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經濟斷想（續三）

作者: 榮譽作者  王志光 

求是理論網 2010年09月01日 16時12分

　 【二十三】

　　和諧社會建設的一個必須面對和努力解決的現實問題就是貧富差距問題。一般地說，地區間的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不及社會公民之間的貧富差距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大。現在當吃皇糧階層因為工資的上漲而一般市民依然保持原有的或是輕微的工資調漲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局面就會受到威脅。

　　“人之不患貧，患不均”，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心理現象，似乎很難改變。問題是有些為富者的為富手段不正當，因此也就必然引起貧者的不滿。吃皇糧者靠的是國家稅收的財政錢為生計；個體商販只有在買賣興隆的時候心情才能好起來。吃皇糧者只有對得起皇糧而實事求是地干好本職工作，一般百姓才不會對其有更多的怨言。公務員得到的收入必須得有相應的執政業績與其匹配，必須得做出為人民服務的現實表現，否則為官只是求富貴，那對一般百姓來說就很難能被接受。因為吃私貪污、傾吞國家財產而暴富的官員，百姓自然不會原諒。高薪養廉，首先得是高薪者必須從內心深處在做讓老百姓滿意的事情才對。

　　【二十四】

　　和諧社會的建設，說到底還是公平和正義的社會建設問題。只有建立在公平正義基礎上的經濟社會，這樣的經濟社會才可能是和諧的。僅僅依靠法律的權威，和諧社會也是不可能建成的。當今的中國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因此，這個“中心”若沒有了“正義”和“公平”為其原則，而任憑經營者的隨便經營，任憑官商勾結、魚肉百姓，那么即便所設置的法律再健全，法律的實際效用也不會實實在在地得到發揮。當今社會，反貪的法律不能不說日趨健全，但腐敗現象卻屢禁不止。這正說明了筆者的上述推斷。

　　當一個社會將經濟發展的指標用做社會一切領域的存在和發展的主要衡定指標的時候，這樣的社會就不可能和諧。因為在自由競爭的經濟社會，原本就沒有和諧可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是自由競爭的經濟社會的最一般的法則。

　　中國社會當被界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時，整個經濟社會的運作就不可能按照這樣的一個庸俗的社會經濟競爭法則去運行，就必須使用社會主義的道義法則為其導引。公平和正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里，應該有別于其它社會形態下的市場經濟。

　　【二十五】

　　說到這里，其實已經觸及到市場經濟與市場倫理統一的問題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講市場經濟倫理。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然改變不了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利益壟斷，因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不可能擺脫以少數人為倫理主體的事實。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的發展新階段。但是，由于中國的市場經濟在理論上被界定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因此，中國的市場經濟就必須體現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本質。這種本質表現在市場經濟的目的和手段上，同時必須充分考慮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體系。做不到這一點，所謂的“和諧社會”也是難以建設好的。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目的上就是筆者上文說到的“必須滿足絕大多數人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在滿足這些需要的過程中促進絕大多數人的身心全面和諧自由的發展”；“并且保證絕大多數人在發展上不出現異化”；“盡量縮小兩極分化”；“實現公平正義”等等。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不同。

　　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手段上只要不造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目的”上的轉變，那么，只要能促進這樣的目的的實現，都是合理有效的手段。也就是，在倫理上通過這些手段的使用，能不損害社會化主體的根本利益，并且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是以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根本目的的和原則的。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可以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理論基礎；同時，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也必然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倫理體系的建構提供最現實的理論基礎。

　　如果不承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有“剝削存在”，就必須合理分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創的財富，就必須將市場經濟作為實現人的全面和諧自由發展的載體。人與人就應該是平等的。“剝削”和“壓迫”的現象就應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里的最不道德的現象，任何利益的驅動就得受控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統領和驅動。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必須一切從人的全面和諧自由的發展為出發點和目的點，而財富的創造也僅以此為目的點，亦即財富的獲得僅是促進人的全面和諧自由發展的手段而已。只有人的全面和諧自由和富有個性的發展，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唯一目的。這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學的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二十六】

