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另一個角度看媒體的自作自受　　

我不評論郭德綱，也不評論他的那個打記者的徒弟，而只從另一個角度來評說一下媒體及其記者。不知從何時起，記者頭上安了頂“無冕之王”的大帽子，有些像朝鮮的婦女了。這不是挖苦嘲諷咱中國的記者們，許多的記者是兢兢業業地為國為民的，但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他們的惟命是從，見風使舵，彷佛墻上之草。自失去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責任感和良心感之后，隸屬和聽命于大小各級媒體的記者們漸漸地蛻變了，學了一副舌頭發硬的港臺相這倒還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在迎合私有化大潮、推廣文藝純商品化、崇尚拜金主義上，那一種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簡直可以與J時代去進行決賽。　　

首先是掀起了造“星”運動，“四大天王”的說法就是媒體的老記們從港臺販賣來的，人就是人嘛，稱什么“星”呢？說毛澤東是紅太陽還有人指責呢；這還不夠，干脆大造起內地之“星”來，主持人們拋頭露面不遺余力地爛造，再通過老記們向四方八面傳播，于是，財源滾滾，流入媒體和“星”們的腰包。記性好的同志可以數上一數，三十余年來媒體打造和培育了多少顆“星”。著名的如湖南和上海的《超級女聲》、《好男兒》欄目，所造出來的有些“星”，女的像男，男的像女；造“星”期間難以計數的短信就足以讓通訊公司和電視媒體笑暈過去了；而這些眾多的媒體所造所捧所培育之“星”的德行，媒體是不管不問的，錢既進兜，還關媒體的屁事？而記者則更無責可究了。　　

其次，添油加醋式的捧“星”也是媒體加記者樂于參與的事情，比如，在介紹一部影視劇時，不報道該作品的社會效益將會如何，只說該作品有多少“大牌明星”參與其中，估計票房會有多少多少，一句話，影視作品的商業價值是第一位的，社會效益是不值一提，或微不足道的。僅舉一例，《建國大業》夠大了吧，但在首映式上介紹該片的政治價值的內容有多少？對于百十余位國內外“明星”的追捧倒是空前的賣力。地方臺如此，央視更如此。我不禁要發問：毛澤東思想雖失去了指導地位，但還沒有被否定，每年的五月還在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哪為什么不號召媒體及其記者們認認真真地學一學呢？只講票房不講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遲早會走入死胡同。　　

再次，“明星”一有錯，最先也是最起勁鞭撻“明星”的也是媒體及其記者，這一次的郭德綱之徒兒打記者一事，也起源于媒體的記者（暗拍？偷拍？）；郭與媒體的口水仗無關于我，也無興趣評說之。我以為，這是媒體及其記者“養虎為患”，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很難全怪人家；人家由小虎長成了大虎，當然不把你們放在眼里了。央視的評論員楊禹將郭德綱“判”為了“三俗人物”，好像只待法院鑒定了，但這又能說明什么呢？郭“明星”的氣仍然粗得很，正與他的“恩臺”對著干呢，真有些像阿Q對仗小D。這不關我的事。　　

我清楚地記得，毛澤東時代的媒體及其記者的主要任務，就是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報道工農業生產大好形式，工農兵的模范事跡，國內國外的大事。宣傳雷鋒和學雷鋒以進一步弘揚良好的社會風氣，宣傳焦裕祿以教育和激勵廣大的共產黨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宣傳大寨精神以堅定數億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決心，宣傳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全民皆兵軍民團結，以隨時隨地準備痛擊一切來犯之敵。但惜如今啊，一切都被顛倒了，特別是顛倒了“明星”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正如媒體寵愛的“政治流氓明星”袁騰飛這廝所說的，知青下鄉向農民學什么？農民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當然，這是不值一駁的謬論，因為這廝是五谷不分四肢不勤的寄生蟲。農民會種地種田，知青會嗎？農民會看天象知天氣的變化，知青會嗎？農民會挑擔遠行，知青能嗎？農民會養豬養雞養羊養牛，知青會嗎？袁騰飛自大至頂淺薄到底，媒體及其記者們又如何呢？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是各級各類媒體，搞亂了社會的好多關系，現在媒體及其記者們眾口一詞地將矛頭對準了郭氏師徒，大有“滅郭”之勢頭，又一次把自己的主次任務弄顛倒了，送上一句“自己拉屎自己吃”的不雅之詞，也不算太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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