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系列二

　　食物主權推出“何以為家”系列專題，四篇推文分別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家庭組建、生育困境及沉迷賭博等問題。這四篇文章都指出了農民工的雙重困境：出于生計需要，要在城市工作卻難以留在城市，因為要成家、撫育后代、贍養父母又需要回到鄉村，可是生活習慣卻已經城市化。

　　食物主權認為，僅把問題歸咎于“城鄉二元結構”是不夠的。新生代工友們與父母輩之間的觀念分歧逐漸增大，找工作的難度和經濟壓力越來越大，消費花樣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生代工友們的成家成本也在增大，家庭生活的安穩性、幸福感卻在減少。看上去，他們在城市和鄉村會面臨不同的問題，但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卻是一致的：資本的壓榨。無論生活在鄉村還是在城市，生活的各個環節都充斥著市場競爭，生活的各個階段，都需要錢。鄉村不是避風港，城市也不是理想的目的地。

　　在農民工家庭與個體的困境面前，既無法寄托于市場化改善他們的境遇，也不應該把這些困境歸咎于他們自身。要打破城鄉割裂局面，不僅要追求制度性改革，還要積極呼吁重建城鄉共同體，讓農民工們不至于在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困局。　　

導 語

　　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對家和愛都是憧憬與期望的。然而在當前的城鄉二元模式和中國的世界工廠環境下，新生代農民工面對著雙重困境：一方面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在工作時長和工資上都讓他們難以在城市自由戀愛，不少青年工人轉向網戀或者短期的游戲戀愛。另一方面，他們也排斥農村的相親婚姻，追求“先愛再婚”，農村的相親市場對于彩禮等要求，也讓很多青年工人難以承受。

　　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從農村“脫根”以及在城市無法立足的“雙重脫嵌”狀況，導致城市務工青年無法開展正常的社會生活，從而轉向畸形的消費和戀愛模式。

　　作者｜黃斌歡（深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嚴航（深圳大學社會學系本科生）

　　責編｜知為

　　后臺編輯｜童話　　

　　圖片來源：財新網　　

壹　　

問題的提出

　　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工業地帶，越來越多的年輕工人面臨無法完成成年轉型的困擾。棲身在中國廣東省深圳市龍華新區景樂新村北區的三和人力市場，以打短工或日結為生，號稱“做一天可以玩三天”的“三和大神”，更是當下中國年輕工人成年轉型過程中困頓不堪的一個典型代表。有鑒于此，本研究基于勞工成年轉型困境的框架，剖析當下新生代農民工在成長、就業、經濟、成家方面的處境，以此加深對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狀況的理解。

　　伴隨新生代農民工的大量出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模式與衍生家庭問題廣受注意，新生代農民工婚戀觀念和行為亦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研究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婚戀觀的現代性轉變；但與此同時，無媒不婚現象依然是傳統家庭策略下的農村打工青年重要的婚配模式；隨著外出務工、閱歷增長，“跨省婚姻”大量出現；另外，“閃婚閃離”等打工經濟背景下的農村婚姻變革也層出不窮。流動產生的婚姻使農村婦女婚姻主導權增加，推動農村家庭轉型；婚變、拋夫棄子成為常態，甚至可以作為農村年輕婦女追求美好生活的一個視角；“重返光棍”大量出現，農村婚姻市場發生了再變革。

　　這些研究，作為“社會問題”而展開，折射了新生代農民工婚戀過程中的諸多特征：承諾失效、矛盾頻發、不穩定、易于瓦解。不過，這些研究同時也存在較明顯的問題：集中于就婚戀問題而展開，僅就婚戀而談論婚戀，將年輕工人的婚戀問題作為個體化問題而對待，缺少社會分層的視野和剖析不平等社會結構的關懷，更未能將婚戀問題與勞工社會生態的發育等宏觀問題聯系起來考慮。

　　實際上，婚戀問題是農民工成年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一維，能否邁過這一步，事關勞工社會生活開展得成功與否；而在邁向婚戀的過程中，也是農民工對自身成長過程所積累的經歷以及未來的生活預期進行總動員的過程。所以，婚戀過程并非僅僅關乎兩個人的交往，更關乎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積累與社會規劃；而勞工社會發展的狀況，又是國家社會穩定的基石。基于此，本文試圖去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過程是如何開展的？其所動員的社會資源有哪些？在此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遇到什么樣的困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本文納入家庭結構的視野，剖析新生代農民工在家庭組建過程中所能調動的資源以構筑穩定的家庭生活預期。

