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多年來，尤其是去年以來，有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批孔頗多微詞，認為它破壞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應當予以否定。這個看法是不客觀的。

　　那么，當年的批孔或者說反傳統，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是有的，當然有些偏激、有些過頭。然而，這種偏激或過頭是有其思想的和歷史的必然性的。

　　對于思想上的原因，毛澤東曾在1942年做過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實正是這樣。除了像胡適這類全盤西化派以外，即使是一些國學修養(yǎng)深厚的愛國學者，也難免這種偏頗。例如魯迅，激憤之下也曾提出要“掃除”“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而在錢玄同看來，則是連漢字都要不得的。盡管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過孔子和“孔學優(yōu)點”（例如李大釗曾說：“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但是這種表態(tài)很快被淹沒在對孔學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批孔是當時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學者是當時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學者吳虞，就是因批孔而聲名大震，以至被胡適譽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從歷史原因上說，則是因為孔學被一切反動勢力所利用，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那時的孔學，占第一位的不是學術意義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卻未能推翻封建專制。封建地主階級仍然盤踞在廣袤的鄉(xiāng)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來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成為束縛廣大農民的四條繩索，讓他們備受剝削、壓迫而無力反抗，也無心反抗。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閏土等等，絕非純粹的藝術虛構，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層眾生的真實寫照。至于上層，孫中山之后的總統、總理之類，無一不是改頭換面的封建統治者。“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多少復辟倒退、禍國殃民的丑劇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凱稱帝要尊孔，張勛復辟要尊孔，軍閥爭權要尊孔，土豪劣紳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要尊孔（如美國傳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書）。為給守舊勢力張目，康有為于1916年公開發(fā)表《致總統總理書》，要求憲法立孔教為國教，并復行拜圣之禮。事實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孔學原典中的那些崇實、進取的正能量已經消耗殆盡，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則被放大到極致，此時的孔學已經變成異常腐朽的學說，此時的孔子則被梳妝打扮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守護神。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們以一種學究的態(tài)度來對待孔學，一邊批判它的缺點，一邊又充分鋪陳它的優(yōu)點，那就根本不可能改變當時的思想文化格局。要終結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就必須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而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就必須對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勢所趨，情緒偏激、說話過頭，是很難避免的。但是，我們在看到這些問題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如果沒有這種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華傳統文化就有可能因為毒素的持續(xù)擴散而趨于消亡。從這種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破壞而是挽救了包括孔學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作為享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今人，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用它的某些偏頗來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進步性。

　　事實正如毛澤東所說：“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同上，第832頁）正是因為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正是因為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誕生了中國共產黨；正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忠實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同時，也糾正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某些片面性。在五四新文化運動19年以后，毛澤東就提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fā)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53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歷史的邏輯就是這樣吊詭，能夠糾正五四新文化運動偏頗的，能夠讓中華傳統文化煥發(fā)青春的，正是帶有某種偏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培養(yǎng)起來的新的文化力量。

　　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也。”（《孟子·公孫丑下》）在今日中國，占居主導地位的是社會主義文化，腐朽的封建主義文化早已被趕到邊緣地帶。中國人民正在朝著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偉大目標，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強國。這樣的文化環(huán)境、這樣的文化使命，使得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以五四前輩不可得的從容態(tài)度去對待傳統文化，比較地側重于對它的繼承、消化、再創(chuàng)新的方面。總之，批判地繼承是馬克思主義對待傳統文化的總方針。具體到實踐中，批判與繼承并非刻板的半對半的關系，這一時期可能是批判上升為主要方面，那一時期可能是繼承上升為主要方面。我們必須根據文化環(huán)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這是歷史辯證法在文化領域的一個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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