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北大博士馮軍旗在河南新野縣掛職兩年時寫的一個調查，文中以大量具體事實深度反映了中國縣級基層的官場現狀，更指出了當今大部分基層問題產生的癥結所在。其中馮軍旗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縣級基層一手遮天，惡性循環，造成中國縣域經濟發展不起來，大城市而越來越臃腫，加速中國發展的不平衡現狀。

不管從那個角度說，這都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學者。他在文中不僅提出了這些問題，還對中國基層現狀有分析。這些問題，不僅在河南，在相當多的農村都是客觀存在。比如，縣級政權家族化的問題，一個縣級政權，如果從縣委政府到各個科局，如果都是家族式壟斷掌權，竄來竄去都是一幫親戚執掌著各個部門的權力，那么，這個縣的治理便會存在天大的不公。

最近又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個剛剛脫貧的縣，是一個連政府日常性開支都成問題的窮縣，可是抓到的貪官，居然可以貪到千萬甚至上億，河南多個縣已經抓出不少這樣的縣級干部。這就不難看出問題的極端嚴重性了。

我們黨中央和政府的所有文件，都是面向人民，面向廣大老百姓，通過省級市級，最后都要落實到縣這一級的。因為縣是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的，面向成千上萬的基層群眾。縣這一級政權的構成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底盤。若這個底盤發生動搖，便會地動山搖。我們千頭萬緒的工作都是為了底層百姓，若這個底層百姓發生了問題，那么我們的政權就不會穩固。

馮軍旗的調查報告中列舉的那些縣，讀后讓人毛骨悚然!為什么?因為轉來轉去，都是幾家親戚在統領著一個縣，成了一個家族的家天下，這樣是不可能為大多數老百姓服務的。再重要的問題，他們幾家一串通，問題就解決了，集體的財產就可能變為一小撮人私有的。老百姓有了不滿和冤屈，你如果上訪，隨時可以把你定成釘子戶，列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我們不否認鄉村確實有愛鬧事的二流子一類，哪個地方都有，但是大多數群眾都是通情達理的。但是這些人以及他們的麻煩和問題一旦進入縣級干部眼里，甚至影響了縣級干部的晉升，這些人便會從此不得翻身。這些家族式治理者掌權一個縣域的現象，我相信在中國縣級社會里是帶有普遍性的。河南有個縣級干部作為典型人物、大眾榜樣去世了，這是共產黨人的一個榜樣。本來這個縣應該帶頭繼承這個干部的精神品格，但是這個縣的地方政府為了向上級表示對這個典型的巨大重視，采取的居然是把他的孩子們大多提拔為縣里的領導干部，使這一家子都成了官員。這恰恰背離了這個老共產黨員的初心。最后據說這些孩子們也不爭氣，在其位便開始貪腐，吃拿卡要，群眾反應極大。

這些類似的問題，如果表現的是河南極個別的縣，那還不足以影響大局，但是如果成為一種性質輕重有別的普遍現象，那么我們的黨中央和國務院制定的一系列惠民的方針政策，又怎能落實到基層老百姓身上。全國三千個縣的縣委書記、縣長，我們相信大多數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有三分之一是馮軍旗列舉的那樣就不得了。所以，中國問題，管好三千個縣的縣委書記、縣長，是我們黨的工作的極其重要的一環。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復提醒各級干部時講過的一句話。現在鄉村上訪問題多，不是像有的干部所說是刁民太多，而是不負責不擔責的干部太多。比如前幾天那些跪哭開封包公祠的百姓，我就根本不認為那是個別現象，如果沒有大冤大屈，坐在包公像面前他們能哭得出來嗎?之所以跪哭包公，那不過是借歷史人物以抒心中塊壘，那是對政府官員的極大諷刺。那是對現實的嘲諷，所以千萬不能聽有些官員對這個事情輕描淡寫的隨意淡化。因為據說后來四面各省來這里哭包公的人都有。這個問題值得各級官員深刻反思，不能隨意給群眾扣上一個鬧事的帽子便一扣了之。