　　“家庭結構”的完整與否，是成年轉型是否完成的核心指標。在《無可達標：波蕩時代美國青年工人的成年轉型》一書中，席爾瓦呈現了社會不平等如何沖擊青年工人的家庭結構并瓦解其傳統成年轉型模式，迫使他們轉向以“治療創傷—自我成長”為內容的個體化的新成年轉型模式。婚戀過程是新生代農民工邁向家庭化的重要一步，是否順利經過婚戀、完成家庭組建由此也成為考察新生代農民工成年轉型的關鍵節點。

　　本研究圍繞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過程進行剖析，聚焦新生代農民工組建家庭過程中的外部環境、支撐條件與內在認知，以此解釋其成年轉型中的困境，從而將婚戀這個小議題與更為宏大的社會議題聯系起來。

　　為了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成年轉型過程，本研究采取了比較的方法，將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過程與白領階層、老一代農民工進行對比，其背后是三類群體不同的社會建構和成年轉型的路徑，以此闡釋與凸顯新生代農民工成年轉型困境所負載的社會過程。以戀愛和相親兩條路徑為主線，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來尋找新生代農民工面臨成家困境的原因。在解釋新生代農民工與兩類人群的婚戀過程的區別時，本文試圖凸顯三類人群所身處的社會環境，以及圍繞婚戀所動員的資源，資源的積累與動員能力，折射的正是人們布置和籌劃自身生活可能性的能力。這意味著他們是否具有培育正常生活的社會環境，以及具有開展按部就班的正常生活的能力——也就是我們在前文所說的能否實現“成年轉型”。

　　2020年3月至2021年5月，研究者通過親友關系、網上尋找、工廠門口蹲守等方式，對深圳、東莞、佛山、惠州、肇慶等地45名工人開展時長1～2小時的深度訪談。受訪者中，白領20人，新生代農民工20人，老一代農民工5人。受訪白領的職業構成包括科技園研發員工、醫療美容顧問、商品銷售員、媒體廣告人、保險業務員、廣告設計師、公司財務、銷售前臺、建筑設計師等，年輕藍領職業包括飯店服務員、油漆工、制衣廠工人、石匠、印刷廠工人、玻璃廠工人、便利店店主等，老一代農民工主要從事制造業、建筑業等；新生代農民工年齡分布在20～30歲，老一代農民工則在50歲上下。　　

貳　　

成家心安：新生代農民工眼中的“家”理想

　　在探討導致新生代農民工面臨“何以為家”這一困境的原因之前，首先應該清楚對于他們來說，什么是家，家的意義是什么。在美國年輕工人那里，在家庭結構遭到沖擊、傳統成年模式被瓦解之后，其轉向以“治療創傷—自我成長”為內容的個體化的新成年轉型模式，家庭不再成為其重要的成年期望。而對中國年輕工人來說，成年期望又是什么？是否還有家庭的內容？為了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先讓受訪者描述對家庭的感知。

　　我認為，家不是非得有房有車，就是一家人都溫溫馨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生活，和諧一點。（藍領03，電話卡配送員）

　　以前覺得有爸媽就有家，爸媽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我將來要成的家，很簡單呀，和自己的另一半有一個自己的小孩和一個自己的房子。（藍領02，油漆工）

　　家有吵有鬧吧，不管你下班多晚總有人等你回家。不管在外面多累，家總是避風港。不管在外面玩得有多晚，總有人打電話叫你回家。有時吵架，有時關心。吵吵鬧鬧、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相互信任，相互理解。（藍領07，石匠）　　

　　圖片來源：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依然期待著傳統意義上的“家”。從家的要素來看，有部分受訪者提到了家需要有房子，而特別的是每一個受訪者都提到了家中的“人”。由此可見，相比于各種物質條件，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家更重要的組成要素是家人，家的意義就在于家人的陪伴和他們提供的情感支持。

　　新生代農民工盡管在早期無法擁有完整的家庭生活而對鄉村社會有所疏遠，但是其對家的期望并未因為留守經歷而瓦解。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在成年早期進入社會，開始自身的打工生涯。他們離開原生家庭，獨自在外工作和生活。有受訪者用“孤獨寂寞”來形容自己的感受。親友的陪伴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感受，談戀愛所起的作用比前者更強。個案02向筆者表示，他還是希望盡快結婚成家，因為他渴望家帶來的溫暖。

　　有（寂寞的感覺），近兩年來，這種感覺淡了很多。兩年之前，真的很有那種感受。特別是我在廠里上班的時候，每次下班回家就一個人，也沒有朋友。那時候沒跟朋友一起住，也沒跟姐姐一起住，自己在外面租了一個房子。然后每當下班回家的時候，就（有）那種孤獨的感覺，每每到家都有那種感覺。（藍領02，油漆工）

