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平日默默無聞的西北小城嘉峪關市，突然躍居風尖浪口之上。倒不是因為啥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而是因為一位W大選調生的“小作文”。文章流傳開后，不少人開始附和，同意文章對嘉峪關市“閉塞”“落后”的評價，并開始賽博共情，對作者所遭受的“苦難”深表敬意和理解。在他們眼中，這位有高學歷、愛好文藝的文章作者，僅僅因為一肚子“委屈”，就成了“為民請命”的圣徒與苦行僧，著實令人感到困惑。
不過，在小作文引起熱議的同時，這段時間也有一部《我的阿勒泰》熱映。兩者同樣以西北為題材，熱度同樣不相上下，其中的價值旨趣，卻堪稱天壤之別。阿勒泰被塑造為天堂、流淌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而嘉峪關卻被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批判成“監獄”“牢籠”。更可怕的是，同一批人，前腳對西北的阿勒泰心馳神往，后腳就開始對同屬大西北的嘉峪關吹毛求疵、群起而攻之。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是一種違反常識的割裂與矛盾。我們不得不問出這么一個問題，這種“精神分裂”是怎么來的？
這在城市小資當中，其實并不罕見。他們有兩個故鄉，一在現實鶯鶯燕燕的生活中，一在由濾鏡和調色構成的“遠方”中。在如同坐牢的日常生活里，雖有下班后的娛樂活動作為調劑，但根本上無從緩解被“壓迫”的痛苦。他們的工作很多不是在為人民服務，也不是體力勞動，因此體會不到，那種將生命融入歷史長河的寬闊，將個人意志運用于改變世界的豪邁。
因此，挑選“精神原鄉”就變得有超越平庸的意義了。原鄉越是偏遠，越是罕有人知，便越可以被隨意想象，寄托生活中的哀思和不甘，顯示出小資的卓爾不群和非凡格調。
這在近年來的文藝作品中已早有端倪，中國早就被想象的無孔不入。東北是沒落的貴族，同時負責幽默和土俗。東南、華南是一等一的富貴風流之地，盛產霸總、濁世翩翩佳公子和哭哭啼啼的美少女。中部幾省分得苦難與內卷，以及坑蒙拐騙的邊緣人形象。西南的川渝則以美食、地貌聞名于世，還以幽默而風趣的地方方言，自帶“黑色幽默”的 buff 。
這二十年來有影響力的文藝作品，本質上，無非就是這幾大投機取巧的“流派”輪番上陣的結果。影視工作者不停地在各種媒介中嫻熟地制造代表地區的文化/消費符號，生產出本地人其實并不認可的“精神故鄉”，進而成為集體層面已然為“真理”的標志。而新一代則照單全收，進一步強化集體認識，成為區域內維系凝聚力的工具。
上海有講食利階層發家史的《繁花》，東北自然有反映一代人歷史傷痛的《漫長的季節》，重慶獨特的城市景觀和市民文化必定會催生出《瘋狂的石頭》，河南也會有直面民族苦難的的《1942》。旁及其他的藝術形式，石家莊搖滾，東北二人轉，等等等等，這個名單可以列很長。
中國廣闊的自然地理和多樣的風土人情是天然的藝術寶庫，也就有琳瑯滿目的文藝創作母題和樣式。觀眾們從中體會、領略異域風情，想象他者，在此之中完成對國家的建構。一年又一年，由想象變成“真實”，由影像走入世界。
但是，細心的朋友會發現，西北缺位了。這也就方便他的形象被人隨意下定論。
作為地理大區的西北，雖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地貌和景觀，也有極為豐富的歷史文化，歷史上也不乏文化上的代表人物。但是，隨著新世紀以來第五代導演作品風格的改弦易轍，八九十年代之后西北文學的沒落，近二十年里，這片土地再也沒有誕生出有影響力，能反映區域風貌的文藝作品。
當然，這有西北地域極為廣闊，文化風貌極為多樣的原因。受此影響，文藝創作者們很難能提煉出一個可以代表“西北”的藝術形象，甚至要提煉一個省份都很難。生產文化工業品也就無從談起。也就更不能鞏固“西北”在文化輿論場中的話語權了，更不用談西北地域民族、經濟方面的原因了。就算是旅游大熱門地新疆，北疆和南疆在宣傳影響上也有顯著差別。
因此，西北就成了可以被隨意想象的弱勢方，因而有了復雜的面貌。在他們對西北的印象中，經濟上的貧瘠和地理的遼闊同并駕齊驅，厚重的歷史和落后的現代并行不悖。這兩組價值取向，如同跑馬燈一般在他們的腦海中馳騁。精神上有何種需要，就將其塑造成什么樣。自己需要什么樣的生活，那里就有什么樣的生活。
同樣，美好的想象也需要對應著，不太美好的厭惡及排斥，兩者都有，這種愛恨才顯得完美。我們用一句不太禮貌的概括這種心理，與其提升自己，不如指責他人。
我們都見過不少這樣的人。部分小資產階級那邊的朋友，整天忙著“人前顯貴”，想著在朋友圈、小紅書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又不可避免的必須“人后受罪”，過著有些在他們看來極為庸俗的打工生活。想要逃離“現代生活”，看到《我的阿勒泰》便會對北疆的阿勒泰心馳神往。哪怕本人并沒有過過游牧生活，卻對藍天白云、騎馬趕場情有獨鐘，以此下飯就酒，想象有一個可以接納、安慰自己的子宮。而對路程過于遙遠、甚少有人踏足的南疆，有關朋友們，只能視為“雞肋”，開始生產刻板印象，給他們打上“貧瘠”“落后”的烙印。
