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歷不值錢了”，然后呢？

　　我的父親80年代考入大學，是恢復高考之后我們鄉里第一批考上大學的人。在那個農村普遍貧瘠的年代，高等教育是極度稀缺資源。一家里想供出一個大學生意味著要損失一個重要的農務勞動力。當然，上學的回報也是可觀的。那個年代別說大學生，中專和高中畢業就意味著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農村人并非認識不到這一點，很多時候首先不是觀念問題，而是生存問題阻礙著農村學子進入大學。

　　雖然東北在全國一直都是教育普及率很高的地區，但就算到我上學那會（新世紀頭幾年），城鄉情況仍然是割裂的。東北城鎮家庭獨生子女占大多數，多數能保證完整讀完初中，參加中考。但農村就不樂觀了，當時老家村里初中念一兩年就被家長要求退學去務農或打工的比比皆是。盡管這樣，東北那時的教育普及率還是位于中國前列的，可以推想當時全國大部分基層地區的情況。

　　在今天的社會，關于教育資源的兩種對立觀念同時存在于人們的認知中。一方面，人們普遍抱怨學歷越來越不值錢，畢業生找工作越來越卷。另一方面，人們仍在為教育資源的稀缺和分布不均爭吵不休，從老生常談的首都高考優勢，各省名校資源和招生名額的不均，到這兩年江浙滬之類發達地區市民在網上驚呼“就算我們這么發達的地方也只有一半學生能上高中”，以及黑龍江成為高考移民熱門地區等等。

　　顯然，大家都希望學歷還那么值錢，但普遍希望的是“我家孩子能比較容易地考上大學，同時學歷仍然值錢”，正常人不會想著“把全國大學砍掉一半，這樣學歷就能像以前一樣值錢了”。

　　這里有一個數據，1978-2008年我國累計畢業普通本專科畢業生3521萬人，2008年當年畢業511.95萬人，而2023年的本專科畢業人數是多少呢？1047萬人。2024年是1179萬人。

　　數據很直觀，如今每年高等教育畢業人數都能占到改開之后三十年數量的近三分之一，且未來幾年還會增長。據相關預計要2030年前后才會開始回落。

　　這個數據說明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發展迅猛，也是導致當下“學歷不值錢”的直觀原因。但實際上這樣的“迅猛”還遠遠不夠。畢竟連江浙滬的人們都在驚呼只有一半學生能上高中。如果真的推行12年義務教育，那現在高達91.7%的高考整體錄取率立馬就會被拉下來。

　　昨天看到某個大V發了篇文說“高考也就那樣”，說了不少車轱轆話，核心意思是“現在學歷的重要性真的一般”，“大學畢業后混得好的經常是當時學習不好的”，“高考排位賽讓大部分人沒法受益”，“考不好出路也還有很多”。

　　話是有道理，對很多人也有鼓勵和安慰價值。很多行業更重視實際經驗，互聯網時代的發展也讓敢想敢干的人在社會各種細分需求領域中也能活得不錯。但不論如何，我國的發展戰略到目前為止仍然是致力于將更多的人拉入高等教育，而不是相反。即使未來加強職業教育，那也會是以高等教育的形式。

　　回頭看看新中國發展史，可以看到我國相比大多數國家一個特殊之處就在于，我們總會做出一些超前幾十年的規劃，且可以長期堅定執行。新中國一窮二白處于農業社會時，就開始大力掃盲為工業人口的培養打好基礎。90年代末外部面臨美國極限壓迫，內部面臨經濟轉型動蕩，又開始大規模高等教育擴招，并持續至今。

　　有些人把90年代末擴招說成為緩解失業率的一時之舉，時間證明并非如此。今天的中國能成為史無前例的工業大國，能出現讓所有老牌汽車工業國瑟瑟發抖的9.98萬元“工業奇跡”，可以說正是由于90年代末擴招，讓之前50年的長期積累沒有中道而止，而是更進一步結出碩果。

　　要知道，很多國家不是不想如中國這樣搞高等教育擴招，但如果沒有足夠的工業規模和市場體量，單純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反而會成為引爆社會危機的炸彈。而中國從1949年到1999年再到如今，一直都堅信且堅定執行這一點——擴大教育規模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根本。

　　如今“學歷不值錢了”就是這一長期基本國策的“副作用”。這個副作用自然是要去想辦法解決的，但解決的方法既不會是夢回八九十年代靠稀缺性值錢，也不會是“高考也就那樣”。我們先不考慮學歷值不值錢，而是從更根本的角度聊聊大學的意義。

