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篇珞珈山學子的辭職書出現在了網絡上，進入到了公共空間。作為非公職人員的半個公門中人，日常瀏覽平臺的大數據在第一時間就推送給了筆者。而后在隨后幾日，筆者親眼目睹了這篇文章一步步從微信群、朋友圈、微博討論，最終進入整個網絡公共空間。而后，我們便接到了數位讀者朋友的留言，希望談談此事，就此有本文以饋諸位。

　　“精神斷奶”與戒斷反應

　　先就事論事。原文的文字水平還不錯，如果早個一二十年，應該能在各類散文美文比賽中入個圍，至于拿獎要看天意。作者是一位珞珈山學子，覽文可知家在金城蘭州，在疫情后不好找工作的情況下選擇了報考（定向）選調生，原以為能“順利”留在家鄉蘭州，然而命運卻和她開了個玩笑，將她分配到了離家一千公里外的嘉峪關市。在河西走廊的盡頭待了幾個月，這位同學最終決定放棄選調生的工作，申請取消錄取并被批準。隨后為了紀念自己的心路歷程，因而有了《山花尋海樹，不如就春風》一文。

　　從筆者角度看，這位情況的起因是“精神斷奶”問題，也希望這位珞珈山學子能吸取教訓，早點實現斷奶。實事求是的說，某種程度上類似的感受筆者亦曾有過。

　　很多年前剛畢業的時候，筆者離開生長了22年的西安，只身前往帝都進入新生活，也同樣充滿了不適應。雖然也曾旅游來過帝都，但和長期居住畢竟是不同的。即便同為北方人，最初也并不太適應，而掩蓋在環境和細節不適應之下的，其實是“精神斷奶”的戒斷反應。

　　“哎呀，帝都怎么風這么大，吹在人臉上仿佛刀子”“哎，冬天的空氣好干燥，夜里鼻子天天流鼻血”“唉，沒什么可口好吃的東西，冬天飯堂就只有麻辣香鍋還不錯。”心理適應的過程大概持續了兩個月，在后來的歲月中又逐步轉化為懷念。

　　應該說，山花海樹這篇文章原本也并非是她自己發到微博和微信上的。甚至許多公門之中的“三門干部”，從大學校園當兵入伍的青年學子，從學校來到山村的“大學生村官”，或許一開始都有過比她還強烈的情緒。以筆者的觀感來看，她內心深處也曉得利害對錯，寫這么一篇洋洋灑灑的“修辭之文”，發在武漢大學表白墻上尋找“共鳴”的精神支持，甚至在文章中大幅度以“臆想”編造了自己導師的活動和話語。這一系列文字不過是在掩蓋內心深處的惶恐和不安。

　　然而不以她的意志為轉移的是，饒是如此“文字蔚為大觀”，也沒有在武漢大學表白墻上獲得多少贊同，更不消說后來被人發到了公共輿論空間里。再多的粉飾之語和惡言詈辭也無法改變她的行為本質，是“逃兵”。

　　一個入了黨，成長于新時代，在價值觀成熟的年代和中國崛起的年代同呼吸共命運，張桂梅黃文秀等人的事跡不斷被反復宣揚，還接受了選調生崗前培訓的人，不會不知道選調生的要求。是與非、對與錯，在這里是很明確的，所以越是如此費力周折去證明自己是對的，其實只是映射了作為作者的她內心的虛弱與不安。是啊，這一辭，就成為了逃兵，這一辭，就意味著自己難以經受風霜雨雪，這一辭，也將自己歸類為了碌碌庸人。

什么是“山花”，什么是“海樹”？

　　所謂的山花和海樹從文章和事件本身拆解，這位作者可能潛意識中投射自己是山花，而海樹則是她幻想的生活。在她文中出現的三個城市，上學的武漢，經常去看演唱會的西安，以及老家蘭州，可能都是“海樹”。

　　這其實是這件事情中很有意思，但又被多數網絡討論者忽視的地方。它并不是過往幾十年改開進程中偏遠地區寒門學子寒窗苦讀想要翻身進入北上廣江浙滬的“孔雀東南飛”敘事，而是我們當下這個年代的“小確幸”，“小時代”敘事。

　　《報告老板》“農金時代”