　　新生代農民工不僅希望通過結婚成家來獲取情感支持，還有部分人希望通過成家來實現成年轉型。個案02對自身目前的經濟狀況和消費觀感到不滿，認為成家后支持家庭生活的壓力可以轉換成工作和存積蓄的動力。

　　“成了家之后就有壓力了。因為如果不成家的話，我真的這輩子都存不了什么錢。”

　　從新生代農民工對家的理解中可以看出，獨自前往城市討生活的他們內心深處本就承受著強烈的孤獨感與空虛感，擁有一個“家”依舊是他們的渴望與歸宿。不管在外風雨如何飄搖，只要回家便能心安。“家”對他們而言不只是一所房子，也不是沒有感情的空殼，而是夫妻相伴、一日三餐，是吵吵鬧鬧卻不失溫情，是工作動力也是心底柔軟。總體來說，家所能帶來的溫暖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彌足珍貴的，他們渴望成家。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新生代農民工與美國工人有著明顯的區別。　　

叁　　

戀愛之困：新生代農民工難以通過自由戀愛成家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成家并非易事。新生代農民工的成家路徑有兩條：一是通過自由戀愛成家，二是通過相親成家。由于新生代農民工長期生活在城市中，他們的婚戀特征與老一代農民工有所不同，他們會更傾向于將自由戀愛作為成家的第一路徑，這一點更類似于與他們同齡的白領。但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又使他們與城市白領相比有著更多困境與難題，從而使他們在這一路上面臨著重重挫折與考驗。

　　1、難以結交合適的異性

　　談戀愛的第一步是找到合適的對象，這第一步便阻斷了很多新生代農民工通過自由戀愛成家的大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工廠工作時常長 | 圖片來源：工立方打工網

　　第一，工作時間長，缺乏時間結交異性。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工作時間都在10個小時左右，且常常面臨加班的情況。假期較少，因此留給新生代農民工的休閑娛樂時間其實并不充裕。而對于白領來說，他們的工作時間較短，且白領所在的公司在國家法定節假日往往會按規定放假，而新生代農民工這部分假期難以得到保障。

　　一天工作10個小時，一個月休息2天。休息的時候一般會睡覺、整家務。沒時間出去玩，上班都很累，放假了就在家休息。（藍領03，電話卡配送員）

　　每天8點上班，下午5點下班，休息1個小時，再從6點上到晚上8點。（藍領06，電子廠工人）

　　第二，即使有時間，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社交活動的可能性也較小。他們普遍表示“上班很累”，因此在有限的休息時間內，他們較少選擇社交活動，而是利用為數不多的休息時間來恢復因為高強度體力工作而導致的身心俱疲，因此他們在非工作時間難以結交到合適的異性。

　　我下班或者周末經常在家睡覺，很少出去玩。我認識的幾個廠里的單身男生，一個是去找女生玩，幾個是經常宅在宿舍玩游戲。（藍領10，餐廳服務員）

　　在服裝廠休息的時候一般會睡覺、整家務。（藍領03，電話卡配送員）　　

　　青年男工，以廠為“家” | 圖片來源：虎嗅

　　白領的工作性質偏向于腦力型勞動，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性質偏向于體力型勞動，這就造成了他們在休息時間選擇的放松活動不同。白領受訪者大多表示會在休息時間進行出游、逛街、吃飯、爬山、看電影等社交類活動，這一點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對比十分明顯。腦力型勞動的白領往往有更多精力去參與社交，也可以通過社交這種方式來放松大腦。而體力型勞動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有限的休息時間內傾向于選擇睡覺、打游戲，留給他們的社交時間少之又少，最終導致他們難以在非工作時間、非工作場合去結交適合戀愛的異性。

　　第三，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場所認識異性的機會有限。新生代農民工所在的工廠多按體力來劃分“輕活”和“重活”。女工往往被分配到“輕活”部門，如內勤、文員之類，男工往往被分配到“重活”部門，如技術工、搬運工之類。