　　學歷收入之外，大學的社會意義是什么？

　　現代大學的源頭被普遍認為是12、3世紀歐洲中世紀的大學。對后發地區來說，以大學為代表的高等教育系統的建立被認為是社會進入近現代階段的標志之一。在很多關于中國近代落后原因的殤式反思中，中國古典王朝沒有發展出中世紀那樣的大學也被認為是一個重要原因。盡管也有人認為北宋末年蔡京等新黨推行的教育改革如果不被打斷，或者明末引入西學不被打斷，中國也可能發展出自己的大學模式。但畢竟現實沒如果，所有后發國家都是仿照西方模式建立現代高等教育系統。

　　當年毛主席嘗試解決跟隨西方腳步的問題。1958年，面對老大哥蘇聯存在的越來越嚴重的技術特權階層的現象，他提出了疑問：應當由誰來掌握現代科學技術？

　　他希望由工人和農民直接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在日常生產工作中通過學習實踐掌握現代技術，并能將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既能從事科學文化工作又能從事體力勞動，這樣新中國的勞動者將會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就可以避免技術特權階層的出現。在基層，各種各樣的技術大學，夜校，半工半讀學校興建起來，為中國工業化初期勞動者的培養起到了積極作用。

　　當然，這一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美好愿望只能止步于工業化初期。現代科學隨著深入發展，在前沿部分越來越表現出不確定性，非決定性，非連續性等特征。同時隨著專業體系的發展，不同學科之間的壁壘也越來越深。即使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普通人想不靠高等教育打基礎就掌握深入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也是非常困難的。

　　在掌握知識和技術之外，現代大學的一大重要作用是生產現代社會的“準共同體”。大學創造的成人脫產環境，與面向社會的預備工作，讓來自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可以有相似的人文社會觀念與生活旨趣，建立初步的共同體觀念。對個體來說，從這個“準共同體”中畢業就意味著完成“現代成人禮”，在現代性上初步獲得了認同。對國家來說，雖然階級問題在本質上無法靠這個解決，但現代社會想要維持統治穩定，創造共同體認同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對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國家來說更是如此，在轉入市場經濟之后，一方面城鄉差距，東西部發展差距加大，這時候更需要建立超地域性的認同。同時，人們普遍性地被拋入市場社會后，也難以靠以前的國有和集體體系維持普遍認同感。這種情況下，大學就愈發成為培養國人共同體觀念的重要場所（當然，我國很多大學長期被吐槽的人文社會價值教育缺失，這是一個問題）。

　　讓發達地區的學子與貧窮地區的學子能共享同一座象牙塔，讓來自云南小鎮的桂海潮與來自東北大城市長春的李碩坐在同一個教室，正體現了中國廉價公平的高等教育系統在共同體生產機制上的重要作用（當然了桂海潮和李碩的人生道路差別說明共同體觀念的產生還有很多其他因素，見去年文章《小鎮做題家上太空了，他的潤人同學在做什么？》）。

　　另一方面，在集體經濟主導的時代，“成人禮”與“社會敲門磚”也可以從集體經濟系統獲得，但市場經濟時代后，這些任務都聚集到了大學身上。

　　確實，當下很多時候，你可以說學校好與差沒那么重要，但還沒法說大學不重要。等到什么時候可以真正不重要呢？那要等到人們可以較普遍的從高校之外低成本地彌補知識體系差距，以及可以取代大學作為“準共同體”培養場所的，更廣泛普適的新型社會組織形態的產生，這種新組織形態也就會成為高等教育的新載體。這首先需要我們建立新時代的集體主義。

　　讀到這里，聰明的你應該想到了，如果真能達成這兩點，學歷只會更不值錢。從本質上說，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怎么讓學歷重新值錢，而是在學歷變得不值錢的同時，讓其他東西也變得“不值錢”。

　　中國的工業化使命，消滅內外超額利潤

　　“值不值錢”的語境背后本質是復雜貨幣機制。如果只為吃飽穿暖，今天的地球是可以實現大同社會的。但現代社會人的欲望與需求是復雜的，基礎的物質供應滿足不了人的高層次需求。卷逼家長們拼命雞娃，或者高中就把孩子送出國，肯定不是只為了孩子將來能吃飽穿暖。

　　曾經，國企大院時代靠著工農業剪刀差維持的低工資，高福利的體系看似美好，但在市場經濟與外來物質的沖擊下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方面，當時國內匱乏且昂貴的工商業消費品讓人們在國企本身福利之外能滿足的需求很少；一方面，貨幣的匱乏又讓人們想購買發達國家輸出的商品時往往無能為力。更不用說資本主義消費社會創造的諸多偽需求，奢侈品，中產趣味與各種智商稅等等，都是單純的物質福利無法覆蓋的。

　　前段時間比亞迪那個“工業奇跡”發布后，伴隨而來的是歐美日車企和國內合資廠商的絕望哭喊。無論如何質疑不到十萬的低價是否合理，有一點應該是很多人已經愈發清晰認識到的——

　　作為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超級工業國，中國的歷史使命之一其實是系統性地消滅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的超額利潤，既消滅西方的，也消滅自己的。

