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大失民望

曾飛

　　所謂官員問責制，是指對政府及其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后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的制度。人大是最主要的異體問責主體。我國《憲法》第3條、第128條明確規定由人大產生的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對人大“負責”。公民是最本源的異體問責主體。《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

　　近年來，經濟失衡，環境破壞，分配不公，官員腐敗，民生不振，外交失利，已經大失民望。

一．經濟失衡

　　在無能領導的引導之下，中國經濟的生產與消費嚴重失衡。因而，不得不嚴重依賴出口來發展經濟，成為一個嚴重失衡的經濟體。

　　商務周刊，寧南先生指出，“無論通縮是真是假，內需疲軟已經使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面臨著失去平衡和自主性的危機。”（商務周刊：《中國經濟警報已拉響》）

　　經濟觀察網，陸銘先生指出：“任何有關中國經濟的討論，請不要忘記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長期以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工資增長的速度。在關于中國經濟的種種討論中，沒有一個能夠繞過這個現象。……中國經濟的問題就在于，它已經高度開放，中國出口商品的價值大約能占到中國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在經濟危機前的十多年里，勞動力便宜，工資上漲幅度不大，問題不大，因為生產的東西有三分之一不是賣給中國人的，所以企業和地方政府當然持續地加大投資。低工資增長，高勞動生產率增長，反而持續地提高了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東西賣得出去，反過來，就有了進一步加大投資的動力，有外國人幫我們消化過剩產能，企業和政府卻對中國經濟早已出現的結構失衡視而不見。中國的投資回報高是有前提的，前提之一就是工資增長慢，——再次強調，是相對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工資增長比較慢，——從國民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說，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就成為自然的結果。前提之二，就是中國商品賣得出去，只要勞動生產率增長持續快于工資增長的趨勢不變，這個前提不會根本變化。經濟危機一過，如果國內經濟的結構不做根本的調整，中國經濟定會走上依賴出口的老路。……如果工資上漲和勞動生產率增長之間的‘剪刀差’能夠就此縮小，那么，中國的居民消費就可以更快增長，中國對于出口的依賴將有所下降，投資過度的問題可以相應解決，中國經濟才能真正地成為一個正常的經濟。”（2010-04-29 ，經濟觀察網，陸銘：《什么是中國經濟失衡的真相？》）

　　這種內需嚴重疲軟的狀態，雖然2008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落實中央關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決策部署，決定四項實施措施。這四項措施是：核準審批固定資產投資項目。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關稅。確定中央財政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基金的具體安排方案。提出進一步加強支持林業生態恢復重建的政策措施。還有國務院常務會議再出刺激經濟的十項重磅措施。會議確定的一系列投資安排,初步匡算將在2010年底之前需投資約4萬億元。這對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將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但這一系列措施，并沒有根本改變內需疲軟的狀態，經濟失衡日漸變得無藥可醫。

　　對此狀態，工信部發言人朱宏任指出：內需繼續大幅增長存在制約因素。在9大工業產業反彈引領下，中國去年實現工業增速11%，工信部總工程師、新聞發言人朱宏任表示，中國的內需在上年較高基數上繼續大幅增長存在著較大制約，出口受外部需求疲軟等因素影響形勢仍不樂觀。“當前經濟回升主要靠投資拉動和政策支撐，民間投資意愿不強，地方籌措資金困難，城鄉居民收入短期內難以較大幅度提高，刺激國內消費和投資增長的政策效應可能減弱。”朱宏任說。（2010年01月28日，第一財經日報，《工信部發言人：內需繼續大幅增長存在制約因素》）

　　總之，一些人人只是采取了應付美國金融危機沖擊的消極策略，而中國自身生產與消費嚴重失衡的根本問題卻得不到有效改變。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嚴重被美國經濟所綁架，處于極端被動的狀態。更沒有當機立斷，采取在減少外需疲軟的沖擊的同時，采用較大幅度提高勞動者工資，迅速提高最大多數人的消費能力，形成強大穩定的內需，從根本上平衡經濟的積極措施，貽誤了西方資本主義陷入危機，競爭力削減的難得時機，獨立自主地擴展中國的經濟實力。同時，迅速提高勞動報酬，還可以趁此機遇有效吸引國際人才流入和留學人才回歸，迫使國際資本在中國建設高科技的產業，從而壯大中國自己的實力。但xx院不但沒有這樣做，還如寧南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這些年，政府用國人勞動血汗所得投資的1.8萬億美元、主要以美國證券為主的外儲資產，已經緊緊地將中國與這場金融危機綁在了一起。”但政府卻對保衛這些國民財富，擺脫美國轉嫁危機的陰謀束手無策。（商務周刊寧南：《必須保衛我們的財富〉）這一系列失誤，都是戰略性的過失，對國家與民族的危害巨大。

