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裝盜墓到武裝打假的走火入魔
司馬平邦
武裝盜墓，就不用多說了，當然盜墓這一行業一開始肯定不是武裝保衛的，后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盜墓賊的行列，有了危險，有了競爭，但盜者又不忍心放棄其利益，于是武裝起來。
凡是有武裝相隨，一定有更大的利益驅動。
曹操，算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盜墓賊，但當時他在自己一方是漢丞相，在敵人一方是漢賊，這兩個“職務”哪個都比“盜墓賊”大，所以，沒人把曹操的盜墓賊身份當回事兒，據說在他當年，軍隊里有專門從事盜墓的軍官，叫摸金校尉。
所以，這次曹操墓在河南安陽被發現、發掘，有媒體采訪我，我說自己不懂考古也不懂盜墓，但如果真是曹操墓被挖開，也是他的活該，2000來年前，他為死后的自己設下72疑冢，但2000年來，盜墓者們一代代前赴后繼，終于找到了曹操大墓，高陵，這對曹操來說是：
報應。
當代的考古行業，已經無法和盜墓不盜墓瓜葛上，衡量考古是不是盜墓，有一個標準就是你把墳里的東西挖出來做什么，是供呈現和研究輝煌的古代文化和文明，還是供獲利。
個人挖墳，十有八九是為了獲私利。
對曹操墓高陵的真實性發出懷疑的，現在，有兩個，一個是倪方六，一個是閆沛東，倪是浙江人，閆是山西人，一個浙江人和一個山西人對一群河南人發現的曹操墓發出質疑。
閆沛東稱他手里有足夠的“鐵證”證明河南安陽當地造假，是一位徐姓當地村民的證明書，證明去年發現的幾塊石牌都是請人現刻的――但我對閆先生的這個說法亦有懷疑，其實，若是假托之物，則石牌上的字，一定不會寫上“魏武王常所用”這樣半通不通的字句，為什么不寫得更順溜一點兒呢？
另外，那上面的書法，我看當下的人、當地的人也寫不來的。
但這不能證明我支持高陵是真墓。
其實，我更關心另外一條消息，說有人問起閆沛東先生怕不怕遭到方舟子一樣挨打的悲劇，閆說不怕，自己有武林高手護手，24小時保護呢，據他說武林高手是“隨行”的，不知這兩個武林高手是閆的朋友，還是閆自己雇的，還是別人給閆雇的，據稱，在國內要用金錢雇到武林高手保護，即保鏢護體，是一筆不菲的開支，但誰來投入這么多錢雇一個高手保護自己打假，這就容易讓人覺得你的打假也是筆生意，不全是如閆自己所說的“擔心全社會的誠信危機”，用一筆大費用找幾個保鏢跟著自己，然后做“挽救全社會誠信危機”的事，別人不容易信，我也不信，你得首先講清楚，為此，雇保鏢的費用是哪里來的，而且保鏢們跟著你，是為了義還是為了利？
他們跟著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等等。
這一點兒啟示來自方舟子。
方舟子先生在北京被打之后，有律師為他出頭，并在網上成立了一筆準基金的東西，據說很快募到了幾萬元錢，律師就為方舟子請了保鏢，于是方舟子從媒體渲染的一介窮得不能再窮的學問家，搖身變成了一個身后跟著兩個戴墨鏡著練功服的學問家。
那兩個人就是他的警衛員。
國內，還沒有對于私人保鏢這項職業具體的說法，當然拿了人家的錢，就是為了保衛人家，這看似理所應當，但設若，有人向方舟子或閆沛東攻擊，做保鏢的自然要還手，若還手，自然要向攻擊方舟子或者閆沛東的人攻擊，則這種攻擊的時機、分寸，我很懷疑方舟子或者閆沛東，還有那些受雇于之的人能不能把握好，一旦事發，他們會不會把正當防衛整成防衛過當，或者主動進攻，甚至是別的？
武裝盜墓，進行了幾千年，即使在曹丞相時代，也沒有給予其足夠的法律依靠，你手里有槍有炮，你也是盜。
而打假，這一行算是“方興未艾”吧，從王海到方舟子和閆沛東，十幾年間已經迅速變成“武裝打假”，以前的“裸體打假”，或者還可以解釋你有誠信潔癖和學術潔癖，為此以身殉之，但現在，變成有別人或者自己為自己雇幾個保鏢跟在身后打假，去揭曹操墓的假，去揭唐駿的假，以及揭別的什么大學老師的假，我總覺得這超出了打假的學術范疇。
如果，曹操墓的擁護者也是武裝的，唐駿的身邊也有私人保鏢，或者別的什么大學老師的身邊也有私人保鏢，則是另說。
學術打假，會不會因武裝者們的“入侵”而走火入魔呢？
方舟子雇保鏢的錢來自于網上那些支持者的募集，這募集來的錢，在法律上可不可以用來雇傭可能對他人產生傷害的武裝分子，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存疑，因為一旦成了你們私人保鏢，事情就真變復雜了。
現在，以方舟子和閆沛東的打假行動計，看來已經不是孤立的個人道德潔癖所能支持的，又是保鏢又不募捐，把這些事搞成了一個類產業，當然在此之前，制假、造假，已然是一個地下產業，是明確為了暴利而去的，但若果打假也變成一個外表類產業的東西，脫離開它的學術范疇和個人行為范疇，那它的產業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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