　　我那個部門有18個人，女生三四個吧。業務部和采購部女生比較多。（藍領03，電話卡配送員）

　　部門女生不多，都是婦女。現在沒幾個女孩子愿意進廠了，都去做美容美發了。（藍領01，服務生）

　　像技術這一塊的話男孩子比較多，基本上都是男孩子。像文員這種比較輕松一點的活，一般都是女孩子。（藍領07，石匠）

　　汽修工的話，工作很少認識到女生。一般是通過朋友介紹或組團玩游戲的時候才認識到女生的。（藍領06，電子廠工人）

　　工廠性質越偏向體力型，其工作場所中按性別分配部門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男工多從事體力勞動，女工多從事較輕松的工作。工種的不同導致他們被分配到不同的車間或辦公場所，互相結交并發展關系的機會很少。即使在工作場合上的男女比例分配較為均衡，在工廠中遇到合適對象的可能性也并沒有增加很多。藍領09表示平時工作車間能認識到的異性雖然不少，但年齡跟她相差較大。

　　相比之下，白領往往更為容易在工作中結交適合戀愛的異性。醫美行業、自媒體、財務等方面的白領大都表示，工作中具有較多結交朋友的機會，在朋友圈做副業、周末聚會等活動中，也給他們提供了結交異性的機會。

　　總之，由于工作時間過長、工作強度過大以及工作場所的限制，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社交、接觸異性的機會相對較少，進而使他們被阻攔在自由戀愛的第一道門檻，在戀愛成家的大門之外，渴望進入卻不知如何進入。

　　2、難以支撐自由戀愛的開支

　　即使成功跨進了自由戀愛的大門，新生代農民工的戀愛之路依舊充滿坎坷，時刻面臨著被淘汰的危險。

　　首先，新生代農民工自身開銷大。盡管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工資水平較低，但他們并沒有因此而節儉生活，相反，他們呈現出強烈的個體化和消費主義發展趨勢。缺乏勞動力再生產負擔和鄉土文化傳統的約束，新生代農民工樂于將金錢用于消費和娛樂。他們節約觀念、儲蓄觀念淡薄，樂于為短期享樂埋單。

　　女工小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一個月的工資只有2000多元，雖然在家居住不用承擔房租的開銷，但她基本每個月都月光，工作2年多了也只存到1000多元存款，同時她在化妝品的消費上也表現得非常“瘋狂”。據小美的朋友描述：“她最大的花銷是購物吧，平時上班比較近，但她之前經常打車上班……她在化妝品的開銷比較大，她之前試過一次買了三支三百多的口紅。”　　

　　口紅經濟：當人工資有限不想買貴價單品的時候，口紅這類產品不貴的產品最受歡迎 | 圖片來源：雪球

　　還有兩位受訪的男工表示，“不清楚自己的錢花到哪里去了”。很多新生代農民工習慣于使用花唄度日，一個月的工資基本沒有剩余，甚至會經常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

　　一個月的工資大概7000多元，沒用啊但是。我現在花錢也花得挺多的……這種東西算在紙上算不清的，其實有的時候也不知道錢花到哪里去了。（藍領07，石匠）

　　其次，當單身新生代農民工在戀愛時，消費支出會大幅增加，難以承受。戀愛中的小美與男友在雙方的生日上就花費巨大：“之前她有一些積蓄，然后一次花費一千多塊送男朋友生日禮物。他們送生日禮物是自己選好自己想買的東西，并且價錢差不多，讓對方付錢，就是換個道理給自己買東西。”

　　而且，受傳統“男強女弱”思想的影響，戀愛開支給男性農民工帶來的經濟壓力尤其大。受訪者02表示，目前自己跟女友同居，房租全都由他一個人負擔。因為他覺得“畢竟人家女孩子跟著你”，不好意思跟女友共同負擔。戀愛中的女工小美也表示，平時的約會開銷大部分都是男孩子支付的，他們雖然沒有同居，但幾乎每天都會黏在一起，每次的約會大概要花費100元左右，每個月的約會開銷幾乎抵掉男孩子的工資。談及對戀愛的看法時，一位單身的受訪者這樣描述：

　　談戀愛肯定燒錢啊，沒錢誰會跟著你，很現實的。吃飯啊，逛街啊，送送小禮物，平時節日發紅包啊，禮物也多多少少要買的。有錢買好一點，沒錢買少一點。（藍領07，石匠）

　　受訪者用“燒錢”來形容戀愛中的開銷，可見戀愛支出之大。而且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大部分人都認為，在戀愛中，男性花錢是應該的。

　　3、“游戲戀愛”的戀愛觀

　　有一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即使戀愛了，也難以維持長久的戀愛關系直至成家。他們持有一種“游戲戀愛”的心態，在存在異性的地方廣泛尋找戀愛對象，然后與她們形成曖昧或者戀愛關系。這些場所可以是現實中的（酒吧、KTV），也可以是虛擬的（游戲、社交軟件）。每一段戀情就像一場游戲。在現實生活中談戀愛時，他們不太在乎戀愛對象的內在品質，他們更在乎的是女友的相貌。他們從一開始抱有不會長久的戀愛預期，只愿意充分享受每一段戀愛帶來的新鮮感和刺激感。當戀愛的激情過去時，跟戀愛對象一拍兩散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分手的原因可以很簡單，如對戀愛對象的外表不滿意。

