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博士數量之多，是世界一景；培養之濫，更為世界一嘆！
2023年，全國招收博士生15.33萬人，與2022年相比，增長率為10.29%；碩士生則增長不多，僅比上年增長4.07%，但總招收人數巨大，達到114.84萬人。
從學位視角來看，博士自然是最高學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招的最高學歷隊伍，在2023年忽然已是十五萬大軍了！
國家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學習能力相對強的碩士生和博士生自然越多越好。國家在這方面的教育舉措當然沒有錯，盡管學界和民間議論紛紛。
可惜的是，再好的國策，一旦讓不學無術的“教授”執行，碩士就成了“小生”，博士就成了“窄士”了。
以管理學為例，我們來看看“管理學博士”是如何淪為“管理學窄士”的。
首先，工商管理作為綜合性學科，下設市場營銷、人力資源管理、戰略管理、會計學、風險管理等二級學科。這些二級學科之間其實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事實上難以分割，但被人為地分割到各個系，其研究和教學內容也各有側重。
二級學科并非是博士生研究的對象，其下的分支中的分支……才是博士生要傾力投入時間和精力研究的領域。如市場營銷可以分為各種類型，包括體驗式營銷，關系營銷，品牌營銷，網絡營銷……每一種營銷又可以分為無數更小的類型。
一個學科分類越來越細，越來越多，這當然說明這個學科在朝著縱深方向發展。但這同時也讓營銷博士生迷失在營銷學的叢林里，只見叢林中一片葉子的某一點，連葉子來自哪棵樹，也無暇顧及了。
這樣的研究，不管在科研方法方面有多先進多創新，得出的結論一定沒有任何用處。
其次，管理學界非常強調創新。創新當然是研究的必須，否則只是咀嚼陳米，而無新意，這種科研肯定失去了本應有的價值。
可惜的是，管理學界的“流行創新法”，其實是尋找美國同行的研究空白。
1.管理理論創新。既然是理論創新，那肯定不能重復美國學者的觀點。這是今天大陸動輒“與國際接軌”的“學術大咖”的邏輯，且不容置辯。
因此，為了避免“沖突”，鬧出“誤會”，博士生必須閱讀大量美國學術期刊上發表過的文獻，特別是近五年全球頂尖top5學刊上的文獻。博士生必須通過這樣的海量閱讀，找到美國學者沒有研究或研究不深的“空白點”，才能“創新”自己的研究結論。
美國大學的一些論文引用率之所以高，這就是部分原因——你不引用那些文獻，審稿專家則認為你文獻閱讀量不夠，你的論文就發表不了。
如果這種研究思路為對，那德國、法國、日本、阿根廷等國學者的相關論文要不要看呢？為什么“學術大咖”只是強調博士生必須“言必曼哈頓”呢？
2.論文套路里的科研法創新。最近一二十年，不管是“創新性”的量化研究法，還是“創新性”的質性研究方法，都來自號稱代表“學術權威”的哈佛、劍橋等所謂世界名牌大學。這些研究法是否有用，我們姑且不論，這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
這兩種研究方法看似都很精細，既可以研究“森林”，也可以研究“樹木”。本著魯迅先生“拿來主義”精神，國內學者自然應引進這樣的科研方法。
可惜的是，管理學術界要求博士生從“維度”視角切入相應研究問題中。而這種維度，當然不是指一維、二維、三維和四維，而是指從某種“特定視角”來研究企業管理現象。
而管理活動恰恰是系統的、多維的，是復雜的、矛盾的……
特定視角的研究，導致研究結論不管有多么“創新”，都只能是“片面的”、“線性的”、“靜止的”……
博士生研究成果幾乎不被企業所重視，也就理所當然！
用這種方法獲得博士學位的博士生，不管是在知識面還是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方面，都只能是“窄士”！
因此我國的商學院或管理學院在過去三四十年中，一以貫之地“理論脫離實踐”了！
理論脫離實踐的通俗一點的表達是：科研成果對現實毫無任何用處，除了幫助研究者獲得學位和混得職稱！
“博士”并不是外來詞匯，而是老祖宗留下的遺產。
從目前我們能找到的文獻來看，博士一詞在戰國的早期，是對學識淵博之“士”的尊稱，后又成為一種官職……甚至在宋元等時期，它成為一些職業的代稱，比方說木匠也往往被稱呼為“博士”。但在“體制”內，不管是在先秦，還是在隋唐等時期，博士往往意味著學者是“學問淵博”和“才高八斗”的通才。
但自從“博士”成為了一種學位名稱后，博士的內涵就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從博到窄，從面到點，從經世致用到今天的“自娛自樂”。
管理學這種現象并非特例，其它人文學科也存在著這種問題。
隨著學科越來越專業化、細分化，國內幾乎所有的人文學科都強調研究的“以小見大”。
可惜的是，小，確實很??；大，卻早已被研究者忽視。
當博士不“博”時，他們還能被稱為博士嗎？
國內人文學界還有真正的“學通古今”、“經世致用”的“博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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