二.環境破壞

　　劉鑒強的報告《特殊利益集團在破壞中國環境》揭露：中國政府對環保有很強的政治意愿，但地方政府與企業勾結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在阻障著中國環保的進程。劉鑒強就誰是作惡者的問題進行了采訪和闡述。《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顯示，10%以上的大城市人認為自己所在的城市不適合居住。……中國的環境太糟糕了。這一年有更多的環境問題讓中國領導人煩惱，他們就環境問題的批示數量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半，即使他們再三要求“嚴格執法”，也無法遏止環境的持續惡化：每兩天發生一次嚴重環境污染事故，中央政府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標，都沒有完成。 中國公眾更無法忍受越來越糟糕的環境，他們每天向政府投訴1650次,全年有60萬次，比2005年增加30%。1月15日，《中國公眾環保民生指數》顯示，10%以上的大城市人認為自己所在的城市不適合居住，每10個人中，就有4個對自己城市的空氣質量不滿，認為環境污染給本人和家人健康造成了很大影響。 13億人都在受害，那么，誰是作惡者？……我采訪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再一次向他提出這個問題：“誰在破壞中國環境？” 在此之前，答案是模糊不清的，很多官員的回答是貧困。因為中國太窮了，需要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就不得不犧牲環境，在一些工業污染特別嚴重的地區，有些官員甚至這樣反駁批評者：“我們寧愿被煙嗆死，也不想餓死。” 如果你不了解真相，這話聽起來鏗鏘有力。但真相并非如此，在中國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人們吃得飽，穿得暖，他們沒有挨餓的風險，卻每天面對污染的威脅，空氣污染和水污染令民眾患上各上疾病，包括癌癥。在死去時，因為沒有醫療保險，他們兩手空空，那些工廠主所賺的浸著血的錢，從未進入這些受害者的口袋。敢言的潘岳完全否認了“反貧困”這種聽起來很人道的借口。自從他4年前擔任環保總局副局長，他就認為，是現行的官僚體制造成了中國的環境污染。他說，問題緣于地方官員扭曲的“政績觀”。在經濟增長壓倒一切的中國，所管轄地區GDP的增長，是官員的主要政績。中國的官員并非由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提拔，而提拔的首要標準，是這位官員貢獻了多少GDP。因此，各級官員只關心經濟增長，而不管付出多少環境代價。

　　譬如，網友在“舟曲（江源）地區是中國環境破壞最嚴重的地區”的帖子中指出：2010年8月7日22時許，中國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縣發生強降雨，午夜時間形成泥石流，從縣城北面的羅家峪、三眼峪向南沖向縣城。洪水和泥石流導致舟曲縣半個縣城的范圍被夷為平地，……災害的原因：這次災害的原因除了降雨和所在地區的地理條件外，主要還有：1.白龍江流域的過度開發。2.舟曲縣城市規劃建設中的錯誤。舟曲縣曾以山清水秀而聞名，有“隴上小江南”之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縣境內森林覆蓋面大，山清水秀，空氣清新濕潤，生態環境平衡。但是持續五十多年的大面積開荒、伐木毀林，開發礦床，白龍江流域已經成為中國著名的地質災害多發區，也是經濟發展落后地區。蘭州大學崔瑞萍在其碩士論文“白龍江中游滑坡泥石流防治體系與效益的研究”中指出，“近50年來，人類生產活動增強，毀林開荒、陡坡耕種、不合理開礦、炸石、筑路、修建水工程以及各種開發建設等，造成山體破壞失穩，崩塌、滑坡和泥石流日趨頻發，滑坡、泥石流所造成的危害和直接經濟損失也日益擴展和增強。”

　　總之，環境破壞的直接效應就是大自然的報復：連年來災害不斷，特別是接二連三爆發的洪水和泥石流。這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無需多說。