　　剛開始談的時候都是玩玩，時間久了就動情了，（對方）長得好看就是真情，長得丑分了也就分了，拜拜就拜拜，下一個更乖。（藍領07，石匠）

　　上一個分手是因為我覺得她長得太丑了，就分了。（藍領03，電話卡配送員）

　　網絡中的戀愛同樣難以長久，容易走向“見光死”的結局。藍領受訪者14在游戲中認識了一名女生，經過一年多的曖昧階段，女生向其表白，兩人正式交往。可是在現實中見過幾面之后，兩人選擇了分手，原因是正式交往不如網上曖昧有趣。

　　兩個人如果沒有表達關系的時候呢，是可以曖昧的，男女雙方都很享受那種曖昧的感覺，但是當兩個人在一起之后呢，就要開始面對生活的瑣碎事情了。之前沒有見面，或者是沒有表達關系之前呢，這些都是往美好的方面去想的，但是當你表達關系之后呢，你就會慢慢地發現現實和你想象的是有差距的，這種落差就讓你覺得無聊。（藍領14，玻璃廠工人）

　　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采取游戲型的愛情方式，戀愛雙方彼此都抱著玩玩而已的態度。還有部分人將愛情等同于激情，不愿意面對現實和經營愛情。其所構建的戀愛模式非常不穩定，更別提如何通過戀愛獲得穩定的婚姻。　　

肆　　

相親悖論：新生代農民工難以通過相親成家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自由戀愛的成家路徑對于新生代工人而言并不如想象般的容易，而主觀意識的抗拒和客觀條件的劣勢使他們在成家的另外一條路—相親上也舉步維艱。

　　1、情不由衷：新生代農民工的相親拒斥

　　對于農民工而言，相親并不陌生。兩位受訪的老一代農民工都表示，相親在她們那個年代是一條很普遍的成家途徑。受訪者娜嬸（老一代工人02，自主經營）24歲開始相親，當時在深圳的制衣廠工作，順從家人的意愿辭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家相親，中間相親了有幾十個人。而另一位受訪者玲嬸（老一代工人01，環衛工人管理層）在21歲就開始相親。兩位受訪者都提到，她們在結婚時對于相親的對象并沒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如娜嬸從相親到確定結婚只用了三個月，其間也基本沒有和男生出去約會，即使是男孩子約她，她也因為工作原因很少出去。而玲嬸和相親對象談了半年，但由于男方在外工作，這半年里兩人見面時間也并不多。總體而言，由于信息不發達，工作時間長及工作場所難以認識異性等原因的限制，相親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是很普遍的成家途徑，他們在較小的年紀就開始接受相親這種認識異性的形式，在適婚年齡甚至還會特意從外邊辭去工作回家相親。

　　然而，同樣因為工作原因存在認識異性困難問題的新生代工人，卻對相親抱著一種抗拒的態度。在我們的訪談中，無論是超過普遍意義上的適婚年齡（指25歲）還是僅僅20歲出頭的受訪者，幾乎都有被父母安排相親的經歷，然而他們大多數人都拒絕了父母的相親安排，僅有的一名接受相親安排的受訪者也只是為了維持與父母的和睦關系，并不會考慮與相親對象發展成男女朋友的關系（受訪者11，汽修工人）。有學者曾將其解釋為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父輩強權的反抗，但在我們的訪談中，即使是父母過世且從未被催促相親的油漆工人，也對相親持抗拒態度。新生代工人似乎天然地就對相親這種方式產生抗拒與排斥。而在追問受訪者為何不愿接受相親之后，受訪者給出這樣的回答：

　　只有戀愛到一定程度才能結婚。不然你說如果去相親的話，（我）很排斥這些東西，沒意思的了。兩個人都沒相處過，你怎么能知道合得來還是合不來，要磨合一段時間。（藍領03，電器廠品質管理員）

　　（去相親的人）都是沒辦法找不到合適的，然后年齡也到了所以才去相親的……根本來不及培養感情，就得結婚了。（藍領02，油漆工）

　　相親的都沒感情的，自己找的還可以吧。”（藍領05，制衣廠工人）

　　在受訪者的回答中，“感情”這一詞被多次提及，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新生代工人有著強烈的情感需求，看重感情的培養與磨合。而在他們的認知中，相親無法滿足他們的情感需求。在他們看來，相親結識的兩人互不了解且相處的時間短，來不及培養感情。另外，他們還把相親看作一種走投無路且沒有退路的選擇，他們覺得選擇相親的人都是因為“沒辦法找不到合適的且年齡到了”才選擇相親的，而且相親的結果一定是結婚，沒有回旋的余地。

