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朝鮮日報》9日報道稱，一名幼童近日掉進一米深的水溝，被父親救起時心臟處于驟停狀態。女童在被緊急送往當地一家醫院接受治療后，心跳恢復正常。醫院認為需要將其轉至大型醫院進行緊急手術，因此向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和首都圈的11家醫院提出轉院要求，然而，這些醫院都以“人力不足”“病床不足”等理由拒絕接收兒童重癥患者。不久后，女童再次心臟驟停，并被宣布死亡。

　　韓國輿論嘩然，韓國總理韓德洙當天就這起事件表示，“此事把大韓民國面臨的必要醫療和地方醫療系統崩潰赤裸裸地展現出來”。話說得漂亮，可是民間和在野黨毫不猶豫地把醫院拒收溺水女童事件與尹錫悅政府開啟的醫療改革連接起來。

　　今年二月，尹錫悅政府決定對醫學院學生進行擴招，宣布醫學生擴招計劃：2025學年高校醫學院招生規模從現階段的約3000人增至5000人。據報道，隨著老齡化加劇，韓國社會對醫療資源的需求將日益增長。如果維持現有招生規模不擴招，到2035年，韓國醫生缺口將高達1.5萬人。

　　聽上去利國利民的事，卻遭到了韓國醫生團體的強烈抵制，稱此舉將引發過度醫療并使醫保系統資金緊張。韓國首都圈五大醫院上千名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集體辭職，以抗議政府擴招高校醫學生的政策。緊接著，韓國40所醫科大學的學生宣布集體休學。

　　醫學界的反彈持續不斷，尹錫悅政府也擺開了一副強硬架勢，韓國保健福祉部向部分離崗的實習和住院醫生代表上門發放返崗命令書。還對外申明，要求辭職離崗的實習和住院醫生盡速返崗，從3月起將對未復崗的實習和住院醫生采取吊銷醫師執照等相關司法措施。韓國教育部也向各大學發出公文，要求根據規定處理參加“集體罷課”的醫學生，并強調沒有“事后補救”。

　　韓國政府的態度看上去夠嚴厲，但是韓國醫生團體根本不吃這一套，甚至韓國全國40所醫科大學的大部分教授已從3月底開始開始提交辭職書或決定辭職。醫療界的反彈聲浪愈來愈大。

　　四月初，韓國政府與代表韓國醫生利益的團體的談判也是不歡而散，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共識。結果就是韓國病人買單，據韓聯社4月8日報道，截至當日，首爾7家政府指定的大型急救醫療中心中，已有6家因人手不足減少或暫停了部分手術和治療，在崗醫生已不堪重負。從全國范圍來看，44家急救醫療中心中超過9家無法正常提供急救服務。

　　聽上去利國利民的事，搞成這樣兩敗俱傷，顯然是體制缺陷、操盤手私心作祟共同作用的結果。

　　先說體制，韓國第六共和國建立后，實現了從軍人威權統治到民選文官政府的巨大轉變。所謂民選政府，一大特征就是利益格局分散、利益團體多元。而其中醫生團體在韓國尤其特殊。

　　學醫苦，全世界公認。在韓國，大學醫學院學制為6年，前兩年學習預科課程，后四年為本科課程。自大一開始，學生就要開始集中進修解剖、生理、生物化學、病理、感染、免疫等科目，到大三則更加忙碌，學生在上課的同時還要在醫院實習以及準備國家資格考試。通過國家醫師資格考試獲得醫師資格證后，即可進入醫院參加1年實習醫生和3到4年住院醫師的臨床實踐，此后通過相應的考試才可成為專科醫生。

　　艱難的學習歷程，意味著對畢業后回報的高期待。據統計，目前韓國全國平均每千人擁有2.2名醫生，位列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倒數第一名。在醫生奇缺的同時，醫生的工資奇高無比，全國醫生的平均年薪高達18萬美元，橫向對比，包含公認醫療產業過度發達的美國在內， OECD成員國的醫生薪酬平均值才10.8萬美元。人數最少，收入最多，韓國醫生的優越感自有其來由。

