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和楊宜勇的對話能告訴我們什么
昨晚（8月22日）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做客中央電視臺，以對話的形式與主持人柴靜討論了我國基尼系數超過警戒線給社會帶來的風險，以及中國貧富差別越來越大如何解決的問題。
這曾是一個禁忌的領域，他們面對全國觀眾大談社會的不公平。
對話耐人尋味。
其實我在8月10日曾就同樣的問題發表過一篇文章《“中國可能發生社會動亂”是危言聳聽嗎?》文章題目是從《經濟參考報》2010年05月21日轉載《新華社》：“中國基尼系數超0.5，可能致社會動亂”的文章中引用過來的，而且用了不確定的問句，文章內所使用的數據，都是來自官方媒體包括楊宜勇提供的。但是這篇文章被要求從網上刪除了。聽了“柴、楊”二人的對話，我想可能要給我平反了，因為他們談了同樣的問題，持有同樣的觀點，甚至用了同樣的語匯。
他們的對話至少有以下幾點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中國貧富差別兩極分化十分嚴重
楊宜勇用了大量的數據告訴我們，中國分配制度很不合理，兩極分化十分嚴重，大部分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那里，由于偷稅漏稅主要是富人，因此他們的收入遠高于統計數據，至少漏掉三分之一。
他明確指出，達到中國基尼系數（0.5以上）這種高水平的貧富差別，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除了非洲和南美。
雖然城鄉差別對中國基尼系數的計算產生了影響 ，但是最重要的是社會分配不公。
第二，解決這個問題很難，理想的目標：在“十二五”維持當前水平
他認為由于中國社會結構的現狀，解決貧富差別的問題難度很大，更為嚴重的是基尼系數還在上升，貧富差別還在拉大。在柴靜一再追問下，他才鼓起勇氣說：爭取在下一個五年計劃（“十二五”）基尼系數不要再上升，然后能陸續再降一點。
問到解決的辦法，他一直閃爍其詞：什么減少政府開支啦，什么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啦，什么勞資談判啦，羅列了一堆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辦法，因為他知道由制度帶來的問題是難以從政策層面解決的。
第三，面對今天的社會，他心里也不平衡
在被柴靜問到：對社會這種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你有什么感覺時，他表示自己心里也感到不平衡。在解釋為何不平衡時，他說，有些自己身邊熟悉的人竟可一夜暴富。
他身為所長，如果沒有搞錯，應該是正廳級。在老百姓眼里，他雖然不如地方有實權的官僚能隨意撈錢，也算是高工資、高福利。此外還享受公款吃喝，公款出國，公款用車、公款...，他也會感到心里不平衡，可想整個社會有多么不公平。
他所指的一夜暴富無非那么幾種可能：賭博、搶劫要么“天上掉餡餅”，此外最常見的就是貪腐受賄，對國家資源的掠奪攫取，還能有別的招嗎？
第四，我國的農民工拿到的工資僅僅是“生存性工資”
楊宜勇在講述分配不公時指出我國現在的農民工只能拿到“生存性工資”。
什么是“生存性工資”？就是馬克思在分析剩余價值時指出的，為了取得最大利潤，資本家只給工人生存和繁衍勞動力的報酬（像維持機器的運行提取大修理和折舊基金一樣），資本家卻拿走了工人創造的全部剩余價值。這是資本主義進行原始積累時所采取的最殘酷最苛刻的剝削手段，那時每一個銅板都滴著工人的血。
為此他進行了一系列數字對比，他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工資通常占生產成本的40%以上，而我國僅占10%，而且這些國家的工人還可以通過工會和資本家進行談判共同分配企業取得的利潤。楊宜勇用圖表清晰地向電視觀眾顯示，我們國家企業的利潤是逐年上升的而工人的工資所占的比重卻是逐年下降的。
楊宜勇能夠坦率的承認現實，能夠較客觀的分析現狀（當然他沒有也不敢觸及造成今天社會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從他嘴里講出這些觀點，不知是一種社會進步呢，還是出于某種無奈？
聽完這個對話，我不知該說什么。
難道這種觸目驚心的社會問題我們那些有權勢的人就可以這樣熟視無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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