　　導致環境破壞的直接原因是GDP政績觀和行政系統的GDP目標管理，以及官員的腐敗，官商勾結圖謀私利而加劇環境破壞，而這種政績觀和放任官員腐敗來自資改派的GDP崇拜和崇洋思想。

三.分配不公

　　網友roomx的博客，“中國收入分配不公世界第一，發改委起草改革方案拖了半年仍無下文”說：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60年代，我國基尼系數大約為0.17－0.18，1980年代為0.21－0.27，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 世界銀行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這也就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基尼系數過低和過高都不正常。過低意味著極度平均，過高意味著貧富差距過大。一般來說，基尼系數0.3為正常。我估計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在0.5左右。”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收入分配問題，從淺層次看是經濟問題；但從深層次看，則主要是體制問題、政策問題。對收入分配問題，一定要從體制運行、發展戰略、政策調整和宏觀決策機制等方面來研究和解決才有成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

　　而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分配嚴重向資本和土地傾斜，勞動的分配份額被故意壓低。二是權力尋租、權力與資本勾結進行壟斷牟取暴利，各種非法收入泛濫成災，非法占有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不只是官員盛行權力尋租，而且已經傳染給了事業單位、國企和民企的管理高層，一部分人群起仿效，利用手中的管理權限，收受賄賂或回扣，出賣單位和企業的利益私飽中囊，削弱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并繼續擴大貧富懸殊。

　　擴大貧富懸殊的結果是極少數人占有了絕大部分改革開放的成果——巨額的財富。這些財富又不能順利投向再發展生產的有益渠道。一是中國的股市很不健康，投資股市的獲利主要來自短期炒作，而不是主要來自企業的盈利分紅。大量的上市公司違規獲利之后不分紅。導致股市成了大賭場，大炒家通吃，小炒家血本無歸。二是黃金控制在美國人手中，購買黃金的風險極大。三是官僚與大資本勾結已經形成壟斷，使得民營企業經營日益慘淡，阻遏了一部分民營企業家再投資的積極性。這三大因素阻遏了財富的正常投資渠道，因此富人手中的許多錢財紛紛投向樓市，并通過哄抬樓價來獲取暴利，繼續盤剝窮人，導致更加懸殊的貧富差距。就這樣通過股市、樓市和壟斷三條渠道，少數富人中的大部分人的財富還會進一步被剝奪，逐步形成極少數官僚資本全面壟斷的可怕局面。

　　這個分配不公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并且愈演愈烈，根本責任在資改派。這誰都明白，無須多說。

四.官員腐敗

　　胡鞍鋼教授的論文《巨大的腐敗黑洞：公開披露各類腐敗的經濟損失》披露：“中國官方十幾個部門先后公布的不同領域查處腐敗行為以及經濟損失。作者把它們概括為10類系統性腐敗經濟損失，這是指不同政府機構或公共機構任意濫用本系統的公共權力，為本系統人群謀取私利，形成巨額經濟損失，僅1999年—2001年期間這一損失竟平均每年高達占GDP比重的14.5%-14.9%。研究表明，官員個人腐敗的經濟損失只是‘九牛一毛’，中國腐敗的經濟損失主要發生在那些集團性腐敗、行業性腐敗、單位性腐敗，是典型的系統性腐敗。腐敗‘黑洞’只不過是國家制度‘漏洞’的一種‘產出’，或者是制度‘漏洞’的函數。制度漏洞愈多，腐敗的可能性與機會就愈大，腐敗經濟損失的黑洞就愈大。腐敗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大敵，給國家和廣大人民造成十分驚人的巨大經濟損失。估計腐敗的經濟損失是一項十分困難的研究，通常人們把它稱之為‘腐敗黑洞’，這是指無人曉知的‘無底洞’。為了搞清楚在中國經濟轉軌時期，哪些領域和部門最腐敗，為什么這些領域最容易腐敗，如何確定防治腐敗的重點領域，哪些領域反腐敗可以明顯減少經濟損失，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有必要對腐敗的經濟損失作初步估計，盡管是比較粗糙和不太準確的計算。根據2000年9月我對中國經濟轉型時期四種主要腐敗類型的經濟損失計算：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行性腐敗；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在90年代后半期，僅以上四種主要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之間。”

