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醫科大學這兩天應該挺焦頭爛額的，學生這邊剛高考完試，它就搞出一個大新聞。一位主講兒科的俞老師，在授課前抓緊巡病房，發現患兒情況危急，隨時有生命危險，趕緊進行搶救。患兒經過緊張救治，總算脫離了危險，但俞老師卻因為上課遲到29分鐘，被扣發兩千塊獎金，全院通報批評，取消本年度評先評優資格。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俞老師這邊還在驚心動魄地搶救患者，那邊教務處跟催命一樣，不斷質問為什么還沒去上課。剛搶救完患者，老師的汗都來不及擦，就立刻百米加速沖去上課了。這才有了那個29分的遲到，真真是差一分鐘就重大事故了，也許差那么一分鐘，學校就要滅亡了吧。

　　就連通報文件都承認，雖然遲了點，這位老師還是圓滿完成了授課任務。你要說，其實學生也沒什么損失，大家誰沒做過大學生啊，老師遲不遲到，八點的課還不一樣打瞌睡。但畢竟是犯了天條，這位老師就等著受罰吧，還要廣而告之，讓全校上下引以為戒，反正也不知道誰更丟臉一點。

　　這情形像什么，大概像守衛陣地的哨兵好不容易打退進攻的敵人。結果軍官在邊上從頭罵到尾，大聲咆哮哨兵為什么沒站在哨崗上笑臉迎賓，要把他送上了軍事法庭。這樣的通報能發出來，在當代輿論下，基本是要怎么拉出來，你怎么坐回去的。

　　正因為整個通報過于離譜，很多人忍不住猜測，是不是這堂課有特殊背景，比如就有坊間消息說可能涉及國際教育，導致了留學生投訴。由此校方行政人員受到了特殊壓力，被按著頭不得不處理，于是用這種迂回的方式表達不滿。以至于整個通報的細節都寫得那么仔細生動，鐵證如山，生怕讀者不反感。

　　話雖如此，這件事不管背后有什么隱情、苦衷，當它進入公眾視野以后，就沒必要進行過多體諒了。學校敢做要敢當，就應該把它作為當代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突出案例，是要貽笑后世的。

　　雖然我們常罵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這三大主義是無意義的內耗，是瞎折騰人。但大家又不免主動多少做些這類事情，不外乎是以虛對虛，尋求免責。就像這次鬧出這檔子事的學校，如果真的就是搞教條主義，那么當然該痛罵。就算學校是受到某種壓力，比如真的有外交壓力，不得不這么干，但這個處罰的本質也還是鍋先甩給老師，把自己摘出去，一樣是免責為重。

　　學校就算有苦衷，其實也沒必要給予過多同情。難道院領導不是比老師更背得動責任嗎？老師來不及上課，不也可以說是院領導沒有及時調整，分配新老師去上課嗎？畢竟，教務部門總不能說不知道當時俞老師在救人吧。及時向學生說明情況，臨時安排人頂課，讓俞醫生安心搶救，這才是更合理的做法吧。

　　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也都知道，鍋經常都是下級背的。就算院方面對壓力，既不敢據理力爭，又不能保護無辜下屬，連幫忙分擔責任的勇氣都沒有，僅僅搞些小動作，這有什么好體諒的，只能說使人看輕該學院領導，為當代打工人的處境寒心罷了。

　　現在面對輿論壓力，校方還說了些很可笑的托詞，不外乎是強調俞老師終究遲到了，自己給的處罰按規定已經是從輕發落。這類說辭，我想老打工人都很熟悉。這是非常典型的犧牲下級背鍋時的常用說辭，擺出一副我也很為難，已經努力為你開脫的樣子。你挨了打還要立正敬禮，不然，這客氣中已經暗含著另一層警告了。這和過去廷議罪臣，眾大臣要誅九族，然后皇帝決策只殺一個人。于是天恩浩蕩，罪臣感恩戴德，叩頭如搗蒜，恨不得來世做牛馬再報君恩，根本是一脈相承。

　　我們直說，這件事就是出了一個救人的好醫生，不存在還有一個遲到的老師。在當代，下級動輒得咎，上級卻始終片葉不沾身的情況已經很嚴重了，權責倒掛已經越來越為當代國人所深惡痛絕。就像不久前，很多人熱議某地實習生因為沒有及時送到停工通知書，最終因為施工事故獲刑。這本意是為了提醒人們要遵規守紀，但為什么會引起很多人的嘲諷呢？不外乎是一個實習生能不能背得動這個責任，所謂講規定，摳條例，談程序正義，到今天還有多少人當回事。

　　像俞老師遭遇的這樣，在這種上對下不需要講程序，只有下對上才需要講程序的規則里，追求所謂程序正義，大搞教條主義，根本不是什么堅持原則，僅僅是壓迫下級，回避權責平等的權術罷了。

　　另一方面來說，正因為現在校方那種吞吞吐吐的態度，和讓打工人眼熟的典型甩鍋說辭，確實讓人起疑。如果真有什么隱情逼得校方不得不這么做，那比單純的官僚主義死扣規定還要糟糕多了。如果一個本來完全是正面事跡的事情因為所謂的隱情成了反面教訓，到了連據理力爭、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酌情體諒都做不到，甚至到了校方連一定冒天下之大不韙處罰的真實原因都不敢說，只能借老師人頭一用的地步，那無疑是更大的鬧劇了。

