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識分子印象

    我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回國正好一年了，訪美令我最不能忘懷的是我所訪問的導師，80多歲的C教授。C教授是位神學家，他的神學跟西方一位持有機整體主義觀念的懷特海哲學結合起來，創立了過程神學。認為上帝既是超越的，又是世界的一個有機整體過程，是生生不息的，他喜歡用的幾個關鍵詞是“有機的”、“整體的”、“動力的”，跟老子的道相似。從過程神學出發，他與東方的老子、佛陀對話，關注人類的命運，研究人類社會神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各個領域的問題，出版著作十幾本，發表文章數百篇,真是著作等身，到我回國，他的十幾抽屜的資料索引的學術資料，我也沒收集全。他尤為關注生態系統的保護問題，20世紀80年代他跟著名的生態經濟學家戴利合著一本生態經濟學著作，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在他的經濟學著作中，批判了西方的經濟主義和GDP崇拜，批判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認為經濟人假設翻了誤置具性的錯誤，把抽象的經濟學教條把人看做脫離社會群體、脫離生態共同體抽象的原子的個人，誤導了人類社會。我尊敬他的不僅是他的學術成就，而是他的為人，他出身于南方的大資本家，卻把全部家產都捐了出來，晚年的時候，連自己住的別墅也賣掉，老兩口住進了老年公寓，只有兩小間，40多平方。W博士是他的博士，原是社科院的學者，獲得過國家優秀成果獎，博士畢業后C教授留他負責研究中心的領導工作，他對我說C教授可以說背叛了他的階級。C教授對毛澤東評價很高。我寫的十幾萬字的生態經濟方面研究報告，其中一部分引用梅斯納的資料，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文化、政治、經濟，進行了客觀的評價。一開始發給他的時候，他說：“你也知道，我年齡大了，沒精力看。”后來卻給我回了長長的信，文中用語熱情洋溢，非常激動，其中有一句話說：“你是我遇到的中國學者中對毛澤東評價最高的，我很高興！毛澤東是偉大的，對歷史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也是我沒想到的，我沒想到美國學者對毛澤東評價那樣高。我當時在文中寫有關評價毛澤東和中國社會主義文字時，還擔心美國人不接受，后來一想作為中國人還是應該談自己真實的想法。而我多慮了。科布教授對我的文章做了較高的評價，W博士說C教授很少輕易贊揚人的文章，他一生的博士論文，只有兩個人得優。我想不是我論文寫得怎樣，而是他的贊揚是對我價值立場的認同，可能這幾十年來，他聽到的中國學者貶低咒罵毛澤東的太多了，當聽到只有我一個人實事求是評價的話語，對他來說，太稀有了！C教授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位文化保守主義的宗教徒，但出于對人類命運的深深關切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他認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C教授把我的文章推薦給他的朋友，并邀請他們來聽我的演講《中國的道路》。這些人特別是老人聽了我有關中國道路的前提：中華道學和毛澤東社會主義，都非常激動，問了我很多問題，其中問我:你在中國的同事都贊成你的觀點嗎？他們還給我寄來好多資料，有的多次邀請我去他們家就餐，并表達來中國訪問的意向。C教授對中國政府評價很高，認為中國政府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采取綠色GDP的政府。他的研究中心在中國成立了有關生態文明的十幾個分會，每年有研究報告呈送中央。C教授批評美國的代議民主，認為老百姓不認識競選人，最終競選的結果被金錢操縱，他特別認同古巴的直接民主。他在給我回信中具體談了他的直接民主模式的設想。在我到他家訪問的時候，在餐桌上，他還多次贊揚古巴的直接民主選舉。

    訪美最大的收獲改變了我的一個想象，在我的想象中，美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應該是非常右的。可我接觸的一些美國知識分子都是批評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美國資本家跟全世界資本家一樣是唯利是圖的，幫助我成行美國的W博士夫婦多次開車帶我到超市去，在路上，告訴我，為何美國的公共交通不方便的原因。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美國的公交系統是比較健全的，后來美國制造汽車的資本家為了銷售汽車，買下公路，把公交系統破壞了。在去沃爾瑪超市時，他們告訴我，沃爾瑪由于在中國搞血汗工廠，名聲很壞，遭到美國的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的抵制。與我們中國人感受到政治強力不同，美國人高受到最大的壓迫在資本。有一次開車走到一個地方，W博士告訴我，這里住著我們一位中國朋友，在美國大學任經濟學教師，干了好多年，等到還有一年就要評終身教授了，就被解雇了。然后W博士說了一句“你說資本家壞吧！”雖然這位中國朋友后來在銀行系統找了一個職位，可十幾年的學術積累全泡湯了。