　　這類官員的腐敗，被揭發和懲處的僅僅是一小部分；國家制度“漏洞”更沒有被有效填補。而且至今這種腐敗還繼續向方方面面擴展。包括基層，甚至是事業單位和國企管理層，以及外企、私企的管理層也陷入泥潭，賄賂公行，回扣開道，極大削弱了中國經濟的活力。

　　網友“正義問蒼天”披露：截止這位網友了解到的數據是，目前，長沙縣已安排400多名領導干部子女充實到各機關單位，這些干部子女一般都是考不上全日制學校的職高生和社會人員，他們的愛好一般是電子游戲、撲克和麻將。每年，長沙縣財政局必須為這些政府雇員支付將近2000萬元工資。這些工資資金全部來自于納稅人。不過，對于長沙縣來說，區區2000萬元算不了什么，因為長沙縣2009年財政收入已經達到54個億。該網友另有一貼《長沙縣政府機關雇用工作人員采用“世襲制”》詳細描述，近年來，長沙縣領導干部隊伍中出現了一批新秀。一批有“領導干部遺傳基因”的“80后”年輕人逐漸走上了領導崗位。但其中也包含著一些違法提拔的情況。……該網友還將長沙縣人事局副局長作為特例引用，他稱，長沙縣人事局副局長的兒子李磊，今年27歲，但在4年前他就已經是長沙縣暮云鎮的副鎮長了。據有關資料顯示，李磊出生于1982年，2004年大學專科畢業，隨即就業于長沙縣干沙鄉政府(并非通過公務員公開錄用考試)，2006年被長沙縣組織部任命為長沙縣暮云鎮副鎮長。從李磊副鎮長的提拔軌跡看，顯然存在許多可疑的違法現象，工作兩年即提拔為副科級領導干部，雖然職位不高，但年限顯然不夠。退一萬步說，就算李磊在2004年是以合法方式進入公務員隊伍的，但1年試用期是少不了的，因而他在提拔前實際上只有一年的科員身份。 （《爆料：長沙縣政府機關90%的雇員是領導干部子女》）這個事例雖小，但足見腐敗的擴散程度。

　　為了升官發財，一些無良官員甚至敢于大量毀壞良田，創造發財“商機”。據2010-08-12旺報記者廖珪如綜合報導：“良田變別墅成都農民無力回天 企業毀田卻閑置廠區。七月初，苗栗為開發‘苗栗縣后龍科技園區’，強制征收農民土地，農民前往凱道徹夜靜坐。同樣的抗議，在四川上演類似戲碼，成都溫江區農田被政府強制征收，村民看著被毀的莊稼哭喊：‘難道蒼天真的就沒有眼嗎?’四川省成都市溫江區農民應思衛（化名）傷心地說，他一次又一次在田里看著推土機一步步輾過青綠的水稻田，成熟的稻子一片片倒下，10畝，100畝，400畝田……就此消失，有老婦上前爭執，被像抓小雞一樣抓走，應思衛看在心里感到無比痛苦。”成都溫江區的毀田發財的現象由來已久，上級政府一直睜一眼閉一眼任其惡性發展。據四川在線－華西都市報2004年11月25日報道：“成都溫江區買賣地黑幕：農田2.5萬一畝被賤賣。保護耕地是基本國策，然而就在國務院、省市各級政府三令五申‘加強基本農田保護工作，堅決遏止各類非農業建設違法占用基本農田’的鐵律時，成都市溫江區天府鎮鐵籬村竟公開轉讓基本農田。近日一知情人士向本報披露了這宗非法交易的過程———8月29日，成都溫江區天府鎮鐵籬村（現已劃歸和盛鎮管轄）村委會一紙協議，將該村的1.62畝農民承包田轉讓給了遂寧人蔣某。一同轉讓給蔣某的還有毗鄰綦江村的0.2畝地。轉讓期限為25年，價格為每畝每年960元。協議簽訂后不到一個月，村支書‘轉讓土地為民謀利’的承諾得以兌現：該宗地所在的鐵籬村6組的村民（149人）每人分得260元的“賣地錢”。綦江村1組的村民每人分得43元。” 政府的禁令如一紙空文。

　　資改派治理官員腐敗不力也就可見一斑。他們根本不敢依靠群眾來監督官員，甚至千方百計控制網絡，刪除敏感信息，關閉網站，阻止群眾通過網絡問政。舉報腐敗者未能受到有效保護，并且多數受到報復。官場依然處于官官相護的腐爛狀態，腐敗已經發展成為群體性的常態。

