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看到臺灣當局“去中國化”的新聞,都說很多臺灣人都在看著香港,想知道香港回歸后的這條道路是否走得通,這倒是勾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1967年,由親中愛國人士發動的“反英抗暴”遭港英政府暴力鎮壓,事件平息后,由于同情親中人士的市民占了大多數,紛紛把子女送進愛國學校,香港稱為“左派學校”就讀。
當時的愛國學校大約有七、八間,其中最有名的五間,分別是旺角勞工子弟學校、香島中學、漢華中學、福建中學、培僑中學,被戲稱為“佐治五世”,也即是1910年至1936年統治大英帝國的皇帝。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 圖片來源:資料圖
對此,港英政府“高明”地在1971年推出了六年免費教育,1978年更提供9年免費教育,一下子扭轉了劣勢。要知道,愛國學校雖然撙節,但畢竟也要收取幾元學費,就勞苦大眾而言,六年免費教育是無法抗拒的吸引力。一次聊天中,前香島中學校長、現立法會議員鄧飛扼腕三嘆地對我說﹕“愛國學校就是在這一節點,被擊敗了。”
香港市民的主要構成是中國人,港英政府聰明地知道,在當時,要香港人在意識形態上脫離中國,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在殖民地時代的小學和初中,中國歷史仍然是必修科,我念的是政府小學、教會中學,也是直念高中,中國歷史才變成了選修科目。
下層建筑是影響上層建筑的客觀因素:到了七十年代,中國內地的經濟實力已明顯遠比不上香港,因此部分對內地存有偏見的香港人,也難免會害怕貧窮,甚至嘲笑貧窮,自以為比內地人高上一等,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中,已灌輸了大量這種觀念。
正是藝術源于生活,最有代表性的個案,就是張堅庭導演、鄭裕玲主演的《表姐你好嘢》系列,一共拍了4部。值得注意的是,在這4部電影,由香港人扮演的內地角色,雖然被丑化,但只是作為小丑式的搞笑,始終是正面人物。然而,這種小丑式的丑化,卻造成了一個不可避免的效果,就是潛移默化地令很多香港人自認為自己不同于在內地人,是高人一等。
以上說明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及之前,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分別,只是在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上有所不同。但到了八九十年代,那一代的學生中大部分經歷過六年免費教育、九年免費教育的學校系統“洗腦”。他們雖然也學中國歷史,但英語是必修課,甚至是考試語言。通過這套教育教導出的一整個世代雖然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也認為自己(因為懂得英文和更認識西方文化)相比于內地人是高出一個檔次的“高級中國人”,也即他們口中所謂的“香港人”。
到了九七回歸之后,這一群第一代的“香港人”長大了,成為了社會上的中堅分子,以至于他們將負責教化下一代的“香港人”。
1997年6月30日,準備撤離的英軍軍艦。軍艦后是“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的霓虹燈和標語 圖片來源:澎湃影像
說到這里,不得不岔開一筆,講講司徒華。
司徒華是個權力欲極強的教師,但他并非殖民地教育下的精英,注定他不能在港英政府的建制下取得權力,因此,他只能與左派聯合,對抗港英政府,以取得建制以外的權力。他所仗恃的,是由大部分老師俱為其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他是會長。
七十年代,司徒華企圖加入共產黨,也許是共產黨早已悉穿此人不可靠吧,拒絕了他的入黨申請。于是,到了九十年代,他轉而和英國人合作,開始“反中”。
當然,在回歸前后的香港,不論是“反共”或是“反中”,都不可能公開宣言,因此這些本質上的“反中”者,搖身成為了民主派。這推理是:他們要的是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但這并非中國的政治制度;所以,他們說自己不是“反中”,而只是要求民主。