　　然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等初級醫生工資較低，為1.8-3.6萬美元，但一方面，這個群體也不樂見醫學生擴招破壞他們未來的高薪前途，另一方面，懾于韓國社會與職場中森嚴等級圈層文化的裹脅，也積極參與了這次罷工。

　　收入高是一部分，隱形的則是話語權的建立，一直以來，懸壺濟世的醫生職業在包括韓國在內的東亞地區就有很高的社會威望與地位，而行醫生涯積攢下來的的廣泛的人脈資源，在選票社會，很容易轉化為選票催化劑。遠的不說，在當今的臺灣政壇中央，柯p和賴皮都是醫生出身，呼風喚雨。在韓國，同樣的情況也在發生。而目前的韓國政壇，保守與進步勢力幾乎旗鼓相當，作為傳統支持保守勢力的群體，醫生們的消極投票意向就足以影響到政壇的大局。

　　有錢，有利益訴求，有水面下巨大的影響能力，韓國醫生團體面對尹錫悅政府的軟硬兼施毫不賣賬，自然是情理之中。

　　醫生團體不賣帳，開啟這次改革的尹錫悅政府也是一言難盡。4月10日，是韓國第22屆國會議員選舉的日期，在野的共同民主黨及其衛星黨正在針對尹錫悅政府的執政缺失窮追猛打。

　　尹錫悅政府卻不斷被抓到執政缺失，著名臉部科技代言人，尹錫悅的老婆金建希被人贓俱獲收受高檔手袋，國防部長官李鐘燮涉嫌濫用職權被禁止出境卻被任命為駐外大使的爛事，在這個時間點開啟韓國醫生制度的改革，很難不被外界認為是為了挽救低迷的支持率而故意硬干醫生團體，獲取國民支持的有意為之。

　　也就是因為手段過于粗暴、時間點過分巧合，醫生團體們看破了尹錫悅政府一次次聲色俱厲的行政命令下的色厲內荏，堅決不讓步，反而不斷擴大罷工罷課罷學規模，反過來讓尹錫悅政府體會一把火燒的感覺。反正在韓國這樣的制度下，對利益團體們，不管哪個政府當政，該哄著還是要哄著，醫生團體這樣有錢有勢的特殊勢力更是如此。

　　代價呢？代價就是韓國醫患的權益無人在意，代價就是文章一開頭的小孩輾轉醫院卻無人救治而病故。赤裸裸的利益之爭，挾持的是整個韓國國民的醫療健康為代價。

　　一百多年前，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講，讓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深入人心，隨著二戰和冷戰的勝利，這一套建立在選票政治、臺前代言人、利益團體分治、資本幕后操縱的架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甚至一度讓日裔美國人福山喊出了歷史的終結。

　　但是從21世紀初迄今不過二十年，這套看上去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西方政治理念，已經爆發出了越來越多的問題。

　　點選票而不是點人頭的制度看上去確實實現了票票等值，問題是利益并不均等，利益更是很難共享。上層與下層，利益團體之間、特定利益團體與臺前政府縱橫交錯，博弈難度在社交媒體加持與煽動下更是急劇放大，政客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乘機上下其手，打著光明正大的旗號挑撥、利用利益團體彼此之間的不和，更是加大了達成共識，分享利益的難度。

　　作為實質意義上西方集團中的一員，韓國社會的運行邏輯早已完全西化。早在這次尹錫悅政府出招之前，韓國政府與醫生團體的博弈由來已久。短短三年前，2020年8月，文在寅政府公布醫學院限時擴招方案，遭到醫生群體強烈反對，大韓醫師協會組織了多輪全國醫生罷工。很快文在寅政府就敗了下來，這一次尹錫悅政府重操故技，不過是上一輪的延長賽。

　　與上次疫情期間，文政府不得不相忍為國相比，這一次尹錫悅政府的言辭不可謂不嚴厲，嘴上措施不可謂不堅決。但是很顯然，醫生團體有著必勝的把握：醫療需求是剛需，只要扣住全體國民的健康為人質，政府的所謂強硬措施不可能到底。韓國國民現在再咬牙切齒，以后不管是頭疼腦熱還是大病重疾，還是得低著頭上醫院看病。而無論是開放軍隊醫院、引入外來醫生，甚或讓退休醫生返崗都最多是做個表面文章，長期以往絕不可行。