五.民生不振

　　重慶日報《抓民生不會扯經濟的后腿》的報道說：……市委書記薄熙來透徹地闡述，“民生就是內需，就是消費，有效地改善民生，不僅不扯經濟的后腿，還會有力、持久地推動經濟”。市長黃奇帆也指出，“不僅要算當前賬，也要算長遠賬，做到中長期平衡；不僅要算經濟賬，還要算社會賬，做到綜合平衡。要看到，當前的投入在未來會產生的巨大效益。”奇怪的不是“有效地改善民生，不僅不扯經濟的后腿”的報道。奇怪的是改善民生原本就是發展生產的根本目的，今天通過薄熙來書記的嘴說出來，既然成了特大新聞！可見在今日的中國，民生實際上是如何地不振，如何地無地位了！

　　新華網北京3月7日電，新華社記者劉健、李亞彪、安蓓，題：在改善民生中激發新活力——“兩會”代表委員熱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民生短板”。

　　“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只有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經濟發展才有持久的動力，社會進步才有牢固的基礎，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生動闡述了改善民生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間的辯證關系，引起“兩會”代表委員的強烈共鳴。

　　“內需不振，是阻礙經濟持續良性發展的‘攔路虎’。收入分配不合理、社會保障水平不高、畸高的房價、就業難等民生難題，讓老百姓有錢不敢花。”天津農學院副院長邢克智代表說。

　　國家統計局數據表明，2009年對GDP的貢獻率，投資高達92.3%。經濟學家程惠芳代表說：“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短板’是居民消費需求。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改變迫在眉睫！”

　　代表委員用實例、數據，印證著不解決“民生難題”，不補上民生“短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產生強大持久的動力。

　　2002年至2009年，我國GDP年遞增幅度高達10.13%，職工工資扣除物價因素后的年均增長只有8.18%。“這對眾多普通勞動者顯然有失公允。”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黨組成員張世平指出，“關鍵是著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但是辯證歸辯證，不過是一堆空話，民生不振依舊。老百姓的住房難、看病難、讀書難（特別是讀幼兒園最難）依舊，就業難、坐車難、埋葬難依舊，工資照樣偏低，物價繼續高漲，實際生活水準正在下降。而少數人的富裕靠的根本不是勞動報酬，而是資本和土地的高回報和權力尋租、賄賂、回扣等收入。國內的需求，民生的正常需求依然疲軟，而少數人聚斂的巨額財富主要并不用以消費，無法拉動內需，除了少部分的奢侈品消費之外，主要用來投資房地產，再賺取高回報，進一步利用這些資本來盤剝老百姓。于是惡性循環業已形成，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民生越來越凋零。

　　對此，網友“中國愛國者之一”認為應該“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削減房地產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加大力度發展房地產的替代產業（如環保、新能源、高新科技、民生產業），防止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把房地產占用的資金和資源投向可持續的環保、新能源、高新科技、民生產業、新興創新戰略產業及國防軍事力量以增強國力。” 但是，大量的財富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為追逐利益，很難要他們把這些財富用來投資于有利于國計民生事業，除了“投資”于炒房，就是向國外轉移。所謂的轉變發展方式無處落腳，不過是一句空話。

　　由于大量財富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為追逐利益，他們甚至玩起了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擾亂民生的罪惡勾當，致使住房、大蒜、生姜、綠豆等多種物價飛漲。如果繼續放任不治理，就會使整個社會逐步走向民不聊生的深淵。據陳真誠：《有些閑置土地囤積了17年》一文披露：“國土資源部整理出截至2009年三季度末全國1457宗閑置土地的情況的‘黑名單’——《有關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閑置情況表》，一張開發商違規用地名單浮出水面。這份‘黑名單’中，詳細列出了省市、項目名稱、閑置土地的受讓人、合同編號、合同簽訂時間和約定的開竣工時間等內容。 這份‘黑名單’顯示，截至去年9月30日，全國閑置土地共計1457宗（其中70%以上為住宅用地），閑置面積9772.365294公頃，合同總價款2560947.855萬元。北京、廣州、海南、江蘇四地的閑置土地數量占全國的近四分之一。僅北京就有160宗土地被閑置，有泛海建設、華潤置地、新世界等知名地產企業涉及囤地。 這1457宗土地中，有600多宗是企業自身原因形成了閑置土地，另外800多宗則是政府原因導致。其中，大多是在2005年左右出讓的，普遍囤積時間比較長。甚至，據報道，有閑置土地的囤積時間，最長的已達17年，還有土地可能已經囤積了更長時間。”須知，就是在歷朝歷代，恐怕囤積居奇，哄抬物價都是殺頭的大罪，哪有如此反常地被當成發展經濟的“功臣”來被長期追捧的！

