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以來“營商環境”這個詞頻繁出現于國內各種輿論中，優化營商環境也是當前國內經濟工作的一個重點。不過就像是互聯網上大多數經常討論的詞語一樣，它雖然有個大致的討論范圍，但很多時候常見的卻是偏離原意的外延。一個本來討論企業經營大環境的問題，在具體討論的時候，往往就成為了某種立場站隊，甚至是互相攻擊的問題。

　　我們經常會看到新聞和熱搜談論營商環境問題，但是仔細一看來龍去脈，內容往往顯得相當莫名其妙。如果只是因為各個行業對政策看法不一致也就罷了，官方一直是在努力改善營商環境的，大家自然也有理由發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們總能看到一些荒誕的表演，正常的維護消費者與勞動者權利的行為，或是出臺一些類似的條例，就被認為影響了企業經營，是什么左翼思潮回潮。

　　就連網民對某些公司的行為有些出于人之常情的抱怨，我們都能看到某些不知道拿了誰家錢的專家，在那里高喊什么“警惕民粹主義，維護營商環境”，平時不希望官方來管，遇到這種時候，卻希望官方把別人的嘴都閉上，太過于可笑了。

　　至于在營商環境問題上面，就和其他某些問題一轉國外一樣，就更抽象了。說國外營商環境更好倒不是什么問題，畢竟此事沒有絕對的標準，只不過思考自己能否適應這個“更好”的人就不是很多了，還有些人把正常的維護國家安全的行為，說成是排外，影響外商信心，這樣的理解實在是過于可笑了。

　　營商環境與市場經濟

　　當然，這篇文章并不是為了攻擊誰，我們還是要回到基礎的定義問題上，面對這樣的矛盾，我們得弄清楚基本定義，營商環境是什么？雖然我們不可能像是定義哲學名詞那么準確的確定，不過弄清楚大體的概念還是不困難的。按照《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中的說法，營商環境，是指企業等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涉及的體制機制性因素和條件，通俗來說，就是市場相關的各種制度問題。

　　而從這個角度來說，部分企業與專家抱怨營商環境，是抱有一種相當自由主義的信念，認為各種管理的制度，都是他們經營的阻礙，自己經營之中遇到的大多數問題，都是來源于此。那么只要管得越少，他們就會越好。

　　然而，這套常見的邏輯，背后卻是自相矛盾的。理由并不復雜，既然如此相信自由市場包治百病這套理論，那就應該很明白，市場之中的很多因素，并不是政策可以左右的，而是市場博弈之后的結果。所以把所有的問題歸結于體制機制，本就是對市場的不信任。

　　這是有原因的，很多時候，人并不擅長把復雜的經營問題進行歸因，比如說市場整體周期對感受的影響是巨大的，政策很難改變這一點，即使有各種逆周期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想要改變市場整體周期也是幾乎不可能的。而這個時候，經營者和專家會很容易把這種周期性的壓力歸結于營商環境的影響，畢竟承認自己的企業在周期壓力下缺乏競爭力實在是太過殘忍。

　　這種認知問題也并不只是因為某個專家的不聰明或是某個企業家毫無企業家精神，很大程度在于這些人所處周期時代形成的路徑依賴，我國的發展歷史就很能說明這一點。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有很多企業的發展是相當簡單粗暴的，乘著國內城鎮化和國際上全球化的風，經營的路徑比起現在是很容易的。

　　這也就是一堆文章里吹的所謂“九十年代是黃金年代”，不需要考慮員工待遇，不需要研發復雜技術，不需要考慮保護環境，不需要學習管理，不需要考慮社會輿論，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幾十年的時間對于一個人來說很長，但是放在人類歷史之中，只不過是一個短而又短的片段，在上一個幾十年形成的觀念與習慣，在新的環境之下會變成負擔。道理很容易懂，但是落實到個人身上就不一樣了。

　　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市場遭到沖擊，出口的增長不再像當年那樣容易，而冷戰結束后被掩蓋的地緣政治問題也開始回潮。雖然歐美采取了大規模的救市行為，但是根本性的問題并沒有改變，“黃金時代”已經過去。隨著經濟面臨挑戰，保護主義的策略也越來越明顯，外貿行業面臨著地緣政治的傾軋，特朗普發動貿易戰之后，這方面的問題已經明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而國內很長一段時間的增長與房地產高度掛鉤，這樣的擴張也終究有限度。雖然都在說房地產到頂，可是真正參與這場舞會的人在音樂結束之前是不會停止自己的舞步的。而最終，這一切問題一起爆發了，全球的大流行，房地產的見頂，地緣矛盾的集中爆發，讓全球的經濟看起來都很糟糕。