　　利益博弈，誰堅持得最久，誰最敢不眨眼睛，誰就笑到最后，韓國醫生團體顯然有這個底氣。問題在于，尹錫悅政府選擇用事關所有國民的醫療制度為自己拉選票造勢，卻既不能在韓國醫生的“焦土抗戰”下按住醫生團體低頭，又不能發威讓韓國國民在醫政博弈期間不生病以致少生病，輕率而盲動，連這樣的事都不能達成共識，撕裂的只能是韓國社會，透支的只能是這個制度的信譽。

　　進一步探究，實際上對韓國來說，不管是尹錫悅政府的擴大醫學招生，還是韓國醫生們打出的改善待遇和工作環境大旗，對于解決韓國醫療困境來說沒有本質作用。韓國是一個私人醫院占90%的離譜國家，這意味著即使醫生數量翻一倍，以資本營利為導向的醫療分配機制依然會把最多的人手分到最賺錢的地方而不是最需要的地方。比如，韓國的一些科室和地方基層一直都是受到醫生偏見冷遇的地方。改變地方和基層缺乏醫生的局面，也是當局推動擴招的原因之一。

　　但想改變私有化醫療主導的局面，又遠不是擴招或加薪這么簡單了。這是身為韓國歷史上作風最強硬左派總統文兵長都無法撼動分毫的事。韓國再想出個比文在寅還強硬的左派總統，還要等到哪年呢？

　　在一個以利益最大化作為導向的醫療圈子中，人的行為和判斷都會受到影響，如果一個人從醫學院到正式成為醫生，都受到這種環境的擾動，指望他的道德一點不受干擾本就是不現實的。何況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醫療集團是典型的既得利益集團，很容易以一種類似于中世紀行業協會的模式出現，控制醫生數量，影響醫療服務價格，逐漸形成關門主義，都是行業協會的典型行為。

　　馬克思告訴我們，行業協會這種形式，在初期有助于生產力發展，但是很快，就成為了生產力的阻礙，2020年8月那次的韓醫協大罷工，在嚴峻疫情下，急診醫生們還守住了底線沒有參與罷工，這一次，連急診醫生們也已經要按捺不住了。

　　我們可以回想起在在新冠疫情之前，國內鼓吹醫療系統私有化的聲音已經有了相當的影響力。直到疫情之后公立醫療系統如磐石般證明了對我國社會的支柱作用，這股聲音才得以被壓制。

　　那些鼓吹醫療私有化的人并沒有告訴我們，即使在西方國家中，公立醫療加上非營利性私立醫院往往也要占一半以上，也沒有告訴我們他們吹噓的各種西方醫療神話背后的就醫困難與醫保亂象。更沒有告訴我們，在我們旁邊，就有韓國這樣一個以醫療私有化為主導的樣板，其民眾一直受到醫療資本怎樣的盤剝。

　　現代社會中，社會博弈無處不在，但當像鼓吹醫療私有化這種以利益為目的的博弈發展至無底線之后，社會就會面臨不可挽回的撕裂。觀察這個依舊是人類代表性經濟制度的西方及其同類社會在當下的運作邏輯變化，我們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近年以降，歐美及其制度下國家，社會生產力的實質停滯是顯而易見的，與此同時，社會利益碎片化也在加劇，極端主義問題，種族問題，環保問題、LGBTQ問題，愈演愈烈的社會角逐其實正是西方制度結下的果實：越敢鬧，越有話語權，越會分到增長降低下的蛋糕份額，至于什么認同分裂完全不值一提。

　　不反對博弈，支持少數群體發聲，但絕不代表支持社會陷入無底線的博弈中，政府、利益團體、民眾都需要在有社會共識的前提下，逐步推進改革，在照顧最廣大群體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利益調整，絕不可進行毫無底線的社會博弈，韓國這場醫政大戰帶來世人的啟示，已經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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