　　雖然把以往的保護高房價的政策口徑“遏制一部分城市房價上漲過快”，稍微松動了一點，說了一句“使房價保持合理”，并用建設廉租房和保障房來應付老百姓。但閉口不談大量存在的空置房的徹查并利用來立即解決一大部分人的安居問題，不談像控制糧價那樣來控制房價。骨子里依然照顧著既得利益者的特殊利益[注1]，而對人民不誠心誠意。因此，空話喊得震天價響，房價依然只漲不降，更甭談房價下降到合理的程度了，甚至連所謂的控制房價過快上漲都沒影子。由于保障房的辦法是倒退到了雙軌制時代，它與樓市爭奪建設用地，馬上就促使樓市的建房用地減少，也就進一步減少了樓市供應，進一步抬高了房價。同時，官員控制房源的分配權，可以用來尋租，舊的弊端重新出現。由于與市場資金相脫離，政府又不情愿投入大量的資金，保障房的建設進度很慢，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即使保障房計劃能夠實現，那么被因此更加抬高的樓市價格就必然會吸干所謂的所謂“夾心層”、“中間層”或“中產階級”的血，使之貧困化而消失。也就必然會加劇兩極分化，最終達到涇渭分明的“改革”效果：百分之零點幾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獨占全國絕大部分的財富，而百分之九十九點幾的剩民分享余下的那一點點財富。

　　人們也許會問，廉租房和保障房在新加坡、香港能行得通，為何在當今的中國就行不通，而會變成一種加劇兩極分化的措施呢？

　　因為前提條件不同。網友“陶然求索”在“高房價是因為人們有錢”的帖子里這樣分析：“問：有錢的不是很少一些人嗎，政府蓋這些房子能賣掉嗎？回答：有錢的人所占比例很小，但總人數卻不少，所以政府蓋的房子不用擔心賣不掉。如果你還不以為然，請看我給你分析吧：據統計，中國目前大約十四億人口。據相關文獻記載（可能不夠十分準確），在當今的中國，百分之五的人口占有百分子九十五的社會財富，而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總共只占有百分之五的社會財富。百分之五人口（富人）大約七千萬，大致上相當于法國人口，總數可也不少。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所謂的GDP）超過法國，總的社會財富也大概會超過法國。也就是說，這百分之五的富人分享了一個比法國更大的社會財富，他們能不富嗎？他們不僅富，而且他們比法國人民還富，他們顯然生活在一個高度發達國家。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窮人一共只占有百分之五的財富，雖然人口眾多，但所占有的財富少得可憐。很顯然，如果從財富占有的角度來考慮，后面這百分之九十五的窮人完全可以忽略不計。” 這百分之五人口（富人）真需要住那么多的房子嗎？當然不需要，他們是把房子買下來，囤積起來，準備高價賣給另外那九十五的窮人，盤剝他們的勞動所得，使自己更富。順便也讓那九十五的窮人更窮。因此，樓市的房價鐵定節節升高。在高房價的市場背景下，廉租房和保障房就相對也就具有了較高的價值。一方面，有權勢的那百分之五的人就會利用自己的優勢設法占有控制權，把一大部分廉租房和保障房的“房票”拿來出租或變賣，獲取暴利。如果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窮人即使得到了廉租房和保障房，因為窮困，特別是遇到失業、病患、孩子讀書、災難等意外或困境，唯一可以救命的除了變賣自己的身體之外，就是變賣廉租房和保障房的權益（通過黑市可能進行）。因而，廉租房和保障房仍然會逐步落入百分之五的富人手掌心，成為致富的工具。因為中國不具備新加坡、香港等地高薪酬、高就業率、高社會福利等背景條件。因此，類似的新政也就必然換來截然不同的社會效果。

