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在中國早就不是什么新概念了。從2009年山西整頓私營煤礦開始，這個詞就沒有遠離過人們的視野。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國進民退”的態度顯而易見。他們在媒體上“人人過關”，全都站出來反對這種“帶著50年代氣息”的玩意兒，一致要求“把改革開放執行到底”。至于作為當事人的政府方面，其態度則似乎比較模糊。最直接的回應出現在今年3月的“兩會”上，政協發言人趙啟正并沒有為“國進民退”做辯解，而是表示私人企業與國企正在“比翼齊飛”，“民退”實際上并不存在。　　

　　我不太同意趙先生的說法。自從經濟危機爆發以來，政府通過把4萬億救市資金的大部分投入政府主導的基礎建設，在山西驅逐私營小煤礦礦主，在鐵路建設中拒絕外資進入，以及默許中央企業進入利潤豐厚的房地產市場等行為，已經顯示出了支持國有經濟的強烈決心。而私營經濟顯然沒受到這些支持。最近在一個二線城市，一位企業家指著公共汽車上的私人投資公司的廣告，對我說：“鐵道部修高鐵，國家一天的投資超過三十億，而高鐵到現在沒有一條能盈利。我的工廠能賺錢卻貸不到款，只好向這些家伙借高利貸”。這種私人投資公司的年利息高達40%，私營企業還是要去借，可見其困難的程度。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也感到了環境的壓力，“中國的生意不好做了”的聲音經常能聽到。我認為，中國政府主導下的“國進民退”、“國進洋退”確實是存在的，只是“做了沒說”而已。　　

　　有一些反對“國進”的專家認為，政府“做而不說”是一件好事，意味著“主流經濟學”已經深入人心，連政府都不愿公開與之作對。但在實際層面上，政府也沒有認真對待他們的批評。我沒聽說有任何一個“國進”的項目，因為經濟學家的反對而中止或延期。換句話說，政府和專家已經進入了“你說你的，我做我的”，類似外交談判上的對峙狀態。根據我對中國體制的觀察，這種狀態其實并不多見。中國政府通常是善于“調研”的，做事之前重視聆聽——雖然不一定接受——專家的意見，只有在做出“政策不變，一切照舊”之類的決定的時候才可能忽視調研。這次的“國進民退”，政府沒做輿論準備就果斷出手，令人有些驚訝，對主流經濟學家來說則是一種失敗。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替經濟學家們想了一些。　　

　　首先要明確的是，政府和企業思考問題的角度不一樣。政府必須為社會的穩定和安全負責，而企業的根本目標則是賺錢。“中國模式”一直以能夠很好地處理這兩者之間的關系而著稱，政府以各種方式控制住社會，創造出投資環境，而私營和外資企業在這種環境里大量盈利，上繳稅款并創造就業機會，實現多方“共贏”。但“中國模式”也有許多隱患，比如勞資問題——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2010年，全國改革最早、經濟最強的廣東省，發生了富士康跳樓事件和廣東本田工人罷工事件。前者被視為一些年輕人的忍耐力達到極限的標志，而后者則是1982年憲法刪除罷工權之后，中國第一次成功的罷工，它開了一個敏感的先例，使人相信類似的罷工沒有任何理由不會再次出現。對于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罷工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現在吸引眼球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在它面前不算什么。　　

　　面對罷工，外企、私企和國企之間的差異就完全顯示出來了。國企在這方面有著“完美”的記錄，它們在包括1989年在內的整整60年里，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罷工。對國企來說，無論其股權情況如何，只要企業負責人是上級政府任命的，就寧可賠錢、漲工資也絕不會走到這一步。而外企可以遷到印度去，私企可以從數億農民工中輕易地招到替代者——反正私企與員工簽訂的合同很少有超過一年的——他們都能輕易甩掉罷工者，把包袱留給社會和政府，盡管政府并沒有處理罷工的經驗。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說法，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夠最終解決罷工問題，就像西方已經發生的那樣。我毫不懷疑這一點，但問題是，在西方 “內閣下臺，以示負責”往往是解決全國性罷工問題的最后手段。中國難道會照著學嗎?中國的辦法，只能是讓政治上可靠的國企占領“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以確保全國性的大罷工不會發生。　　