較高級別的干部受到群眾監督的力度較大，而縣級干部受到的約束便往往不夠。自古以來，一方縣官，便是一個地方的老爺，便可以為所欲為。說一個具體的例子，河南豫東的大部分縣都脫貧了，但是只有老百姓明白，縣委書記們也未必不清楚，這些脫貧的縣，絕大部分靠的是外出打工掙來的錢，并不是靠自身的發展取得的成果。這幾年，沿海省份容納不了那么多勞動力了，很多打工族還得返回故里。于是，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擺在面前，那就是怎么防止返貧的問題。如果不能重視這個發展趨勢，那么農村問題便成為突出問題再次擺在我們執政黨面前。豫東某縣，百分之七十的經濟數字依靠的是打工匯來的資金。未來有一天，如果這個資金鏈條斷了，那么農民大量土地已經被占用，這個返貧的問題便成為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

面對這個局面，如果我們的縣長縣委書記們，整天在那兒還熱衷于搞形式主義那一套，高虛假浮夸那一套，老百姓吃苦受罪是必然的。河南老百姓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因為浮夸風已經遭過大難，現在縣長書記們又在那兒不負責任的搞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那一套。一個最基層的單位，整天鸚鵡學舌開口閉口供給側改革、大談什么互聯網+，屁大點事都一定說什么工程，整天就是忙著念文件讀報紙，其實是在欺騙上級，坑國害民。

毛主席歷來提倡，在我們黨內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馮軍旗博士的調查報告也許還有那么不盡完善的地方，但是他下鄉掛職，不走過場，不圖形式，不為鍍金，這樣一個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的做法，非常值得我們每一個共產黨的書記縣長們學習。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們應該恢復我們黨的調查研究的好傳統，別整天當了幾年官，就知道喊口號了。這一點，應該給馮軍旗博士與充分表彰，這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調查研究的模范。只要給人民做了好事，這個社會是不會忘記他的。相信人們也記得住馮軍旗這個北大博士。

附件：

馮軍旗的調查報告

這篇報告是由北大博士馮軍旗到河南省新野縣掛職兩年所調查寫成的，深度反應了中國縣級基層的官場現狀，更是當今大部分問題產生的癥結所在。

比如，大部分年輕人為什么不愿意回家鄉發展?

各種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

每年全國大量的群體事件等等。

縣級基層的一手遮天，長此以往，惡性循環，造成中國縣域經濟發展不起來，大城市又越來越臃腫，加速中國發展不平衡。

新野隸屬南陽，與湖北襄樊接壤，擁有98萬畝土地和78萬人口，是傳統的農業縣，棉紡織業是其經濟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級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處40人，正處5人。

從籍貫上看，正科級以下基本來自本縣，副處級以上多為南陽其他縣人。

在這個副科以上干部剛過一千的農業縣，具有血緣和婚姻關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

其中，產生5個以上副科級以上的大家族21家，5個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這就意味著每十個干部中至少有一個背后有家族勢力。

有20%的干部屬于官二代。

公眾開始聚焦的情況下，新野縣委宣傳部長潘自欽緊急赴京面見馮軍旗，希望馮暫時不要接受媒體采訪。

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員給馮打電話，稱壓力很大，希望馮能體諒苦衷。

35歲的馮軍旗為河南汝南縣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讀社會學博士。

2008年3月開始在新野掛職擔任縣長助理時，新野為其配備了一個單獨的辦公室，一輛汽車和一個秘書。

馮軍旗得以進入新野權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讓秘書通知三個以上的官員到自己辦公室座談。

對于比自己職位高的縣領導，馮是到對方的辦公室談。

返回北大時，馮軍旗的兩個大箱子裝滿了訪談材料，在數百個訪談對象中，有包括縣委書記在內的161個黨政一把手。

2010年8月，馮軍旗進入當代中國研究所工作，將近30萬字的論文初稿給了《南方周末》，該報最感興趣的是其關于政治家族的章節。

但馮并不想讓這篇論文盡快見報。

“我很糾結，新野養了我兩年，有感情在。”馮回絕了大多數媒體的采訪。

馮軍旗能搞清楚161個政治家族圖譜，除了參閱《新野縣志》，《新野年鑒》和《南陽干部名錄1949—2000》等資料外，還受到了兩個思想開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幫助。