六.外交失利

　　美國的金融危機引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這本來有利于中國崛起的有利時機，在無能的領導者帶領下，竟然使自己成了列強的替罪羊，四面受到圍攻，外交軍事節節失利。美國的航空母艦竟然開到中國的家門口來示威。而無能的領導者只會唱“對話比對抗好”的迂腐濫調，竟然毫無化解危機的能力。

　　記者趙建華指出：“世界經濟格局變動、矛盾加劇、大國博弈日趨激烈之時，中國成了西方‘放大鏡’下推敲揣摩的對象。貿易盈余、人民幣匯率、世界最大債權國、能源消費、二氧化碳排放，甚至中國的國內儲蓄，都成了影響他人利益的口實。金融危機的暴風雨剛過，各國便匆忙開始權衡自己在這場危機中的利益得失。曾被稱為世界經濟穩定器、全球經濟復蘇重要領航者的中國，如今成了造成全球經濟失衡、金融危機爆發的‘代罪羔羊’。那些在金融危機中實力受到削弱的國家，要求中國承擔責任：平衡甚至拯救世界經濟。”（記者趙建華：《大國博弈 中國不應成“代罪羔羊”》，中新社北京8月16日電）

　　還有，原本世博會是一個全球性的盛會，參展國家可來自世界的各個角落，這就給主辦國創造了足不出戶便可宣傳自己、廣交朋友的機會。四海兄弟、五洲朋友和六方賓客云集，其中蘊藏了大小商機無數，舉辦國的第三產業又再度輝煌。當然，更多的是宣傳自己，推銷自己，顯示綜合國力的機會。可是無能的領導者把一個舉全國之力，耗費無數民脂民膏的上海世博會辦成了一個西方向中國人灌輸西方文化的宣示會。人們被引導去排數小時的隊，看15分鐘的宣傳錄像，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上海世博在美國人的眼里堪比1959年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展覽會（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正是當年展覽會上赫魯曉夫和尼克松的“廚房辯論”促進了蘇聯的瓦解。

　　網民對此評論說：“上海世博會的籌辦者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干些啥，靠什么能吸引全球游客，而是想當然地以為只要掛個‘世界博覽會’的招牌，就會和奧運、世界杯一樣自動引來八方來賓……上海非要爭個‘綜合性世博會’來辦，結果大多數國家嘴上不說，配合起來卻是不冷不熱，不僅代表最新科技和藝術成就的東西很少參展，甚至還有美國等很多國家干脆拒絕掏腰包、派團隊……為了不失‘上海世博’的體面，主辦國只好自掏腰包給‘萬國’建館，建成后由于別人不肯全力配合，大部分展館便只好用少量展品加大量展板、多媒體播放湊數，又哪里能有任何吸引游客之處呢？”（2010-05-10“為何說上海世博會最后必將被證明是個國際笑話” 作者：安魂曲 ）因而，上海世博會也就沒有什么“引來八方來賓”，推銷自己，顯示綜合國力的所謂盛況，只好自己辦給自己看，耗費巨額資金請人家來宣示西方文化，同化中國，為中國的和演盡一份力量。而領導者不但不醒悟，還繼續打腫臉充胖子，力爭創造世博會參觀人數（幾乎都是中國人）的最高紀錄，而不惜一切代價！

　　據新華社8月5日電，美國國防部發言人5日說，美國海軍“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將參加美國與韓國在朝鮮半島西部海域韓國水域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但具體時間現不公開。……五角大樓發言人杰夫·莫雷爾5日在媒體吹風會上說，美韓兩國將按計劃于近期在韓國東海和西海舉行海空軍事演習。……莫雷爾沒有說明具體演習時間：“涉及這艘航母的演習將在何時舉行，我現在不告訴你們具體日期……我們所實施系列演習的一部分，將是‘喬治·華盛頓’號再次參演，包括在黃海演習。” 據網友“投石頭”披露：“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美韓在黃海地區演習，以及美越在南海的聯合軍演會明顯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朱成虎稱，美國的航母編隊，包括它的常規艦艇作戰能力和打擊半徑距離非常大，到了黃海后，它的打擊半徑幾乎可以覆蓋整個中國，偵查半徑也可以覆蓋整個中國。盡管平時美國針對我國的偵查活動很多，但是深入到我國的家門口，可以對我國京津地區這樣一個首都地區進行偵察，很顯然過去是沒有的。”中國外交部多次聲明，中方在韓美聯合軍演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我們敦促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克制，不做加劇地區局勢緊張的事。我們堅決反對外國軍用艦機到黃海及其他中國近海從事影響中國安全利益的活動”。中國的無能領導相當“克制”，美國人卻相當囂張：媒體報道稱美國航母進黃海挑釁中國門戶（2010年06月22日央視網）。如此外交令人心寒。

