郭德綱便是一例。當相聲有可能重新繁榮的時候，卻偏偏使一個百花齊放的局面被對一個人的圍剿所破壞：郭德綱的書籍及光盤在京城遭下架，郭德綱的節目在某些電視臺停錄停播，郭德綱只因說了幾句喜聞樂見的話，卻幾乎被葬送了藝術生涯。只不過欣逢盛世，郭德綱的遭遇比王實味或胡風要好得多。不過，也或許正是有了這樣新鮮的閱歷，將來會出現更多的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

    那么，更深一步說，以反三俗為核心的“新道德運動”能不能升級為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為核心的文化復興運動呢？中國要想穩步前進，應該重視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要廣開言路，廣收民心，只有這樣才能避開前進途中的沼澤和陷阱，也因為有了知識分子的廣泛參與，中國才能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相互勉勵與相互交鋒的扶持下走向一個中國人的世紀。

           2010年9月12日2:3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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