　　蘭州，武漢，西安這三個地方，先說蘭州。這件事情中被牽扯進來的嘉峪關和蘭州都很無辜，畢竟難兄難弟。嘉峪關干燥、寒冷、在“山花“眼里是”戈壁灘上”的“小縣城”，蘭州比嘉峪關大、比嘉峪關繁華，可作為省會金城卻也同樣寂寥落寞。如果不是因為這位“山花“是蘭州人，蘭州大概對她也不會有更特別的意義。

　　在文中能明顯看出武漢和西安這兩個城市在她精神世界中的意義。放眼全國，這兩個城市作為新興的國家區域中心，這些年確實也是風頭正盛。但從網絡輿論聲音看，這兩個城市是網絡上發聲量大的那部分青年群體的理想工作安居城市么？好像也不盡然。無它，跟北上廣江浙滬比，這些城市收入還是沒那么高，也沒那么“繁華”與所謂的“國際化”。在北上廣卷生卷死的人如果你問問他們為什么不去某某城市，那這種詢問往往是沒有意義的，他們對于“城市”的定義和要求與生活在普通城市的人們是完全不同的。

　　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里。蘭州也好武漢也好西安也好，這些在發達地區輿論中日常被無視的地方，成為了這位985高校學子心中的“海樹”，這顯然與很多眼里只有發達地區的高學歷人群是不同的。如果只有這點，我們反而要贊揚她安時處順了，畢竟當下中國很多問題的根源就是資源在發達地區的過度聚集導致的社會割裂。但同時她又對嘉峪關視若畏途，并惡言惡語相向，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小確幸”了。

　　隨著經濟發展進入轉型期，很多年輕人已經接受了與其在發達城市卷生卷死，不如在一個上限低下限高的城市讓生活更有質量的理念。但中國從一線城市到廣大基層，社會結構何其復雜，城市年輕人又天然就是城市生物，很多時候只要有可能就不會想放棄好一點的城市生活。

　　去不了一二線就死守三線，能守在市區就不會想去縣城。一方面對發達地區放棄幻想減輕內耗焦慮，一方面又精心包裝自己的“城市生活”已增加確定感和滿足感，堅決拒斥和貶低不如自己所在城市的那些地方的生活，就成為一種精致又實用的生存策略。這也就不難理解今年為什么網絡生活出現了很多對“縣城生活”的妖魔化和陰陽怪氣。

　　“小時代”與大時代的沖突

　　“小時代”這個詞或許不是郭敬明發明的，但的確要承認的是，他把這個詞發揚光大了。十年前的時候，如果說當時的中國是“小時代橫行”，或許很多人都會贊同；而在十年后的今天，輿論場愈發顯得撕裂，小時代已經被大家公認為一錢不值的文字垃圾，追尋“小確幸”的行為也隨著龍應臺等人淪為排泄坑而顯得失智愚蠢。

　　但必須要承認的是，其實追尋個人利益乃至以背離群體、將個人選擇與公共利益對立和沖突的情形，在當前的很多領域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舊的集體主義范式退場，新時代的集體主義還需要長久的探索和建設。

　　互聯網和信息技術進步、新時代的經濟建設成就大幅度提高了每個人的自由水平，反而釋放出了更大的社會自由度，而新時代以來國家在制度建設層面的進步與完善，也在較大范圍內提升了個人權益的保障。而在社會認識層面，包括筆者在內的我們大家也越來越鄙薄于一味鼓吹宣傳犧牲個人、無私奉獻的價值觀，而更加激賞對英雄獻禮崇高、為犧牲厚加撫恤、對奉獻付出對價的行為邏輯。

　　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來到了新的水平上，也需要提高我們社會的人權保障水平，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下選調生也好、大學生村官也罷，包括義務服兵役參軍入伍，同樣也是職業選擇、人生選擇。而黨和政府對選調生“高看一眼”，放入發展進步快車道、給予生活補貼，部隊、高校和地方政府對大學生參軍入伍給予各類各項的補貼和考研考學考編優惠政策，也同樣是在表達，奉獻也好、投身也罷并不無償。

　　因而，如果說這件事僅止于這位顧同學放棄工作機會，要求取消錄用，“不到嘉峪關等做選調生、奉獻于為人民服務的事業”，其實僅僅只是個人的選擇，在我們當下個人自由進步的程度來看，社會是可以接受的，不至于引發輿論中如許的軒然大波。

