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言公開出版的這些反動小說，究竟違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呢？如果不違法。人民為什么還要告他？如果違法？他的這些書怎么能夠公開出版呢？難道中宣部和國家出版總署，都失去了意識形態監控的政治標準了？
吳尚達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中小學教材重要不重要？經三審五審怎么還有毒教材毒害青少年？”，難道毒害青少年的毒教材能夠公然堂皇的出版，進入中小學校。就證明他們是合法的了嗎？顯然這樣的推理是荒唐的。
莫言的反黨小說，在新中國黨的領導下，居然能夠公開地出版，這不但不能說明它的合法。相反它恰恰反映出我們當時的宣傳口，我們的出版界，問題嚴重。已經喪失了起碼的階級警惕，嚴重丟失了自己的意識形態陣地。問題非常嚴重，如果至今還不認識，就應該追究他們的嚴重失職行為，如果構成犯罪，也必然要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因此，莫言的反動作品在新中國，居然能夠公然合法出版，不僅不能證明它的合法，相反，恰恰證明了，出版界出版這些反動作品的違法。也就是說，莫言想依靠他作品的“合法”出版，來保它今天的因此“合法”，只是癡心妄想。受莫言的連累，文藝出版界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要想度他，在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面前，恐怕沒有這個能耐吧！
二、公、檢、法是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解決敵對勢力對人民共和國的侵略和破壞是他們的巨大責任。即使人民不去告莫言，我們人民的專政機構，就可以放任對于敵對勢力對共和國，對我們的領導階級，對我們的黨和人民，隨意的進行誹謗和污蔑嗎？
三、可能有的人認為莫言得了西方的“諾貝爾文學獎”，就應當受到國內文藝界的青睞。也的確有不少地方的一些機構過去是這么做的。他們這么做對嗎？！諾貝爾文學獎是西方在中國搞和平演變的手段之一，是企圖顛覆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權。對于這樣的圖謀，我們也能容忍和妥協嗎？看看今天的俄羅斯，當年的蘇聯就是這樣被他們搞垮的。我們應當容忍嗎？！
四、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最近發生在莫斯科音樂廳的大屠殺，以及邯鄲三名十三歲的少年，殘忍殺害一名同桌，卻心安理地玩游戲。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對壞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只有嚴厲的打擊壞人，才有人民安居樂業的和平生活。
莫言從小到大，我們勞動人民和新中國沒有虧待過他。但是他為了自己渺小的一己私利，就可以毫無底線地出賣祖國，肆意丑化中國人民，丑化人民軍隊；美化屠殺中國人民、侵占中國國土的侵略者，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多少年來，他居然心安理得地享受著他出賣祖國和人民獲得的獎賞。
帝國主義極力把他這樣的人，樹為中國人的榜樣。如果我們的中國人，中國的青年，個個都成為莫言這樣的漢奸軟骨頭，那我們中國先烈為之奮斗的一切，豈不要全部付之東流。中國人民豈不要重新回到今天巴勒斯坦人民悲慘的命運中去嗎？！
今天，美國對我們的種種制裁，日本軍國主義的種種滲透，事實證明，嚴重的斗爭還在前面！為了我們最后戰勝帝國主義，對于出賣祖國的漢奸，必須嚴懲。對他們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而且還是對青年的毒害！
最后，還是以吳尚達同志文中最后的一段語重心長的話作為我們的結束語吧：
“莫言的小說，得到西方反華勢力的青睞，莫言為西方反華勢力干了他們想干而不能干的事情。他反共 、反革命、反人民，污蔑民族傳統文化，污蔑偉大的中國女性，在他的筆下的人物個個喪失民族尊嚴和氣節，都是任強權擺布的可憐蟲。他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他突破了中華民族道德的最底線——不當漢奸。他是中國當代貨真價實的文學漢奸。
意識形態是有階級屬性的，它集中地反映一個社會的經濟形態即生產關系，表現該社會的思想特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為無產階級根本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服務的自覺的思想觀念體系。試想，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連社會主義的思想觀念體系都沒有建立起來，如何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作斗爭？怎么會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強大，不僅表現在經濟發達，而必須表現在精神文明發達，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永遠無法比擬的。社會主義的自信就建立于此。共產黨如果放棄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就等于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繳械投降。
意識形態的斗爭形勢嚴峻，歷史虛無主義，毒教材、壞電影、漢奸小說，理想喪失、道德滑坡、社會風氣堪憂等等，嚴重地警示我們：中國要在意識形態斗爭中經受一次決定生死的嚴峻考驗。 ”
讓我們以人民的團結戰斗，來迎接這個嚴峻的考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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