　　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對相親迥異的態度反映出農民工階層婚戀觀的變遷，老一代農民工坦然接受“先婚后愛”的成家模式，而新生代工人更青睞于“先愛后婚”的模式，“婚戀自由”的觀念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融入農村青年具有傳統色彩的婚戀觀念中。

　　2、身不由己：相親市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排斥

　　（1）相親市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要求高

　　由于受到較為傳統的農村適婚年齡觀念的影響，相親市場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限制較嚴格，并逐漸形成相親的年齡鄙視鏈。受訪者提到，相親市場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限制一般以25歲為劃分標準，在25歲之前相親的機會較大，而25歲之后則逐漸被相親市場排斥。如果新生代農民工因此而不選擇盡早進入相親市場，這會大大影響他們能夠成功進入相親市場的概率。

　　在工作收入與經濟層面，受訪者普遍反饋要求很高，如穩定的工作，縣城的房子、車子和彩禮。在家庭層面上，相親對家庭關系和家庭成員也具有一定要求，主要表現在“父母要年輕”“要獨生子”“父母帶孩子”。

　　現在的女孩子眼光都比較高，身高不能低于1米7，低于1米7連門檻都進不去。第二個是收入，要有穩定的工作，也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房子要縣城里的，要有輛車，父母要年輕，還要獨生子，要是有兩個男孩子的話，女方會考慮到婚后壓力比較大。然后彩禮都很高，壓力很大。（藍領07，石匠）

　　（2）新生代農民工家庭支持不足

　　從家庭經濟支持的層面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出身于農民家庭，父母大部分也是農民或農民工，家庭的經濟收入比較低，無法為新生代工人提供全部的經濟支持，如房子、車子和彩禮等。在受訪者自身經濟條件不足的前提下，家庭的經濟支持能夠助力新生代農民工在相親市場里略勝一籌。但是一旦父母缺乏能力，家庭支持不足就成為重要的掣肘因素。

　　像我這種，相親就不用去相了。說句難聽的，沒人給你做媒。你家沒有條件，人家給你做媒干嘛，白忙活人家愿意嗎？人家做媒成功了有錢的。（藍領02，油漆工）

　　從家庭生活支持的層面來看，父母的生活支持能夠減輕和幫助子輩分擔家庭的孫輩養育、家庭照料等責任。在新生代農民工經濟狀況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家庭成了他的“代言人”。但如果父母年邁或早逝，這就導致新生代農民工難以進入相親市場。

　　3、形同質異：相親對于白領與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同含義

　　新生代農民工對“婚戀自由”觀念的崇尚似乎是解釋他們抗拒相親的完美原因。然而，在后續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擁有著前衛婚戀觀念、對情感基礎更為看重的都市白領卻沒有對相親表現出更為強烈的抗拒，相反他們甚至主動接受相親的形式，將相親和戀愛同樣視為構建親密關系的途徑，兩者的相親呈現“形同質異”的特點。

　　新生代農民工的相親方式是基于強關系開展的傳統相親方式，他們的相親緊緊依靠于血緣與地緣關系，受訪者是這樣描述農村相親的流程的：

　　過年放假回家，都是爸媽找關系看誰家有女孩子，然后找個女方親戚或者朋友說媒。（藍領02，油漆工）

　　到了20多歲了家里肯定會催（婚）……家里的那些婦女沒事就跑到人家家里去說誰家女兒沒嫁人，誰家兒子沒結婚。（藍領06，電子廠工人）

　　相親多由父母發起，相親機會的創造依賴于親戚朋友街坊鄰里，相親的過程還會遭受親戚朋友的評頭論足，諸如此類。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穿插在新生代農民工相親過程中的方方面面，父母親人的過多干涉讓新生代農民工的相親背負著沉重的壓力，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他們沒辦法將相親等同于自由戀愛，自由戀愛是從兩個人過渡到兩個家庭的，他們可以享有相對私密的二人世界，而相親從初始就已經是兩個家庭的事。

