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新聞自由的社會不可能有法制和理性
安慶仁
有關輿論監督這樣的話題,最近十幾年在中國的各種媒體上不絕于耳,然而有三個關鍵性的問題誰也不去觸及,一、沒有自由的新聞媒體,能夠真正發揮監督的職能嗎,或者說這樣的新聞媒體會正確行使新聞媒體的權力嗎?二、沒有自由的新聞媒體,誰能保證他們的批評不是在集體吹黑哨?三、既然這樣的媒體存在著集體吹黑哨的客觀可能,那么誰又能監督并杜絕他們因利益需要必然集體吹黑哨的主觀故意。
以郭德綱徒弟打人這件事為例,如果發生在歐盟國家,盡管被打人是記者,也絕不可能出現媒體一窩蜂討伐郭德綱的現象,肯定還會有很多跟這種聲音相左的觀點。這正是新聞自由的好處,不同的站位,不同的視角,以及不同的思考方式,就會有不同的結論,并在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爭論中,推進社會文明,促進社會和諧,進而較好的貫徹法制和理性精神。
反過來研究,沒有自由的新聞體制,媒體的數量再多,其實就是一家之言,因為這樣的新聞體制,一是要統一口徑,二是媒體有共同的利益在里邊,比如說《北晚》和《南都》,盡管這兩家媒體常常跟斗眼雞一樣打的不可開交,卻不能說明他們有質的區別,不然你看在對待郭德綱的問題上,他們配合的是那么的默契,彼此心照不宣,尤其是《新京報》,對郭德綱極盡挖苦、辱沒之能事。
有那么一些網友,對《北晚》心懷好感,但我卻一眼看洞穿《北晚》的骨頭,他跟南方報系的矛盾,說穿了就是高濂與柴進之間的斗爭,高濂是當朝太尉高俅的侄子,柴進是前朝帝王柴榮的嫡派后人,都是禍國殃民的既得利益者。嚴格的講,他們都是體制內的受益者,盡管他們之間常常會為了利益之爭打的你死我活,但對待體制外草根的立場卻是一致的,無論哪個草根來分肥,他們都會同仇敵愾。
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早已經以默契或私下里的某種協議明確,既成事實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容更改,除了他們,任何新生的政治或經濟勢力都不能接受,這其實等于說,他們之間實際上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郭德綱初出茅廬,血氣方剛,有自以為名氣大,關系廣,分一杯羹應該不成問題,可他那里懂得其中的利害關系,不要說是他一個郭德綱,即便一百個郭德綱,在人家面前,也不過就是一只蚊子,叮人家一口,也就損失0.01毫克的血,而人家給他一巴掌,小命就報銷了。
經此一劫,郭德綱想必是大徹大悟了,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社會,法治只不過就是個抽象的名詞,具體來講,無證的偽記者可以私闖民宅偷拍爛照而能受警方庇護,但房屋的主人如果依照法律授予的權力行使自衛權就要被拘留。而媒體又是怎么做的呢,用剪輯過的視頻敲詐勒索,不給五萬元“賠償”費,就給你徹底曝光,而且還是集體敲詐勒索。
郭德綱不信邪,在博客里破口大罵:“一大娘們”、記者都是妓女,頓時捅了馬蜂窩,工蜂、母蜂成群結隊撲過來,左(極左)一針、右一針,左(極左)與右同時開弓,最后甚至連蜂王都出來了,但是送給郭德綱的可不是蜂王漿,而是劇毒的毒液,真可謂是集體蜂殺也。這些年,筆者在博客里罵中國媒體集體無良,有的編輯記者感到委屈,責怪我不該一棍子掃到一大片,如今的結果完全證明了我的觀點,中國就沒有一個干凈的媒體。
頭幾天我在博文《央視主持人有一半都應該不被傳喚》中說:在一個五顏六色的染缸里,不可能抽繹出純似素絹。為什么我會這么武斷呢,就是因為我看透了中國新聞體制存在著致命的缺陷——沒有新聞自由,而因為這種致命的缺陷的存在,中國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新聞監督;而沒有真正的新聞監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因為這就是一個連鎖現象,一環緊扣一環,缺失了一個環節,這個鏈條就不可能存在。
假設,這里僅僅作假設,中國的知識分子真的希望中國變成和諧社會,真的不再有貪污受賄,真的不再有假冒偽劣、真的不在發生殘害百姓的惡性事件,幾黨執政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社會必須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允許私人報刊、辦報、允許私人電視臺存在,就像臺灣那樣,記者們無孔不入,發現蛛絲馬跡,就搶這曝光。試問:大陸知識分子有這個胸襟嗎,千萬別對我說“政府如何如何”,我不傻,所謂政府,還不就是你們知識分子的玩具。
201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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