　　一個巨大的生物，神經往往是遲鈍的，組織同樣是這樣。龐大組織不免要依靠各種規則和慣性來運轉，久而久之，最終會形成積累諸多毫無用處，甚至只會帶來無謂耗損的機械教條主義做法。某種程度上說，如何應對這種遲鈍機械帶來的內耗，是應對歷史周期律的重要部分。不要說我們作為組織中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此往往是深惡痛絕。毛主席中國革命早期就寫過反本本主義，可以說和同樣和教條主義之流斗爭了一輩子，結果又如何呢？

　　我們常說要堅持實事求是，但反過來說，正因為這種態度，在現實中是稀缺的，恐怕才會被不斷強調吧。事情發展到如今，輿情壓力之下，校方說會有后續跟蹤。想必借輿論之力，處罰是會取消的。但考慮到我國高校和體制的長期做法，做出這樣駭人決策的具體原因，可能不會有詳細說明，不外乎再找一個倒霉蛋背亂作為的鍋罷了。

　　就算過了這關，到頭來俞老師恐怕還是要因為給大家惹麻煩，影響在領導心目中的地位，這幾乎是一定的。在體制內，遇到這樣的情況，當事人可能就躺平了，可一個好兒科醫生如果這樣被耽誤了，那真是可惜了。

　　這事還是應該講個明白，雖然無論是哪個原因都很叫人不舒服。如果說，只是學校方面單純的教條主義病入膏肓，到這個程度確實叫人觸目驚心，充分證實了人們對我國高校治理的種種不佳傳聞。反過來說，真的如目前坊間流傳，是涉及留學生，導致校方有理無處說，不得不借本該被表彰的老師人頭一用。那么這種荒唐對比，又不免造成輿論的二次傷害。

　　在這個中國正受到空前外部壓力，國人本該講求團結、共御外侮的時代，外國人在華超國民待遇這種事，作為當代教條主義的另一個大時弊，早已為國人所深惡痛絕，天下不平久矣。

　　從本質上說，無論是哪種原因，根源其實是一樣的。不拿下屬當人的官僚，當然也不會拿本國老百姓當回事。這不過是同一種官僚揮舞著教條當天條，己為刀俎，以下屬百姓為魚肉，一體兩面的事情罷了。

　　一個大的組織、一個社會不可避免會有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教條主義，這三種主義的存在。而這三種主義會泛濫頑固到什么程度，正可以作為組織活力的晴雨表。

　　我們都知道，大凡一個處于上升期的組織，它的利益邊界不斷擴展，人才需求始終旺盛，那么它一定是靈活機變的。畢竟多 得是草創的地方，多得是需要擴展的領域，多得是需要人才的地方。相反，一個組織一旦進入所謂守成，本質就是增量逐漸讓位于存量了，那就不免要講各種祖宗家法，尊卑上下了。但大體來說，規矩還是約束大多數人的。而到了一個組織如果連余量都無多，那自然就到了變本加厲講規矩，人多到誰上都一樣的時候了。所謂的規矩日益成為整人的手段。

　　當然，三種主義的頑固泛濫還有一個情景，或許和我們日常的遭遇更類似。那就是，大量的既得利益群體，不僅是上層，還有中層中的許多人是熱衷于這一套的。他們把規則復雜化，壟斷化，形成一種堡壘，以保護自己的利益，阻止更有活力、能力的后來者威脅自己。

　　尤其是各種務虛的工作，更容易出現這種玩弄條例，動輒上綱上線的情形。很多搞這一套的人，他們不僅是要通過苛查來向上表忠心，更是要向下維持自己的狐假虎威。他們對規則的運用真到了隨心所欲，翻云覆雨，抬之使人升天，抑之使人入地的程度。他們是看重律法規矩嗎？不，他們只是要靠這套欺上瞞下，從中獲利罷了。

　　這三種主義的泛濫最終是要毒害整個社會的。上級沒有擔當，下級不敢作為，中層只會甩鍋，久而久之，社會必然要出大問題。這三種主義的根源是什么，不是所謂的祖宗家法，制度冗余，不可避免之惡，而是有人要搞特權，制造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正因為人人都不免深受其害，一切涉及三種主義的傾向，是大眾應該警惕的，見了苗頭就應該打的。

　　從歷史經驗來看，什么是制衡三種主義的手段呢？我認為一是群眾的廣泛監督，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當然這句話的前提是受到正確領導，充分教育的人民，而不是民粹，更不是豪強的肉喇叭。

　　另一方面，凡事還是要堅持原則，規則不應該違反原則，所謂法不該大過理。但這是很不容易的。教條主義就是典型的拿雞毛當令箭，喧賓奪主，以所謂規則扭曲原則。當代，很多人說的講原則，實際上成了講服從，最終反而成了教條主義的幫兇。這是非常錯誤的，原則所以叫原則，因為它對上下是一致的，是始終致力進步，解決問題矛盾的，而不是束縛進步，制造問題矛盾的。

　　當代是一個斗爭變革的年代，正因為是這樣的年代，才要多爭，多論，打破陳規舊矩。我們說為人處世要通情達理，治理社會和國家何嘗不是這樣。凡事大不過一個理，如果一個規矩過時陳舊，已經束縛社會的進步，成了壓迫人民的桎梏，那么哪怕它是天王老子留下來的，也得改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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