　　青年白領的相親已經從強關系模式逐漸轉變為基于弱關系開展的新型相親方式。相親平臺舉辦的各式各樣的大型相親會、專門針對都市白領設計創辦的交友網站、雇主開展的未婚聯誼Party、大型相親交友節目等這些近年來都市大熱的相親方式更多是靠弱關系紐帶連接，血緣、地緣關系的干涉相對較少，同時這些新型的相親方式多以派對、網絡配對等形式開展，青年白領可以以一種“交友”的形式，懷著一個相對輕松的心態擴大自己的交際圈，為自己的擇偶創造機會。

　　新生代農民工依賴于強關系開展的傳統相親方式競爭激烈。已有研究發現，傳統相親的擇偶范圍距離大都在十公里之內的附近縣城、附近村莊甚至同村，而由于農村優質適齡女性大多流入優質男性較多的城市，導致農村男女性別比失衡，這也意味著農村相親市場會呈現“男多女少”的狀況。在性別失衡的相親市場上，占據人口優勢的女性多處于“挑剔”的一方，在“供不應求”的農村相親市場，農村男性需要具備更優渥的條件才能在激烈的競爭勝出，在我們的訪談中，受訪者也對農村相親狀況進行了描述：

　　因為現在男孩子多，女孩子少，現在農村的女孩子都特別挑。女孩子看男孩子，看著還行就了解男孩子的人品，男孩子這個人怎么樣，去你村子里打聽你這個人有沒有不好的傳言。看家庭主要看家里有沒有錢。看你父母怎么樣，就父母年紀，然后就會說彩禮。父母健在的話，女兒嫁過去有父母幫著，女孩子就不會吃什么苦，以后生小孩了父母也可以幫著帶，什么都不要女孩子操心了。男孩子挑女孩子，只要長得還可以就能結婚了。只要相中了，男方巴不得立馬結婚，你不訂婚說不定明天她就跟別人訂婚了。相親得靠搶，因為女孩子少啊。（藍領02，油漆工）

　　相親市場的激烈競爭逼迫著新生代男農民工不得不“出售自己”，相親對于他們而言更像是一場困難重重的挑戰。

　　新生代農民工與白領形同質異的相親很好地解釋了為何那些渴望成家卻又從不主動出擊的農民工會對相親產生抗拒。就如制衣廠工人05，今年已經28歲的他從未有過戀愛經歷，對于成家他自己也表示“有點著急”，當談到擇偶標準時，他表示“哪里的女孩子都可以，就是合適的就可以”，然而著急結婚且對異性的條件幾乎沒有要求的他卻對自由戀愛和相親都抱著一種“不情愿”的態度：“還沒有談過女朋友，沒錢，就是沒錢什么的，就是不想談……他們（父母）介紹過相親，沒有相過，不想去相親，不知道怎么說，就是不想去。”這位男工人對相親及自由戀愛看似“毫無緣由”的抗拒在筆者看來是源于他對自身條件的不自信，無論是并不優渥的經濟條件還是不善言辭、內向的性格，都讓他感到“低人一籌”，相親市場的激烈競爭與對方及自己父母親戚的多重壓力使他心生膽怯，外部環境的變化，使他沒有了家庭和社區等外部支持，在婚戀的挑戰中單打獨斗。　　

伍　

新生代農民工家庭組建困境背后的社會根源

　　婚戀過程的“雙重困境”折射了新生代農民工所面對的不同于老一代農民工以及白領階層的社會環境。參與到不穩定和社會缺失的“世界工廠”的工作中，使他們的社會生活脆弱、封閉、不穩定，無法開展正常的社會連帶關系，這導致他們在組建家庭的時候面臨困境。新生代農民工婚戀和組建家庭的困境實際上折射的是其穩定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社會系統的缺失。

　　首先，世界工廠勞動的不穩定，導致農民工一直處于漂泊的狀態，無法穩定；而枯燥無聊的工作推動其熱衷于追求刺激，助長了其游戲心態。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一般具有以下的特點：時間長、內容枯燥。在工廠中工作的人尤其如此。在工作之余，還要忍受獨自生活的孤獨寂寞。他們會選擇多樣的娛樂方式來放松身心。新生代農民工多數在20歲左右踏入社會，正是精力旺盛、玩心重的年齡。很多農民工會認為自己年紀還小，可以多玩兩年，并將此種心態帶到戀愛之中。有受訪者就認為“像十幾、二十幾歲的（打工者）喜歡玩很正常”。很顯然，對于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戀愛成了跟游戲一樣的消遣。只要自身有吸引異性的條件，就可以開始戀愛“游戲”。

