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目的是要兩極分化還是共同富裕　　

張鳳耀　　

扶貧，在任何國家或地方，都不是為扶貧而扶貧，而另有其一定的社會目的和目標。在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所謂扶貧，讓貧困人群得到必要的生存條件，受到必要的教育，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獲得必要知識和技能，保持健康的身體，可以為勞動力市場提供數量更多，質量更好，價格更低的勞動力。在現代社會，不管從事何種勞動，都要求勞動者有一定的知識、技能和健康的身體素質。所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其扶貧幫困，表面上是為窮人、為貧困者；本質上是為資本家、資產階級利益服務，讓他們可從勞動者身上獲得更多剩余勞動價值。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要求社會成員有必要的知識、技能和良好身體素質。但扶貧目的是，讓全體社會成員公平享受社會公共資源，平等享受勞動成果，在此基礎上使之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達到社會主義目的。　　

所謂貧困，可以有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之分。絕對貧困是指，起馬的生存和繁衍條件都難得保證的貧困。溫飽不保，上不起學，看不起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等，都是絕對貧困的基本特征。相對貧困是，基本生存繁衍條件已有保證，但其生活水平處于社會平均生活水平之下，相對于其它社會成員，貧困者的生活水平，是最低一個層次。　　

富與貧，都有極強的時間性，其富或貧的含義，均隨時間而發生變化，因為社會生活在不斷演進，生存繁衍環境、條件也在不斷變化。現在的貧，不同于已往的貧；現在的富，也不同于今后的富。譬如大家都聽過的乾隆皇帝，沒有人會說他不富，他是當時中國最高統治者，絕對大地主。但他沒有轎車，沒有空調，也沒有電腦、手機；現在中低收入者都可能擁有的這類東西，乾隆未曾有。那是不是說，乾隆皇帝就是貧困人呢？當然不是。時代不同，不能相比。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通用公司生產的福特牌低當轎車，只要600多美元一輛，美國窮人買不起；而現在的美國窮人工資額已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很多倍，但同樣也有買不起轎車的，因轎車的價格已不是600多美元一輛。現在這個工資額，如前移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可算得上富裕了。這就說明，工資額雖大大增長了，但仍屬貧困階層。不同時期的“貧困”，不是相同的貧困。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也是人口大國。經濟總量雖不小，據最近報導，已是世界第二，超過了日本，僅次于美國；但按人平均計，我國還在全球100位稍后，尚處全球中下水平，按世界銀行每人每天1美元的貧困線標準，我國在貧困線以下的還有2.5億人。所以我國現時的貧困，都屬絕對貧困，是指基本生存繁衍條件都未得到保證的貧困。孩子上不起學，人得了病，連感冒藥也無錢買，只能小病不治，大病等死，都是貧困人群中常見現象。但是少數富裕的人，其富裕程度已達世界最高級。有人用一億元建一座豪宅，有人用千多萬元買一輛轎車，有人用一百八十萬元吃餐飯，有人用二十萬元買一盒月餅，更有人用五萬元美容一次屁股等；十億富翁、百億富翁，也不只幾個。世界上現在衡量貧富分化常用基尼系數的警戒線是0.4，而我國已超過0.4，高至0.47。兩極分化已十分嚴重情況下，如政府再不下大力氣，不用大投入扶貧幫困，讓貧困人群盡快提高生活水平，縮小貧富差距，遏制貧富兩極分化，那就不是社會主義的人民政府了。　　

但是，我們見到、聽到的一些事，總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要求不相符，甚至背道而馳。例如：　　

資金扶貧方面。有的地方政府，用社會扶貧濟困捐款成立“扶貧基金”，作扶貧貸款用。但其具體規定是，大戶可以貸10—100萬元，貧困戶只能貸3000元（3000元能有何用？）。所謂大戶，實際就是農村的雇主、老板、莊園主、企業主、資本家。這樣的基金，名義上是為扶貧設立，實際是用來幫大戶發展，所以應叫“幫富基金”。設這樣的“扶貧基金”，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這類勾當，將使大戶更大，貧困戶永遠脫不了貧，促使兩極分化進一步發展。　　

智力扶貧方面。現在對農村貧困人群青壯年進行的扶貧培訓，不是根據當地開發發展需要，去選擇培訓內容；而是為了適應外出打工需要去選擇內容。也就是說，是專為“富士康”們培訓。通過這樣的對貧困人群智力開發、培訓，目的是為了給勞動力市場提供數量更多，質量更好，價格更低的勞動力。有利于雇主、老板、莊園主、企業主、資本家們，掠得更多剩余勞動價值 ；并不有利于打工者。農村貧困地區青壯年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弱病殘和未成年人，這極不利于農村貧困地區的開發發展，使貧困地區更加無法脫貧奔小康。所以，不但縮小不了貧富差距，還有可能使已有貧富差距固定化，甚至進一步擴大。　　

地方官員指導思想方面。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官員對貧困人群說，“去打工，去打工！”好像打工就脫了貧。自從政府提出最低工資標準以來，雇主、老板、莊園主、企業主、資本家們，就把政府確定的最低工資作為標準工資，而且把一些本不該計入工資的也計入了工資，使得打工人的實際工資，多等于最低工資金，少的還低于最低工資。據近日公布的統計研究資料（見《南方日報》），廣東珠三角打工者生存需要是每人每月1380元，而珠三角最低工資標準是每人每月1100元。就是說，最低工資滿足不了生存需要。大量實際生活中的事實，也證明了最低工資無法滿足生存繁衍需要。我們經常可以見到、聽到，拿最低工資的家庭，尤其農村貧困地區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小孩無處上學，無錢上學，一旦家庭成員有病，治病又成了難題，常常只能“小病不治，大病等死”。而孩子上學，有病治療，都是基本生存所必須。既然最低工資滿足不了生存需要；那么，打工，拿最低工資，怎么能夠脫貧？官員們把脫貧與打工掛鉤，可能是出于無知，也可能是另有用心。如是出于無知，我們建議這些官員（尤其大聲喊“打工”的“富廣東”官員）讀點書，讀讀《國富論》、《資本論》中有關章節。譬如，《國富論》中的“工資”、“利潤”、“人道主義生活消費”；《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必要勞動”、“剩余勞動”、“生存繁衍需要”的含義，這些與最低工資、生存需要、脫貧等有著重要聯系。沒有基本知識，很難去指導扶貧幫困。如果是出于另有用心，也不奇怪。因為現在有一部分官員，本身就是雇主、老板、莊園主、企業主、資本家（如廣東省東莞市前書記歐陽德，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等等）；或者是雇主、老板、莊園主、企業主、資本家的代理人（俗稱走資派。如廣東省原紀委書記王華元，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政協主席陳肇基等等），近于雇主、老板、莊園主、企業主、資本家養著的“大管家”（也可叫走狗）。他們只會幫富，不可能扶貧，本性使然。所以，不管是無知，還是另有用心，這類官員不可能指導、實施扶貧幫困，縮小貧富差距；只會使兩極分化進一步擴大，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的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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