　　說到市場經濟倫理時必須強調一點，這就是市場經濟倫理主體的責任和義務，并不就是倫理主體之間的“平等交易”、“和氣經營”等方面的要求。筆者以為，這還是一般意義上的倫理要求。如果市場經濟倫理主體僅停留在這樣的一種倫理境界，那還是遠遠不夠的。尤其對當代中國市場經濟主體來說更應該超越這樣的一個倫理要求。

　　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倫理要求上必須以社會主義的基本道義法則為最高倫理境界要求標準，正確處理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義利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經濟運行過程中，實事求是地說，我們根本沒有強化和建立這樣的一個市場經濟倫理體系。這是一種缺憾。尤其是當我們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時候，沒有及時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各行各業都有相應的職業道德的規范，盡管在執行上存在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畢竟已經有了這些職業道德的規范要求。但是在進入市場經濟的軌道后，市場經濟的“倫理法則”卻并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

　　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統治者竭力倡導經商者按照儒家的“義利觀”要求，努力培養自己的儒商品格和氣度；但是，在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的一種傳統倫理要求被質疑甚至被棄之不用。“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成為心照不宣的市場經濟運行法則。應該說，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以這樣的一種“競爭法則”來支配整個資本主義市場運行的。其造成的殘酷的后果，早已被馬克思等經典經濟倫理學家所揭露和批判。這種揭露和批判就是針對這樣的一種市場經濟運行法則的“反人性”的一面。直到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信息經濟的壟斷階段，并且當代以美國為代表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依然沒有消除這樣的一種“反人性”的市場經濟運行法則。只不過是當代這些最發達的國家依靠科學技術的優勢，憑借三百年來的資本主義財富積累，尤其是實行了“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改革，使得這樣的一種“本質”被形式上的經濟繁榮給掩蓋了，尤其是國外市場的開發和壟斷，對這些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來說，已經將殘酷的掠奪轉嫁到國外落后的第三世界國家而已。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變成了這些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加工廠、垃圾庫。這是與早期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經營者僅僅局限于壓榨和剝削本國人民，或是有限地依靠殖民地獲得廉價的勞動力來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時代根本不同的一種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新方式”。這種新方式掩蓋了殘酷的剝削。

　　因此，當代中國在推進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是不能走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發展的老路的。也就是，要有一個完整的旨在通過市場經濟來最大化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市場經濟倫理要求體系。這也就是為什么要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這個限定語的蘊意所在。否則，那必然地要走上重復資本主義早期殘酷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老路。

　　【二十七】

　　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現實功能必須與改良社會同步。消除社會兩極分化的關鍵點是在“民生建設”上。改良社會必須不斷地豐富社會的財富，極大地改善國民的生活環境，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在這一方面，改革開放30年來已經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國民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現實已經表明，國民已經由溫飽型向富裕型轉變，人均收入逐步地得到提高，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努力解決下崗人員的就業和再就業方面已經取得實效。但如何讓先富裕起來的人們帶動弱勢群體擺脫生活困境，依然是各級政府需要下大氣力研究的問題。城市住房價格的猛增，低收入家庭住房難的問題等等，這些正是民生建設的焦點和難點。

　　在社會財富日趨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的現實面前，國家應采取強有力的手段，從企業和公司的收入分配上研究如何滿足工人和員工的合理正常的利益需求，從企業利潤角度考慮工人和員工的福利工資待遇問題。

　　須知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當前的主要社會矛盾依然是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物質生活需要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在我國依然要發揮作用。對剩余價值的使用和分配，依然需要按照馬克思的這一理論來指導。

　　必須保證勞動者的正當合理收入的滿足，企業的擴大再生產不能以降低勞動者的實際收入為代價。企業主必須盡力滿足工人的這方面的應有的利益需要。這是企業家的良知和義務。

　　在“民生”建設方面，在財富的分配上要注意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的真正根源，剖析其深層動因，以及采取有力措施改變這一現狀。

　　【二十八】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是市場經濟為主體，其中國企和民企是支配這個市場經濟運行的兩個主體力量。無論在當前形勢下，是“民進”還是“國退”，是“國進”還是“民退”，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運行中表現出的自我調節的自然現象。人為地、不顧客觀實際地造成這兩種市場支配主體力量的“退”與“進”，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完善和發展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而不是造成和加劇經濟社會的兩極分化，造成金融寡頭和財富巨頭對的出現并對經濟和社會財富的壟斷。國企和民企應該看作是親兄弟，是共產黨執政地位下的一對患難與共的親兄弟，為的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的就是讓中國真正地繁榮富強起來。