小結：大失民望，應該自動辭職

　　胡總書記說：“我們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必須體現在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上，體現在做好關心群眾生產生活的各項工作上，體現在為人民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上。”

　　胡錦濤總書記在與網民進行在線交流時還曾經說過：“我也希望從網上了解網民朋友們對黨和國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見和建議。……網友們提出的一些建議、意見，我們是非常關注的。我們強調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因此做事情、做決策，都需要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集中人民群眾的智慧。通過互聯網來了解民情、匯聚民智，也是一個重要的渠道。”

　　總之是中國人需要脫離貧困并全體富裕起來，中華民族需要振興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當然需要改革開放。說“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也可以說很對。但所堅持的改革開放必須是為勞動大眾，為人民群眾，為無產者和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改革開放，那才有活路。如果堅持的是剝奪絕大多數勞動者而讓少數人發財致富的經濟“改革”路線，那絕對是死路一條。因為那是資本主義復辟而不是社會主義改革。唯有走共同富裕，改革開放有利于勞動大眾的道路，才不會走入死路。任何政治問題歸根到底都是經濟問題，也就是到底是維護勞動大眾的利益還是維護官僚資本小集團的利益的最根本的問題。據此，任何中國人對現狀，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很難蒙騙。因此，要繼續改革開放，就必須進行政治改革。而中國的政治改革，首先必須從最高行政領導者勇于對人民負責任開始，從人民群眾有權決定國家的最高行政領導者開始。而不是最高權威有權代表人民內定國家的最高行政領導者。人民不再需要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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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房地產的驚人暴利：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報告顯示，2009年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商品住宅銷售額36769億元，比去年增長了80%；銷售的商品住房面積為8億平方米。對此，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陳萬志估算了開發商的成本賬——商品房的成本主要由土地出讓金、造房的建安費和各種配套費、稅費和經營管理費用所組成。開發商競拍拿地，到完成開發和銷售兩個周期，平均時間在3年以上。“如此，2009年全國商品房所用土地，平均拿地時間應為2006年。”陳萬志說，根據國土資源部城市地價監測信息，當年“全國主要城市”用在“居住用途”上的“地價平均值”為每平方米1681元。新建商品住房的容積率以2來計算，分攤到每平方米住房中的“樓面地價”約650元，建安費以每平方米1000元計算，其他的配套費、稅費和經營管理費，全國城鎮的平均費用以600元計算。綜上所述，2009年全國城鎮商品住房的平均成本，每平方米約2500元。“由此可以大概算出，2009年中國的房地產商賺取的利潤高達1萬多億元。”（中財網：《去年中國房地產商至少賺1萬億 利潤率超30%》）網友zw200901于2010-3-9 8:02:03 評論說：房地產利益問題存在大量腐敗,房價不斷被炒作推高,不是什么市場行為。分明是有來歷不正的資金要搞渾這潭水, 目的是為了洗錢。

[注2]厲以寧其人：1.磚家厲以寧的名言:“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12億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的。”“ 房價漲的快是好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資的房產升值了，是好事。” 2.自1999年《厲以寧家族暴富內幕》一文在網絡上曝光以來，就有幾位國內經濟學家向全國人大發出公開信，要求對身為全國人大常委和參與證監法起草的厲以寧是否利用職權幫助子女暴富進行調查，眾多網民和國內媒體也都對厲以寧家族暴富一事多次發出了質疑。甚至還有全國人大代表也公開對其子女利用股市暴富發出質疑。當厲以寧之子僅通過參股某電業系統上市公司在短期內就增值數億元時，幾乎所有媒體都公布了這一消息。更有眾多網民在網絡上對厲以寧所提出的改革主張和錯誤言論提出嚴肅的批評。更何況，厲以寧所主張的改革產生的負面后果也早已顯現。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受到公眾普遍質疑的“名人”，現在竟然要代表國家形象向全世界進行宣傳。（水生：《厲以寧究竟能代表中國的什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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