　　（我的工友）泡妞去嘍，憑實力泡妞……實力就是長相、錢包還有魅力。（藍領07，石匠）

　　漂泊不定、頻繁流動的生活和工作經歷，使現實中的環境和人際關系的重要性下降，降低了他們花費精力維持形象的動力，亦瓦解了其經營自身形象和關系的決心。新生代農民工在青年時期就開始從大眾媒介上了解愛情這座“秘密花園”，受其中愛情觀念的影響，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愛情觀。他們希望跟主角一樣收獲轟轟烈烈、美好的愛情。他們喜歡愛情熱情似火的一面，卻不愿意接受平淡如水的一面。當需要投入精力去經營時，有相當一部分人會選擇放棄。世界工廠的不穩定勞動進一步助長了這樣的戀愛觀，當新生代農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抱有此種戀愛觀時，就會對其他人產生影響，導致此種觀念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廣泛傳播，形成“剛開始談都是玩玩”的局面。

　　其次，世界工廠的勞動收入無法支撐勞動者城市生活所必需的物質基礎。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因為輟學打工，再加上缺乏專業性技能，導致工作可替代性強，晉升空間也很小。總體上看，不管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當前可支配收入還是未來預期收入，都不樂觀。在受訪者13的工作轉換描述中，從深圳眼鏡廠到潮州陶瓷體力活，可以看出不管是變換工作還是改善收入水平，都與文憑和技術相關。因為缺乏技術，盡管嘗試過多次的工作轉換，但他從事的內容都停留在陶瓷之類的體力活。

　　初中讀完了就出去打工了……那是一家眼鏡廠，就是比較輕松，在那邊做了幾年，然后覺得那個收入不太理想吧。因為我們也沒什么文憑，沒什么技術。深圳那邊沒什么技術，去那邊做事的話待遇也不高。到潮州之后，這邊工作不穩定，有時候哪里有事就去哪里做。比如說找了一家工廠一年后沒生意了，就得再換一個。就是工廠是不固定的，但是從事的工作內容都是在做陶瓷之類的體力活。（藍領13，玻璃廠工人）

　　從經濟消費的層面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對未來并沒有規劃，他們會為短期享樂而消費或者超前消費。在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收入相對較低的客觀現實中，這種“月光族”消費觀和消費行為更是為他們未來的“被拒于相親市場之外”埋下了“沒有存款”的伏筆。受訪者02說“平常也經常出去跟別人玩，也沒想過存錢”“那個時候基本沒有存下來錢”“以前都想著休息”“我現在花錢也花得挺多的”，都能夠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觀是以玩樂享受為基礎的，他們會陷于短期的享樂消費而缺乏存款和未來規劃的意識。

　　最后，參與世界工廠的勞動瓦解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根基，無法產生穩定的生活預期，無法產生基于現實社會的穩定的社會連帶網絡并依托于此營造社區生活。老一代農民工雖然也在世界工廠中工作，但是他們的生活依托于傳統的鄉村社區，這為他們提供了穩定的生活預期。鄉村社會也給老一代農民工提供了充分的生活意義來源，諸如回鄉建房、子女上學等鄉村社會分層中的重要事件，亦是他們工作的奔頭，成為他們在外吃苦耐勞、忍辱負重工作的意義的原點。老一代農民工在城市，通過與老鄉聚居等方式，建構出相對穩定的社會連帶網絡，并營造相對穩定的社會生活。

　　但是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從農村“脫根”以及在城市無法立足的“雙重脫嵌”狀況。盡管新生代農民工與鄉村傳統之間存在著多種復雜關聯，但是普遍來看，傳統鄉村生活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重要性急劇下降，其所能提供出來的意義感愈加有限，留守經歷、游戲世界、網絡賭博等的卷入更加劇了他們背離鄉村生活，降低了傳統的家族延續等重要使命在新生代農民工內心中的重要性。此外，新生代農民工普遍不與老鄉聚居，獨立在工廠工作，缺乏穩定的社交連帶和社區生活，進一步瓦解他們穩定的社會生活預期，增加其成家的難度。而城市社會同樣沒有通過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讓農民工穩定地在城市中生活，工廠所提供的居住條件是高度個體主義的，無法依托工作地點經營生活，參與世界工廠勞動產生了對農民工家庭生活和社會形態的剝離效應。

　　高度的漂泊和流動讓新生代農民工難以錨定他們的社會根基，在不斷漂泊中穩定的生活預期缺位導致家庭組建困境。不確定的生活樣貌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安排難以形成穩定預期，而不穩定的預期又會導致雙方容易在涉及金錢、工作等問題上發生爭吵，難以維持穩定的愛情，也就難以通過自由戀愛這條道路來通往成家的大門。世界工廠的勞動體制對于勞工社會體系一直存在排斥效應，導致農民工無法開展正常的社會生活。

　　—END—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