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近日關注到觀察者網旗下的一個子品牌——觀學院于2019年發布的演講，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樊鵬教授在講座中詳細介紹了技術革新對于當下政治制度的影響，從保守和改良的立場提出了ZF的應對方案，感興趣的讀者請移步文末參閱原文批判閱讀。筆者對這位教授的方法論持批判態度，但是筆者非常認可他擇取的觀察角度，并據此寫了一篇短文如下。

　　如同物質世界里的絕大多數事物一樣，人類的歷史從來都是在漸進與飛躍、連續與斷裂的辯證關系中指數式發展的。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革命爆發以來，這一史無前例的技術革新又如同歷史上曾發生的對人類生產關系和社會意識造成劇烈影響的技術革命一樣，磕磕絆絆地在保守派與激進派的爭議中開辟出一片錯綜復雜的新天地來。無論是自視甚高卻不得不在新事物前退讓妥協的傳統ZF，還是掌握科技力量躍躍欲試尚且處于試探邊緣的新興企業，還是如同我們——幾千年來一直被迫沉默的大多數——莫不為近乎不可捉摸的未來或者玩世不恭，或者喜形于色，或者黯然神傷。

　　正如第一次工業革命以機器制造業（機器生產機器）的產生為結束標志那樣，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因其可以僅僅憑借使用者的簡單輸入生成大量代碼——也就是組成它本身的必需組織——而為信息革命的發展打下了一個沉甸甸的節點。這說明，無論從過去已有的，人類通過傳媒工具干預人類社會的歷史來看，還是從可以預見的，人類制造的人工智能可以在只需要最初始的指令的前提下，通過自行學習網絡資料庫和自我迭代而可持續地服從于指令（甚至在不久的未來，它們或許會通過龐大的全球互聯網形成一個擁有自我意識的智慧生命體，就好比一個生命占據了整個網絡）的未來來看，目前信息革命對傳統治理模式帶來的沖擊實在不容小覷。

　　歷史，從整體上來看，一直都是連續不斷的。推陳出新的潛臺詞就是舊事物包含于新事物之中。無論是因為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還是階級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總之，歷史不可能如同斷代史那樣無中生有，所有事物之所以產生必然有其原因，所有事物走向反面必然有其發展過程。

　　技術的迭代和社會秩序——抽象一些來講，它們分別代表著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它們的發展同樣也是如此。在信息革命發生之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十分成熟，帝國主義早已馳騁百年，當此之時只剩落日余暉，亟待一劑不由分說的猛藥以求續命。

　　信息革命的成果從一開始便被資本家拿去，無論他們主觀意愿如何，但是這一舉動客觀上將帝國主義形態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九十年代正是這樣一個帝國主義回光返照的時代。

　　新自由主義喧囂塵世，蘇修滅亡沉重打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球化浪潮進一步收割原蘇聯各加盟國以及大多數第三世界人民的勞動成果，與之相隨的以新興傳媒工具散布的獨屬于資產階級的價值體系更與原先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和從殖民地半殖民地獨立而來的國家內部的之前被打倒的統治階級一起，里應外合地腐蝕本就不算成熟的本國無產階級。

　　本來，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工業資產階級的快速擴張會使得無數小生產者和小資產階級因喪失必要生產資料而破產進而流離失所，最后進入城市形成以工業無產階級為代表的無產者，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他們因為生產和生活在一起，加之資本家為提高生產效率而培養的技術型工人和因部分先進工人率領群眾向資產階級ZF進行階級斗爭而使得后者妥協，被迫支出更多預算支持教育事業，所以形成了廣泛存在不過參差不齊的階級意識和組織能力。但是，我們發現，自從信息革命開始介入生產生活之后，工人階級的斗爭事業反而不如之前了。

　　資本主義社會主流媒體大肆宣傳的“地球村”仿佛僅存在于信息交流和物質交換層面，事實上，我們也常常聽聞有人感慨“現在發送信息越來越方便，但是人與人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了。”