　　在八九十年代，一切外來的工業產品對中國的價格都是那樣昂貴。曾經大哥大價格兩萬，話費一個月幾千；曾經車是天價的，家電是天價的，電腦更是大部分孩子遙不可及的；曾經大部分人的生活是閉塞的，廣闊的國土和繁華的城市生活與他們無緣。

　　而曾經的西方，靠工業品的暴利壟斷就可以躺在全世界人民頭上悠閑生活，維持所謂發達國家的優越和體面。直到現在，西方優越生活的本質仍是靠工業壟斷，以及附生其上的技術專利，國際規則（國際法、知識產權體系），殖民統治遺留的特許經營等等，也就是所謂的“國際秩序”。掀翻了他們的超額利潤體系也就等于掀翻了這所謂的“國際秩序”。

　　所以他們如此懼怕，如此急迫地想打斷中國的工業進程。當汽車芯片大飛機等等都無法維持超額利潤的那一天到來，西方還能拿來騎在全世界頭上的，也就只剩金融與文化霸權以及美國的武力了。

　　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既消滅了西方的工業品超額利潤，也讓國內成為全世界工農產品綜合價格最低的地方。代價是地區發展不平衡加劇，房地產的狂飆與金融業的無序擴張。所以消費房地產和金融行業的超額利潤又成為了我國現階段的重要任務。

　　在這場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進程中，貨幣對人的需求滿足價值越來越從商品轉移到非商品領域。當你能花不到十萬就買到工業奇跡，那再看美國人花三萬刀買卡羅拉就純粹是大傻子。而汽車已經是正常人工業品消費的天花板，也就是說，只從實物商品角度考慮，只要能良好地解決房地產問題，我們在未來是可以告別貨幣匱乏的。這兩年各種消費在升級還是在降級的車轱轆討論背后，實際就代表中國社會已經在普遍性告別商品超額利潤。

　　告別“卷生卷死”之路

　　說到這里，解決“學歷不值錢”問題的答案就清晰了。實際上，隨著我國工業規模的發展，不光學歷在變得不值錢，很多東西也在變得不值錢。

　　比如前幾天討論國內律師行業的文章說到，對國家而言，最樂于見到的局面是適當制造紅海市場，社會遍布大量卷成狗的律師隊伍，各顯其能，去觸達市場去服務市場。比如互聯網行業這幾年也在抱怨不如以前（這有互聯網從業者聲音大的原因，頭部公司的超額利潤仍然是遠超社會想象的），比如金融行業開始限薪，比如公務員群體。看看這些年的反腐數據就知道，世界上沒幾個執政組織像國內一樣一直在進行大規模換血與迭代。

　　這些現象用這兩年用爛掉的詞來形容就是內卷，卷生卷死。內卷這個詞在國內輿論語境中早已扭曲了原本的含義。高速工業化進程對各行各業造成的卷當然不是無意義的內耗，它和貨幣對商品需求滿足價值的降低是同步發生的，是我國高效工業體系的必然導向。如果我們可以不困于貨幣分配的不平等，那各種“不值錢了”并不可怕。

　　問題是，當人們可以花更少的錢滿足物質需求之后，貨幣主要就被用來決定那些無法靠工業化解決的短缺資源的分配，說白了主要作用就變成用來擴大抽象的階級差異。到這一步，金融體系中不斷膨脹的貨幣資產價格與貨幣收入差距，就會從能推動經濟進步的“必要之惡”逐漸走向對社會發展的阻礙。

　　學歷不值錢了，技能不值錢了，商品不值錢了，但資產仍然值錢，說白了就是大家都在卷，只有資本可以不卷，這樣可以持續么？答案是否定的。

　　最終，社會主義超級工業國在消滅內外商品超額利潤之后，就必然面對消滅不平等的和多余的“貨幣價值”的歷史任務，更多地以非貨幣價值的邏輯來建立商品之外需求的分配機制。

　　這里就點到為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尺度就在這里，中國以史無前例的工業海嘯引領后發國家進行秩序革命的同時，也必然要面臨自我變革的進行。革命從來不是請客吃飯，主動變革總歸比被動進行要好得多。

　　尾聲

　　當今的年輕人苦于學歷貶值造成的卷，但也仍然苦于教育資源的不充裕。固然，今天的教育體系中有很多問題；固然在僧多粥少的現實下，高考的殘酷性無法得到緩解。但這些問題需要具體地解決，而不是將“內卷”歸罪于高考和高等教育系統本身，只要中國不想搞像美國那樣的精英與愚民兩極分化教育，那不斷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就仍然是中國的必要道路。

　　最終，只有進一步充分消滅西方與我們自身存在的各種超額利潤機制，以及不平等的多余的“貨幣價值”，我們才能開始告別卷生卷死。

　　這個宏偉的歷史進程，我們每個人都會置身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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