新野21個政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張家。

馮論文中的張家核心人物張泰康，實際是新野原組織部長，政協主席張以彬的化名。

張以彬后來在唐河縣當過縣委書記，從南陽地區勞動局長的位置上退休。

其妹張秀彬也做過新野的副縣長和政協主席，妹夫則為衛生局長。

張以彬有8個子女，兒子張新生為南陽海關關長，大女婿張德寶為南陽市旅游局長，二女婿賀利民是南陽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四女婿王慶為宛城區區長。

其妹張秀彬的兒子是南陽市急救中心主任，兒媳為宛城區工商局副局長，兒媳的父親也在新野當過縣委副書記和政協主席。

張以彬大女婿張德寶的父親當過新野縣城關鎮教育組長，妹妹張平嵐是新野縣紀委副書記。

除了21家大家族，還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

這161家政治家族幾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門。

近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紀委，組織，公檢法，縣委辦等核心部門聚集的趨勢，同時向外部延伸。

由血緣和姻緣編織的關系網絡能延伸到南陽，河南省會鄭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親關系編織關系網是新野官場的通常模式，一個流傳甚廣的經典例子是：

王城最初是縣政府的通訊員，當時縣政府一女話務員和縣長關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計接近她，最終娶了女話務員的女兒，由此和縣長接上關系。

王城隨后被提拔上政府辦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長。

在局長任上，王城給常務副縣長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勵侄兒和該女談戀愛，成功聯姻。

常務副縣長對王城關照有加，最終讓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晉升潛力的某鎮黨委書記。

新野縣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點：

1、不少都是行業內或者系統內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襲性，比如岳父當過某鄉書記，他的女婿后來也在該鄉當書記，姐夫和內弟都在組織部副部長的位置上干過;

2、副處級以上的縣領導子女一般至少有一個副科，不少還是正科;

3、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權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權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內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時和后代數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內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問題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團和勢力集團。

該縣一位主要領導經常感嘆很多措施執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反彈，很多時候投鼠忌器，極端的時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政治家族的壟斷，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與日俱增。

馮軍旗考察新野官場得出的規律是，普通干部由股級到副科需要8年，從副科晉升到正科需要3年，從正科晉升到副處需要7年，從副處晉升到正處需要7年。

也就是說，1名22歲畢業的大學生，三十歲成為副科，33歲成為正科，40歲成為副處，47歲成為正處，然后在正處崗位上再干幾年退休，只有極個別的能成為副廳級干部，這就是大部分縣鄉領導干部的政治生命歷程。

鄉鎮副科升到正科有8個隱形階段，從小到大依次為：綜治辦主任，工會主席，人大副主席，鄉鎮長助理，武裝部長，黨委委員，副鄉鎮長，鄉鎮黨委副書記，很多平民子弟會耗盡半生都走不出這八個階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夠通過“小步快跑”跳躍到正科位置上。

正科向上升遷的通道是副處，這里又依次排出縣政府黨組成員，縣長助理，副縣長，統戰部長，宣傳部長，政法委書記，組織部長，紀委書記，常務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等十幾個隱形階梯。

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員可在短短幾年內完成跳躍，最后異地調動在另一縣擔任正處實職(書記，縣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

而平民子弟抱怨，這道大門幾乎已對他們完全封閉了。

在現行體制下，縣委書記的權力高于縣長。

每逢時任縣委書記視察，鄉政府的領導班子都要列隊歡迎。

有旁觀者感慨：“咱們縣的皇帝來了。”

如果縣長接任不了縣委書記，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頂了。

當地管這叫做“沒干成”。

從古至今，對皇權的追逐與崇拜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過去迎接皇帝是凈水潑街、黃土墊道，如今是列隊歡迎，夾道相慶。

時代雖不同，方法雖有異，但追逐與崇拜皇權的心態沒有變。

在如此的百般獻媚縣委書記之下，說明權力的誘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員在組織內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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