對于甘肅，他們也是如此一番精神分裂的操作。與新疆相比，甘肅省不夠邊緣，去那則沒有異域風情可言，也就沒有如同西藏、青海那般展現自己“青眼有加”的空間。甘肅而不夠遙遠，也就沒有了知識分子被“放逐”之后，表達自身“有錢有閑”的空間。而甘肅又不夠“發達”，經濟發展水平與東南沿海的發達城市、中部的省會城市相去甚遠，他們從中無法獲得優渥的待遇。這樣，他們就既不能淺薄的想象，也無法過上想要的生活，分裂就來了。
想象歸想象，一旦體驗真實的生活之后，就開始了二極管一樣的排擠和痛恨。這種走馬觀花般的“精神游客”的真實面貌，也就展現了出來。方才那位寫小作文的朋友，身為蘭州人，在武漢上學。卻又極為欣賞廣埠屯、街道口的奢華生活，在她看來，武漢的tony老師身上都有些魔力。哪怕有了個市直單位選調生的身份，一旦過不上“大漠孤煙”“策馬奔騰”的俠客生活，馬上原形畢露，開始怒罵什么錯都沒有的嘉峪關市，以極為低俗的詞匯指責生活欺騙了他，甚至突破了人類的底線，連著自己一塊侮辱。
順著在小作文里，將自己的淺薄強加給全國的人民群眾。自身無法接受自身，只能是轉移話題，用攻擊他人的方式緩解焦慮，釋放痛苦，來塑造自己“為民請命”的正義形象。這和小資的精神畫像無比的貼合，愛和恨都極為熱烈，也無比的分裂和尷尬。
不僅如此，他們還特別擅長旁征博引，生活中忙著“格調”和“內涵”，文字里也必須談一些優雅和從容，來掩飾這種因為不著實際而產生的分裂。我們本以為作者會援引何方大神的言論，來佐證自己的正確與理性，或者是指出嘉峪關市何種對不起自己的舉動，但是，一句也沒有。相反的，作者是如何論證的“遠方”的呢？她反復列舉網絡歌手的歌詞，堆砌一些矯揉造作的詞匯，既證明生活的荒謬絕倫，也反映遠方的美好和高貴。既不成系統和體系，也無從論價值和意義。
最為可笑的是，我們的薩特也無故躺槍。這位上過天安門的法國哲學家，居然被這位作者作為結尾，用來卒章顯志了。這也是文青們的通病了，不僅選擇性描述中國，甚至連外國人都不放過，拿著一起指指點點。
薩特身為歐洲真正的左翼知識分子，法共的同路人，偏偏只被人看上了他戰后在花神咖啡館、巴黎社交圈里的優雅生活，他奮筆疾書奮戰一生的高尚情操，反而被有意忽略了。同樣，要他們真正理解西方現代哲學的生產背景，過來給人民群眾上上課，卻又沒那個本事，話都說不清楚。這都說明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及思考方法，無不是膚淺的、片面的，一切都為了將自己與他人隔開。他們的價值不是通過踏實的工作獲得，而是拼了命找一些符號打扮自己，無異于畫餅充饑、東施效顰了。
這要是城市中產的自娛自樂，倒也沒啥太大的問題。但是這種處處可可見荒謬與無聊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擴大化之后，就不太妙了。學生不思在學校里培養生活的基本技能，整天想著美酒與佳人，詩和遠方；公務員不思如何替被犧牲的西部人民努力工作，給人家要個尊嚴和權益，反過來借著一個在發達地區上過學的身份，批判社會對自己無中生有的“不公”。這必然會培養出對真正的社會議題毫無興趣的紙片人，他們雖有個光鮮亮麗的身份，但身段輕柔，形象淡薄而空虛。
我們的社會里，有為數眾多的人受到了他們的影響，生活只是為了一堆可有可無的消費品和空虛的意境，不惜背債、賣身，甚至上演“人格分裂”的戲碼。這不，這位估計是從學生時代就“小資”化了的同學，一旦過不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立馬怒火攻心，憤而割席。雖說個人決定，咱們不太好橫加指責。但是考慮到她的身份，以及做出這個決定的方式，不免令人對小資文化感到擔憂。
他們愛人民嘛，當然不是。他們愛學術嘛，可能也不是。小布爾喬亞一無生產資料，二無社會地位，最擅長的就是一套堆砌符號的惡臭技巧。人前拼命展露對生活的熱愛，人性的追求，對“自在”的心的渴望。熱衷于一邊過著極端個人主義的高端生活，一邊替被“壓迫”的人民高聲疾呼。可一旦要到了自食其力、為人民服務的時候，就開始上演“葉公好龍”的荒誕戲劇。被戳破了偽裝，自然惱羞成怒，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為了達到“完美”“無奈”的藝術效果，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導師、家人，也把他們寫成了“與民為敵”的形象。這一套話術下來，可謂是無所不為。還好作者本人主動離了職，展現了一堆令人厭惡的惡臭話術，戳破了小資那層虛無縹緲的畫皮，否則不知道還有多少人會繼續傾慕這類“優哉游哉”的生活。
我們向往或輕柔曼妙的審美意境，或開闊壯麗的人生畫卷。我們也深知，種種美麗而深邃的生命情感，應該建立于個人的腳踏實地與辛勤付出之上，不應該帶有貶損、嘲諷的個人價值偏向。某些同志，明明是受益于城鄉二元對立、東西部發展差異這兩組不公平的社會現實，不僅貪天之功，反過來還怒罵那些啥錯也沒有犯的土地和人民。
這讓無數扎根邊疆的教師、公務員如何想，這讓無數背井離鄉討生活的人民群眾如何想。此中的虛偽和惡心，也不必我們多說，好在她已經離開了，我們唯有送上一句祝福了：
祝您生活愉快，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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