但這又生出了一個不可解釋的矛盾,就是他們的終極目的究竟是香港有西方的民主制度,還是要求改變整個中國?很明顯,后者是不切實際,并不可能,因此這推理就順理成章的轉為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與中國切割開來。不消說,要想達到這目的,就必須得到美國人和英國人的支持。
司徒華畢竟矢言熱愛中國,不宜自打嘴巴,大搞“港獨”;但他交棒給張文光,張文光交棒給馮偉華,就越趨“港獨”,不能自拔了。司徒華2011年去世后,教協更加肆無忌憚,明目張膽地向下一代“洗腦”,制造出大量娃娃兵,其遺禍之大,不言而喻。
以張秀賢為例子,他在14歲已被老師譚凱邦招攬,后來加入了“學民思潮”,2014年與黃之鋒并肩“非法占中”,是泛民主派赫赫有名的人物。至于譚凱邦,則由于觸犯《國安法》,現時仍在還押中。
2020年12月2日,香港,黃之鋒和林朗彥前往法院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再說回來,“港獨”思想之所以蔓延,香港特區政府也責無旁貸。5年前,我在《環球時報》寫了一篇長文,指出在回歸之后,假如特區政府支持興建愛國學校,從1997年至2019年的22年間,不難打造出二、三十間愛國學校,遂可培養出一股強大的愛國勢力,黑暴時與教協的娃娃兵分庭抗禮,那就不致于在當時般孤單無援了。
遺憾的是,2000年香港大幅削減了中國歷史的課程,大大減少了下一代對中國的認同感。更有甚者,2009年起香港設立了“通識教育科”,卻又不設指定教材,任由教師自由選定內容。不消說,“反中”思想已入骨的教師們,遂可乘機加油添醬地把“反中”信息灌進學生的腦袋,形成了“港獨思想”,而“香港民族”這種荒謬的想法,也就被發明出來了。2014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版了《香港民族論》。
《國安法》通過后,大批暴徒被捕,教協被解散了,西方勢力被連根拔起,教育當局重新加強了中國歷史教育,“通識教育科”被“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所取代。然而,二十多年的惡劣教育,要想根治,恐怕至少也要十年八載,方能去清惡毒,絕對是任重道遠。
現在說到臺灣,“臺獨”的行走路線,和“港獨”完全相同。
1949年,國民黨在蔣介石的率領下,轉進臺灣,這些人的口號是“反攻大陸”,當然是只能“反共”,不能“反中”。不過別忘記,當時臺灣的主要居民是日殖時期的“皇民”,這些人好比香港殖民地時代出生、長大的“香港人”,是本土化的基本盤。
蔣介石去世后,經由其兒子蔣經國以及被謔稱為“李等會”等領導人,完成了中國臺灣地區的民主化。正如前文講過,民主化是“反中”的等同操作,再加上美國力量在這里可以全無制衡地肆意操弄,很容易把整個島的意識形態從“反共”變成“反中”。
2018年6月22日,李登輝抵達日本,準備出席所謂的1945年沖繩戰時“臺灣人戰亡者慰靈碑”揭碑儀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至于由“反中”到“臺獨”的路程,基本盤當然是日殖時代的“皇民”及其后代,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賴清德等人都是。他們所用的手法,說穿了,也和這二十多年來香港的情況大同小異,都是通過修改教科書,培養教職人員,從娃娃的“洗腦”抓起,經過了二三十年的操作,一步一步的深入,將“臺獨”的意識形態植根于全島2300萬人口的內心。
香港有著中央政府的制衡,尚且猶抱琵琶半遮面地出版了《香港民族論》。臺灣地區則是北京政府暫時無法管治,兼有美國撐腰,根本不用掩飾,閉門造車地發明了“臺灣人”,從“李等會”時代的“河洛文明”,到蔡英文時代的“南島民族”,統統寫進教科書,直接“洗腦”了。
再對比香港的經驗,從2014年,《香港民族論》的出版,政府要想用“批判的武器”來抺去“港獨”思想,反而越抺越黑,到最后只能用上“武器的批判”,《國安法》立了,“港獨”思想就完蛋了。同樣原理,只要美國、民進黨、賴清德這組“三位一體”一天尚握有控制臺灣的“武器”,我們就不能幻想他們會自我放棄“臺獨”。“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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