    C教授的兒子提出了后現代科學的觀念，在中國比較著名，然而他在美國比較著名的是他寫了一本有關“911”的書，用大量的材料考證雙子樓是美國人自己用導彈打的，在美國到處有人請他做演講，據說美國情報部門要暗殺他。我曾聽了一門美國S教授給博士生上的《政治哲學》課，她持一種社群主義觀點，批判個人主義的觀點，說現在鄰居互不來往，這怎么行？她讓學生討論中國古代哲學家孔子、墨子、老子、莊子關于人性以及人和社會關系的觀點。我還聽了C教授的一位在中學做地理教師的博士弟子的演講，他說：“中國人才真正的民主，中國的民主是‘生活的民主’，中國人在生活中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換位思考，中國生活中的人際關系是平等的。”這也許是對中國文化的理想化，但反映了美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對美國的政治代議民主不滿而探索一種新形式的民主，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國，曾多次到中國訪問，可能是中國人對他的熱情給他留下賓至如歸的感覺。但有的聽眾質疑他時，他深情地說，“我跟中國人交往，感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而在跟美國人交往，我感受到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不理解和傲慢。”W博士的夫人F博士博士曾讓我翻譯了美國經濟學家的一篇文章，文章從哲學的角度批判了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根本生活哲學經濟哲學的轉型，主張用幸福指數取代GDP。

     美國的大學跟中國大學最大的不同是缺少中國大學的行政管理階層，美國大學的管理是各種委員。從講師到教授都由民主權力。美國的校長的職能，一是拉贊助，一是處理同各種教師委員會的關系。

     美國社會表面看來富足、閑散，但給人的感覺卻是暮氣沉沉，大街上走半天碰不到一個人。美國第三產業發達，然而商店里人很少。美國的勞動力貴。我住得房東買了個空調100美元，但給商場的安裝費數百美元，上門安裝時，又要了數百美元，服務費超過成本費7-8倍。美國打掃垃圾的勞工罷工，遍地垃圾，市議會只好妥協，答應工人漲工資要求。美國一般的家庭的擺設跟中國20世紀80年代差不多，地毯，平面直角的小電視等。美國大多是木制的一到二層別墅，只有紐約、舊金山等城市有高樓大廈，其他城市高樓大廈集中珍惜愛市中心，相對于中國經常拆遷、建設，顯得破破爛爛。美國經濟危機，失業率很高，據說10%，大學生，有的不好專業就業率只有10%。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我去過三個市政府，跟國內的銀行和郵局差不多，隨便進，我錄象拍照，只有一個人問過我哪里來的。美國政治是一種軟控制，用堂而皇之的名義。比如有一天我在家里，進來一位30多歲的婦女，非常和藹當詳細地詢問問我在國內的工作、家庭情況，說是戶口調查。房東說，可能是移民局的。我后來在網上看到披露的信息，猜測可能是國家安全局的。我有一次走在大街上拍照，就被一位小轎車在半路截住詢問。美國社會主要是靠宗教控制。由于美國政府不掌握資源，所以沒有多余的錢搞公共建設。我訪問學校所在地的加州政府已經破產，電視經常播放學校破舊的公共設施的畫面。凝聚美國社會的是市民社會。我參加了綠色和平組織的技術講座，沒有任何政府或電視臺參與，完全是民間的。美國人比較保守沒有中國那么多娛樂場所，民間組織搞的消夏晚會，也吸引很多人參加。美國的國慶節游行都是社團、學校自發組織的。美國到處是教堂，走在路上經常有人給你傳教的小冊子。電視上基督教有很多頻道，牧師滔滔不絕地演講，聽眾如癡如醉，非常狂熱，跟中國文革差不多。當然電視也有跟國內差不多的娛樂節目，不同的是，形式比如激烈，不那么文雅，比如第三者問題，現場的第三者扭打成一團，然后觀眾大聲叫好或斥責。不聽家長教育而亂性的少女大罵父母、祖母，諸如此類......我在打算去洛杉磯看影視城的時候，遭到了F博士的反對。我從洛杉磯回來后，他們才說，擔心我回不來。F博士她曾陪一位中國訪問學者，東北大漢，一米八，當走到洛杉磯大街的時候，太陽還沒落山，街上就行人稀少了，到處是流浪漢，吸毒者，把他們嚇得夠嗆，所以阻止我前往。面對上述美國社會危機四伏的現實，美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深深的危機意識。在回國前一天晚上，C教授為我送行，吃完飯聊天，他主動談起了他幼年時期隨父親乘輪船，用一個禮拜的時間來中國和日本的往事，最后他談了對人類未來的看法，認為近20年人類將面臨嚴重危機，隨著資源的枯竭，人口的增多，各種危機都要爆發，他對人類未來持一種悲觀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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