　　自然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們也會感到痛苦。但之前積累的經驗和慘淡的事實形成了沖突，因此他們很容易把問題歸結到別人身上。正像是那個電梯與俯臥撐的笑話一樣，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認自己的成功是靠著“電梯”這個大環境得來的，于是，面對當今復雜且極具挑戰的經濟環境，輿論場中有了太多借題發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討論。

　　這些言論的亂象實際上隱藏了一個非常諷刺的背景，那就是確實有不少人相信我國官方的政策強大到了可以改變經濟周期，讓他們回到“黃金時代”的程度，而這些人平時最愛說的是相信市場。

　　雖然自凱恩斯經濟學成型以來，哪怕是再怎么自由的國家，面對經濟挑戰也不會逆來順受，但是指望政策徹底改變經濟周期，還是太看得起現在的經濟學理論了。有很多東西不是政策可以去改變的。就比如說輿論問題。

　　廣義的營商環境自然包括輿論，引導社會對市場正確的輿論也是優化營商環境的一部分。只是輿論的形成從來不是只靠官方的，大家對這一點應該已有深刻體會。抱怨輿論對市場對企業持有民粹主義的某些聲音是不是應該先想想，自己干了什么才導致了這樣的輿論呢？在討論營商環境的時候，部分資本似乎總是忘了自己也是環境的塑造者之一。

　　被某些專家評為民粹的輿論往往可以簡單分為兩類，一類是關于勞動者待遇的問題，一類是關于對某些品牌的抵制問題。這二者都屬于歷史遺留問題，過去幾十年，我國實現了快速的全面發展，成績斐然。但是不可否認，這樣的發展也遺留下來了不少的問題，而如今，全球的形勢逼迫我們解決遺留問題和實現轉型，而我們的經濟水平也到了有能力去處理這方面問題的時候了，這是新時代不可回避的問題，結果某些人的解決方案就是在那里高呼民粹，實在愚蠢。

　　當下這個時代，勞動者不僅要面對傳統的工作壓力，還要面對算法的監督和經濟不確定性帶來的挑戰。在這樣的環境下，勞動者自然應該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只有更有制度地保障勞動者權利，才能帶來更好的營商環境。

　　而之前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很多勞動者的待遇是相當有問題的，這些的矛盾不可能一直掩蓋下去。如果還是保持之前的那套思路，覺得中國只是靠廉價勞動力才能發展，一旦改善勞動者待遇將會出大問題，那只能說就算是市場機制也真的會清退這種聲音。

　　有些人離譜到連印度的營商環境都吹

　　在這個問題上胡說八道的某些專家，不妨思考一下說歐美營商環境好的時候，那些國家的勞動法是什么情況，雖然面對諸如亞馬遜這樣寡頭巨企執行的也不怎么樣，但是這些法條只怕是讓某些專家看一眼就勃然大怒。平心而論，歐美的勞動者權利保護制度，如果不考慮那些和政治正確相關的部分，是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的，雖然照抄不現實，但是從中學習是很關鍵的。不過筆者相信，絕大多數胡說八道的專家，在媒體上說西方營商環境好時絕對不包括這部分。

　　至于對某些品牌的抵制，很多時候是出于廣義的民族情感，比如說某些品牌的東方主義審美，或是各種崇洋媚外的營銷，或是企業高層說出一些相當不知所謂的話。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群眾有所抵制不是很正常嗎？這是非常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啊，你商家不討消費者喜歡，消費者自然可以不買，怎么這個時候就在喊“早該管管了”？偏偏在遇到市場的反饋機制的時候，就不承認市場了。

　　現代傳媒學告訴我們，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時候，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與物品相關的情感體驗也是很關鍵的，比起如今大洋彼岸把所有東西都上綱上線上價值，國內這類輿論完全是中國人民自發的情感反應，甚至連激烈都談不上。這個時候，倒是不去想想美國官方怎么帶頭砸日本車的，日韓的汽車市場如何排外的。把自己的問題推卸給別人再扣個帽子的時候，是不是該思考一下過去某些企業賺錢實在是太容易了？

　　一些人沉浸在過去的“輝煌”中，不愿意面對現實，選擇逃避問題。但是時代已經改變了，不愿意走出過去的人，按照市場的規律總是會被淘汰的，這種時候不能指望政策幫你兜住這方面的底，再怎么好的營商環境也不是用來養巨嬰的。如果某些聲音想象的營商環境是平時什么都不管，出了問題之后官方就要想辦法解決，那筆者也只能斗膽說一句，國內某些方面，確實是相當缺乏“企業家精神”了，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之一，不就是能清退掉跟不上時代的一些東西嗎？