　　國企和民企應該是為著這樣的一個共同目的而馳騁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和世界的經濟中的合作者、并肩作戰者，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競爭者、對手。共產黨執政下的國企和民企，代表的應該是國家的最高利益，滿足的是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執政的黨和國家是統一的，不是分離的；撇開了中國共產黨對市場經濟的領導，那便倒向了只為少數市場經濟精英和少數權貴和富人階層服務的市場經濟。這樣的市場經濟是與經濟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不相關聯的市場經濟。中國“自由市場經濟派”的經濟學者和企業家，就是這種意義的一派人物。

　　因此，若是執政的黨的根本利益是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滿足服務的執政的黨，就必須堅持這樣的一個底線。否則，中國的市場經濟就與西方的市場經濟沒有了本質區別。中國人民追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的流血犧牲式的革命，也就失去實質的價值。堅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制高點，其本源意義就在這里。中國決不能搞私有化經濟，也是從這樣的一個實質處說的。如果搞私有化經濟，那對中國將是一場災難。

　　搞民營經濟，必須明確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實現形式的一種方式，絕不是本質和目的。因此，民營經濟創造的物質財富必須用之于民、造福于民。國企經濟更應該要保持這樣的目的本色。任何企圖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市場經濟的性質，改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做法，都將是中國人民的公敵。這應該是一個底線原則。

　　【二十九】

　　筆者將支撐中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兩個主體力量，亦即“國企”和“民企”稱謂是一對患難與共的“親兄弟”，希望在致力于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建設和完善的過程中，形成一股不是“有我便無你”的“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而是“同舟共濟”、“攜手共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的“創業者”，正是出于這樣的一個目的。只有在中國的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炎黃子孫能實現這樣的一種境界，中華民族才有真正的希望，復興大業才能真正實現。中國才能不失為“仁義禮智信的和諧之邦”的美譽。

　　說“國企和民企應該看作是親兄弟，是共產黨執政地位下的一對患難與共的親兄弟”，這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特色”，一個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有人會說，這樣的一種現象能出現嗎？可能嗎？筆者認為，不可能也得讓它可能。因為，中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天下。

　　中國共產黨是干什么的？從打天下那一時刻起，直到今天，依然高舉為人民服務的大旗。中國消滅了剝削階級一統天下的舊有社會，建立的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公有天下。按照這樣的執政邏輯，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樣的執政目標也必然得是為絕大多數人謀福利、主公道的。因此說，人民的覺悟就應該覺悟到這樣的一個層面。如果私有制在中國能使共產黨達到這樣的一種執政目的，那么私有制在中國也可以行得通；否則，便不可行。

　　【三十】

　　筆者以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現實和未來目的都應該是為絕大多數人謀福利、主公道的。這樣的一種發展結果才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否則，就與西方的市場經濟沒有了本質區別。說“市場經濟學”是“人學”，市場經濟的目的是解放人、發展人，而不是剝削人、壓抑人、異化人，就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基于社會主義的道義法則的市場經濟，而不是那種野蠻的單純地憑借“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的市場經濟。 

　　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在弱肉強食的過程中走向逐步完善和發展的。直到今天，“弱肉強食”依然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中國的市場經濟決不能重蹈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舊轍；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必然要爆發各種類型的的“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但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既然已經冠以這樣的一個“社會主義”的頭銜，就應該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就必須按照社會主義的道義法則去經營、去完善。這個道義法則就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得從這樣的道義原則出發，來從事自己的市場經營。

　　說“國企和民企應該看作是親兄弟，是共產黨執政地位下的一對患難與共的親兄弟”，就是從此意義上說的。在這一點上要做得好，也必須有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法律來做保障。如果執政的黨在這一點上表現不出“權威”和“果敢”，那么它就將失去民心，就意味著執政的黨完全地站在權貴和富人的角度說話，因而也就失去它作為工農政黨的本色。

　　所以，執政的黨必須與國家的最高利益統一起來；必須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統一起來。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執政黨是絕不能含糊的。

　　作者單位:大連廣播電視大學金州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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