　　然而壞菜之處就在于，嚴重不成熟的顧同學為了粉飾自己，大幅度對客觀事實進行篡改（如嘉峪關的生活環境、自己導師的言行等），甚至還對當地和自身的工作進行了惡言詆毀，激起了嚴重的社會反彈。這樣的詆毀，如果不加以撥亂反正，及時批判并予以澄清，吃虧的將是嘉峪關乃至甘肅的人民群眾、甘肅的黨政機構的風評、投身于扎根甘肅乃至整個西部的英雄們和這名同學的校友們。

　　自己的個人選擇，自己的人生發展，只要不違法，做什么選擇都沒有罪，如果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就什么都沒有錯。但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卻常常有做小我的人，去鼓吹自己厲害，中傷他人。

　　我們當下處在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無論是經濟發展的階段轉換、社會治理的變革、大國競爭的需要等任何一個方面來看，社會仍然需要投身于壯麗的為民族、為人民的事業的英雄豪杰，只不過這種需要，它和革命戰爭年代不同，和新中國建立的年代不同，也和改革開放時代有本質不同，它有它自己時代的脈絡和印跡。

　　筆者的朋友毛克疾老師是一位專注研究南亞的學者，他前段時間有篇寫印度人民黨和莫迪政權之所以能持續獲得選舉勝利的文稿，筆者讀來頗受啟發。他從王紹光老師和胡鞍鋼老師的報告中借用國家能力來描述，“是國家能力的提高帶給了印度國家質的提升，這是莫迪受到支持的根本來源”。

　　而國家能力，可以分拆為社會控制、政治動員和經濟汲取三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發展的模式，前兩年爆火的復旦大學蘭小歡老師《置身事內》一書曾做了簡要的描述。

　　可以肯定，是強大的國家能力賦予了中國政府有力的“有形之手”，也正是“有形之手”的存在，讓新中國一路發展至今。而在這個模板里，在有形之手里，會投資其實不重要，會搞公共行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執行“社會控制、政治動員、經濟汲取”的隊伍，是列寧主義的核心、民主集中制下的社會先鋒隊。

　　是這支先鋒隊的存在，帶領全社會全中國戰勝了內外敵人，抵御了天災人禍，穩定了社會形勢。而時代流轉，如上文所說，我們當下時代的個人自由程度不是變小了，而是更加增大了，這就帶來了全新的課題，如何在新的時代中保持初心使命。

　　我們看到，在“山花尋海樹事件”后，嘉峪關市當地官方曾發布主要領導的文章，對全市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發出呼吁，但效果一般。文章筆者讀來，四平八穩，充滿“材料氣”，也難怪反響平平。說實話，如果不是此前顧同學的惡言實在是人惹人生氣，這一篇文章會引發差評謾罵也說不定。

　　對我們當下來說，其實經濟的困難、外部勢力的作惡都是暫時的，我們面對的困難和歷史上的前輩完全不同，卻又別無二致。因為時代的困難，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表現，但其本質，都是如何“在當代，凝聚人心，團結起來，保持初心使命”。而這一問題的答卷，也唯有歷史能加以評判。

“小確幸”并不確定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個體的青年人，可做的選擇很多，能做的選擇卻也很少。我們的生活狀態，或多或少總會有重合點、相似性，手機、網絡、微信、通勤、社畜、釘釘，亞健康的身體，熬夜的生活，等等。在日復一日間消磨永恒。有一些人，在消磨間感到絕望，深感人生本質是隨波逐流，于是以追尋“小確幸”來作為永恒本身。

　　的確，“薩特說，如果世界沒有意義，那就自己賦予它意義，真實地活，這就是生命與存在。”（以上為顧同學山花海樹原文結尾處）

　　可實際上“小確幸”并不確定，世間萬物并非一成不變，分分鐘就還原了隨波逐流。我想，做一些事，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做一些超越了工具理性、或大或小實現了自我價值的東西，才是自己真實的存在。

　　賦予意義是干出來的，有意義的事做出來的，是自為的。“做有意義的事兒，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義的事兒”，而不是“黑奴、妓女、野婦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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