　　中國企業家真的喜歡歐美的營商環境嗎？

　　我國的營商環境確實有相當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在這方面學習西方也確實有必要，只不過國內某些輿論對歐美營商環境的定義好像就是只要什么都不管，企業自然就好了。這樣的歐美真的存在過嗎？就算是里根時期，只怕美國也不是這樣的。

　　實際上就營商環境而言，歐美的很多優勢，并不是簡單的“不管”，而是在于更加細致的管理制度，同時輿論也有更好的監督能力。

　　以互聯網領域為例，歐洲和美國關于數字安全都有十分詳細的法案，比如說歐盟的GDPR，對數字安全進行了嚴格而細致的規定，國內的相關法律就在學習這些條例；即使是面對最新的AI技術，歐美也正在籌劃相關的法律，并沒有向某些人說的那樣不會管這方面的問題。

　　美國相關法律設立的過程中，輿論的爭論也是很激烈的，像AI領軍人物吳恩達最近就在批評加州的新法案將扼殺開源大模型。即使是山姆奧特曼這樣的熱點人物，美國的輿論場也有一些合理的質疑聲音。畢竟再好的新技術，也是會帶來全新的問題，不能全部肯定。

　　來看看美國輿論場中對企業不合理的質疑，左翼懷疑那些大企業正在一邊拿著巨額補貼，一邊陰謀建立賽博朋克都市，右翼認為某些資本家是潛藏的共產主義分子，時刻準備顛覆美國。這都是美國輿論場的一部分，也沒見幾個美國企業家因為這個而破防。

　　一定程度來說，這才是合理的營商環境吧，優秀的營商環境總不能成為“夸夸群”吧？總不能指望人民群眾對各個企業的態度，都按照這些企業的宣傳口徑來吧？這樣的環境，總比合理的批評都要被大喊民粹的營商環境要好得多吧？

　　自然，我們還要說一些歐美營商環境做得不好的地方，這些方面是沒有必要學習西方的。比如說某些經濟學家喜歡批評國內政策缺乏連續性。保持連續性當然有道理的，但不過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不代表政策不能改變吧？畢竟政策總是基于現實情況來的，情況改變政策就該調整，避免朝令夕改不代表政策會萬世不易。像我們昨天文章中提到的，制定于尼克松時代的對石化燃料企業巨額補貼到現在還在執行，這就完全成祖宗家法了。

　　在這個問題上面吹西方國家就讓人啼笑皆非了，請大家回憶一下，美國因為意識形態搞制裁，導致中國不得不使用一些不成熟的產品逐步實現國產替代，最終導致某些西方產品失去了市場的事情，發生過幾次了？

　　如果按正常發展邏輯，國產產品實現替代的難度是極大的，但是因為政治壓力，美國幫助了中國進行國產替代。這種事情不就是某些人喜歡噴的“一個拍腦袋做決定，一張紙毀掉一個行業”嗎？至于換一個總統，甚至是某個州的議員位置調整一下，某項政策就進行改動的事情，難道很少見嗎？

　　美國的許多經濟研究機構已經指出，制裁并不是萬能的，如果第一次制裁起不到足夠的效果，后續追加的制裁效果只會更差。而美國習慣性選擇制裁，已經形成了某種政治上的路徑依賴，甚至有路徑式的腐敗在這里。

　　相比之下，我國的反制措施大多數時候是克制的，并且考慮到了國內外企業的情況，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國比美國照顧營商環境多了。合適的反制也是維護本國企業營商環境的一部分。

　　只不過，看樣子很多資本對此的理解，似乎是歐美干什么都是合理的維護營商環境，我國做些什么一定就是有問題，這種雙標過于明顯了。如果發出這種聲音的都是利益相關的某些外企，那倒是還可以理解。但是國內某些人在對西方國家毫無了解的情況下發表這樣的言論，我們只能感慨，過去的快速發展雖然輝煌，但也確實在各方面都遺留了很多問題，想要建立更好的營商環境，這方面的挑戰也亟待解決。

　　改善我國營商環境的工作任重道遠，只是很遺憾，國內輿論中關于這方面的討論很多時候都導向了完全不相干的領域。改善營商環境的目標，絕不是讓資本無法無天；而即使營商環境再怎么改善，08年以前那種簡單粗暴的發展也不可能重現，在討論這方面的問題的時候，萬萬不要被偷換概念所欺騙。新的時代有許多新的問題需要去解決，這樣的關鍵時刻怎么還能沉溺于過去的幻影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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