　　“國進民退”帶來的不只是社會效益和政治效益，經濟因素也同樣重要。中國過去走的是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路線，強調發展獨立而全面的工業體系，以工業支持強大的軍隊，確保國家的安全。由于過度的追求獨立性和全面性，這個國有經濟體系在早期處于“負反饋”階段，需要不斷地注入投資，卻幾乎不可能盈利。因此，失去了自由的農民和收入很低的工人被視為龐大機器上的螺絲釘，在黨的鼓動下辛勤的工作，并把大部分成果獻給國家，以維持工業本身的運轉。即使這樣，蘇聯還是在這個過程中支撐不住而解體。主流經濟學家對計劃經濟的極端鄙視，就來自于這段時間的記憶。中國在走向改革開放之后，也一度差點把國有經濟體系徹底賣掉。　　

　　中國通過實施改革開放，最終避免了悲劇。利用外國提供的資金、技術、管理方式和市場，中國漸漸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和工業的現代化。與此同時，一些不重要或虧損嚴重的國有企業被無情的關閉，或出售給私人。到2001年加入WTO的時候，中國的國有企業已經被整合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財團，經營范圍包括金融、能源、交通、信息化、重化工業等高附加值產業，省級以下的政府已退出管理。在這個時候，中國國有經濟進入了“正反饋”階段，開始盈利，成為繼日本之后第二個達到這一成就的非西方大國。今天，這個財團創造出了“主要工業品產量均為世界第一”的成績，產能足夠供養半個地球的人類，尋求資源的觸角從太平洋伸到了大西洋。財團得到的利潤，不僅足夠本身實現產業升級之用，還使政府能夠實行免除農業稅、修筑不賺錢的鐵路之類的政策，向辛苦了六十年的國民償還欠下的“債務”。這樣的財團不在國內擴張，不尋求更多的利潤，是根本不可能的。主流經濟學家試圖證明這個財團 “低效率”、“不合理”，說服政府主動遏制它的發展，讓外國投資者和民間企業家拿走這部分利潤，其結果可想而知。　　

　　其實，“國進民退”在發達國家中也不少見。我的祖國日本，就是一個政府能夠調控經濟的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日本人始終對引進外資持謹慎的態度，從來沒有像中國那樣給出“減收一半所得稅”之類的超級優惠條件，現在外國資本在日本的影響力也相當有限。這種對待外資的態度，在熱播的電視劇《禿鷲HAGETAKA》——我曾協助過劇本的創作——中有形象的描述。不僅是外資，就連大的民營企業也都受到政府的間接控制。日本有非常有效的“政、官、商鐵三角關系”，有影響力極大的企業聯盟“產經聯(經團聯)”，另外像豐田、三菱之類的大財團往往通過交叉持股等方式，打亂股東對公司的影響力，最終接受政府的“行政指導”，可以說是“公私合營”的。日本戰后的經濟騰飛，完全是建立在這種體制之上的。有趣的是，許多日本人從這樣的國情出發，認為日本其實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于是發出“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呼聲，與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倒是很相似。當然，日本的體制同樣不是輕易能改變的。　　

　　總之，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世界已經適應了一個謙卑的、善于與任何投資者分享利潤的中國形象，但中國也正在慢慢變得不同。正如日本在60年代經濟騰飛之后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國際地位一樣，已經進入“正反饋”的，擁有無限前途的中國，必將改變所有人與它打交道的方式。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出現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應該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和使用話語權的方式，以保持自己在社會中應有的影響力。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郵箱：[email protected]。作者即將出版的著作是《中國，我誤解你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