　　二戰時期納粹德國曾經策劃謀害了數百萬猶太人，這一令人發指的罪行在當時卻沒有激起民憤，哪怕是親手將他們送進集中營毒氣室的一線士兵。首先，從史實角度看，當時絕大多數德國民眾對此并不知情，在此文中并不是重點；其次，一線士兵認為，他們只是盡職地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務，而這些任務在他們——甚至于不知情的我們而言——都是與“屠S”二字完全不沾邊：按下一個按鈕、關上一些門、將一些猶太人從A地趕到B地……單獨來看，每一個步驟都不至于使他們成為殺人犯，但是，正是這種因信息缺失和人為割裂造成的行為，使得他們能內心毫無波瀾地殺死猶太人。  

（納粹集中營屠S猶太人畫面）

　　事實上，這個蓄意制造信息差和消解負罪感的策略造成的后果在今天很多西方資產階級官僚主義大行其道、推諉扯皮現象屢見不鮮的地方仍然比比皆是。而這種無所謂的心態，在基層更為常見，甚至在一些不諳世事的打工人眼中，仿佛也不是一件值得生氣的事。結合起這一點，上一段中與我們認知中截然不同的現實其實并不費解，因為假如依照事物本來的發展順序，人們因為互相不能見面而產生的疏遠感，以及更深層次的，因無法身臨其境地處于生產場景中造成的對于階級意識的缺失，實際上可以通過網絡本身的快捷性得到補償，但是這一割裂卻被人為地蓄意制造了，其根本原因則在于穩固統治階級自身的統治，我們由此發現，西方統治階級在初期面臨技術革命時再次毫不意外地退居在保守一方。讀者可能會好奇，筆者剛剛所舉的關于集中營的例子與現時西方人民被縱向切割有什么聯系呢？其實，這更像是西方統治者“堵不如疏”的現實例子。當階級敘事的價值觀被解構、抹黑，那么被分化得如同沙子一樣的西方勞動人民，在履行著犬牙交錯一般的職責時，結合起前文提到的信息差的阻礙，又怎么能指望他們能不互相攻擊呢？細心的讀者還可以找出很多這樣的例子。信息差的存在是難以抹除的，但是蓄意的價值引導和有意的選擇報道（以把深層次的矛盾轉移到個人、一類人或者一些表象身上），就不能說是無心插柳了。

　　但是，人們會發現一個似乎有悖認知的現象：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機器雖然掌握著對宣傳機構的絕對控制力，但是實際上它們主動下場的頻次并不算高，更多地充當幕后身份，經人爆料才被人們知曉，而且，它們的宣傳方式也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說是漏洞百出，成績也不十分耀眼，這又應該如何解釋呢？列寧在《關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中說：“機會主義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工人運動中上層分子的機會主義，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實際證明：由工人運動內部機會主義派別的活動家來維護資產階級，比資產者親自出馬還好。工人要不是由他們來領導，資產階級就無法支持下去。”而人們看到的遇見的那些西方資產階級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活動家，一部分是其西方資本主義國內統治階級或是境外帝國主義勢力精選栽培的，或是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統治階級相互勾連，有著密切聯系的人；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還沒有擺脫階級社會發展落后性的束縛，被西方統治階級相中并被有意“保護”的“御用反對派”或“民意代表”，這之中，以退役軍人為代表的，標榜“平民出身”的活動家最為突出。民意“堵不如疏”，這一點，壟斷信息差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再清楚不過，這樣一番操作，偷換概念，將一切問題出現的矛頭指向所謂“壞人”，可以說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那么，在一開始面臨信息革命時，西方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為什么要表現得和驚弓之鳥一般呢？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對其信息差壟斷地位可能動搖乃至喪失的恐慌。就連古人都知道“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人人都知道釜底抽薪的道理，作為已經或者正在走向事物發展反面的西方統治者來說更是如此。在信息革命初期，這一主張以尾巴主義的形式得以貫徹，這也是人們談及此處時，會疑惑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政府頗有“無為而治”風范的原因：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尊重”企業的“創新精神”，在法律空白階段，且待群魔亂舞，而后打著“規范市場”的旗號親自下場，賦予這一過程以更為濃烈的政治色彩。而所謂“人為的割裂”，指的其實不是開歷史倒車，螳臂當車一般地阻止信息革命的發生和介入，而是西方資產階級政府使用誤導、選擇性報導、“奶頭樂”等方式，覆蓋人們的記憶，沖毀人們的判斷。因為，腦海中的事物雖然不能被剝離，但是可以被曲解和覆蓋，西方的群眾會在被西方統治者精心設計的為縱向切割無產階級的價值導向上越走越遠。  

　　我從來都認為，技術最初的發明者是人，最后的使用者同樣也是人，本質上，都是人在指揮和操作著各項技術產品，因此技術帶來的產品也不過是人類在實踐時的新型器官罷了。正如網上有人一針見血指出的：“搶走你工作的永遠不是AI，而是使用AI的人。”人依然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只不過在目前階段，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有限和西方反動統治階級的操作，人們反而會因為對機器的擬人化描述和人為擴大的信息差而模糊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以及最基本的階級關系。從“西方政府”的角度來看，分析“傳統國家”的挑戰和機遇必然要求我立足西方統治階級的視角進行分析。技術革新將會動搖西方政府壟斷獲取信息和控制輿論的能力，從而可能動搖西方資產階級統治的民意基礎——這是挑戰；技術革新推動生產力發展，這是從經濟上而言的機遇，技術革新倒逼傳統國家改革政治體系，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同樣，樹立符合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統治和戰略需要的價值導向，兼以尾巴主義式的做法，就可以將絕大多數無產階級分化，穩固西方統治者的統治——這是機遇，同樣也是巨大的挑戰，因為整個世界并不只有一個國家，國際視野下的關系更為復雜，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歷史問題也在暗處等待爆發……稍有不慎即會一蹶不振。從廣大受剝削壓迫的西方無產階級角度來看，這卻是一件利遠大于弊的事。網絡強悍的力量使很多人驚恐，但其實更應該著眼其深刻的便利性和對于塑造輿論的能力。事實上，哪怕不為輿論造勢，僅僅破開西方統治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信息差，就足以引發社會思想的驚濤駭浪。如斯諾登事件和維基解密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雖然網絡和舊時的報刊一樣，都是社交傳媒的平臺，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它們之間的確存在著巨大的區別，而這些區別，連同國際形勢日益集團化、兩極化這一事實一起，都是十分利好西方無產階級的斗爭事業的。首先，文盲率，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的文盲率是有史以來最低水平，這意味著信息得以更廣泛和便利地傳播；其次，發布者和接收者的界限變得模糊，在平臺沒有限制的前提下，人人都既可以是發布者，也可以是接收者，并且，發布者得以及時收到反饋，而接收者也可以更好地參與討論……

　　然而，在西方有的無產階級同志似乎在這一點上卻意外地保守。他們似乎覺得，只有讀書，而且是讀那些所謂名家著述才能學習理論，而對于網絡中的討論，宣傳方式的創新等話題卻不屑一顧，甚至，談吐之間，連舉的例子也是一百多年前的外國歷史事件，“言之必稱希臘”。筆者無意背負“何不食肉糜”的罵名，但是草木皆兵也實在不像西方無產階級代表的作風，更何況優秀的西方無產階級代表，不更應該熟練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以近期的西方社會熱點事件為媒介，將抽象的理論具體化嗎？

　　樊鵬教授在講座中舉了個例子來說明新興技術為政治生活的影響，“新技術公司的崛起，不管是對世界，還是對Z國來說，都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事件，而是一個現象級的政治事件。比如，Facebook干預2016年美國大選，美國的索羅斯基金會干預公共意見，投放了大量的錢去監測美國右翼的政治行為。”

　　筆者從這一事件中仿佛看到了未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結局：要么與新技術公司為代表的勢力共存，要么就被他們反噬。現在，距離這場講座又已經過五年有余，這五年里，疫情來襲，俄烏戰爭爆發、巴以局勢劇烈升級……當毀滅一切的力量大于阻止毀滅一切的力量，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如同達摩克里斯之劍高懸于無產階級的頭頂時，屆時西方的人們將何去何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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