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沖突在全球范圍內愈演愈烈，剛剛爆發的巴以戰爭以及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都告誡中國，必須時刻警惕戰爭危機，必須高度重視戰爭的殘酷性。事實上，現如今并不是戰爭離中國越來越遠，而是正在中國周邊徘徊并日益向中國逼近，在這種情況下，有關當代中國能否經得起戰爭考驗的問題始終縈繞在一些憂國憂民杞人們的心頭。十多年前，筆者曾就這個問題抒發了一點感想（參閱筆者2011年文章《當代中國能否經得起戰爭的考驗》），時至今日，感想更多更復雜。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精神與政治面貌有了極大的改觀進步，斗爭勇氣與軍事實力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但坦率地說，以筆者的觀察與理解，今天的中國對于戰爭的準備不能說沒有，但仍然很片面很不到位，總體上并沒有準備打仗，并且也不太適合打仗。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精神狀態不適合

　　發怒同別人打起來的樣子與平時悠閑無事的樣子截然不同，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這是很簡單的常識。對于現如今中國集體性的精神狀態，人們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描述，但就是不具備“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那股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連一點“狠”勁都沒有，何談投身戰爭浴血戰場。更嚴重的是，在今天的中國，集體主義、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犧牲精神等這些從事戰爭所必須的精神資源一直受到飽受摧殘打擊，一大批號稱“人間清醒”并要給中國搞再“啟蒙”的“精英”們瞄準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發動猛烈的攻擊，他們一直在鼓噪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中國人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矢志不移地要把的這種思維貫徹普及到中國的一切角落，他們還極力鼓噪中國以及中國人只應跟在西方后面畢恭畢敬、亦步亦趨，要把這樣的理念牢牢的印刻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這些“精英”身居社會上層，往往都是些著名教授、專家，不僅把控掌握各種官方智庫，其中有的還是××院參事，享受××院特殊津貼等頭面人物，更有的則干脆就是體制內位置顯赫的大員，一概都具有非凡的影響力，整個社會的輿情與思維導向總體上掌握在他們的手中。在這些人影響與牽引下，如果把中國比擬為一個人的話，那么這個人的真實心理就是對戰爭躲開走、繞著走，并為此做各種勾兌交易，完全沒有直面戰爭、迎頭而上的主觀能動性。

　　其二，社會面貌不適合

　　現在大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積極的一面看，中國正越來越接近這個目標，這是主流，是大勢，對此必須予以清醒的認識和認知。但消極的一面也不可忽視，這是社會與歷史的辯證，從消極的一面看，當前中國社會看起來很繁榮，資本很活躍，富人很多，但貧富差距相當大，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容易。因此，從消極的一面看過去，概括地說，當今中國的社會面貌具有這樣幾個突出特點：

　　一是為富不仁、驕奢淫逸者眾。當今中國有一大批富豪大款，據說還崛起了一個中產階級，他們正努力向富豪大款的目標攀登。但是，富豪大款并不是進步的代表與前進的動力，相反，他們整體性地一有錢就變壞，經常干出種種悖禮逆倫的事情，干壞事能以一當十，保家衛國卻十不當一。幾千年來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并不是發財致富的人多了，戰斗力就強大，實際的情形是，貧富差距越小才越能打仗，貧富差距大了，指望富人出錢、窮人出力，以此來打仗，完全行不通，貧窮的人沒有理由為富人們去打仗，老百姓更愿意去當看客。宋王朝末期和清王朝末期都曾出現這樣的情形，現如也有許多人在拿這個理由說事。

　　二是尸位素餐、麻木不仁者眾。這種情況突出地反映在官僚階層當中。現在沒有必要討論這支隊伍究竟好人多還是壞人多，這樣的問題沒有意義，關鍵的問題在于，大大小小的官員很多都假話連篇，套話大話滿天飛，偽忠誠、偽君子遍地皆是，充斥要害部門、權力機關，而真正公忠體國者并不多，由這樣的群體來運轉國家機器，進行公共治理，實施社會改良，效果可想而知。相應地，其動員與組織能力也必然是江河日下，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愈演愈烈也就完全符合邏輯了，如果不這樣才奇哉怪也。經常有人拿當年淮海戰役老百姓推小車的事當資本，但如果對比當下的話，恐怕比來比去也只有一聲“嗚呼”而已；

　　三是紀律與秩序性不強。古今中外經驗證明，戰斗力建立在紀律與秩序的基礎上，一盤散沙的民族與社會不適合打仗，也沒有什么戰斗力。現如今中國的社會不能說一盤散沙，但無視紀律不講秩序的現象比比皆是，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一種常態，許多時候許多地方都松松垮垮、拖拖拉拉，整體上依然缺少紀律性和秩序性。筆者真不敢想象，如果有朝一日像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響起空襲警報之后，會發生怎樣一種的情形，難道真的能井然有序地進入各自的位置嗎？進一步說，如果中國遭遇俄羅斯那樣的制裁或戰爭沖擊，中國社會還能像俄羅斯那樣穩定有序嗎？類似的事情，簡單地想象一下都未免令人脊背發涼。

　　其三，經濟結構不適合

　　當今中國的經濟是典型的和平經濟，距離戰時經濟天差地遠，一旦需要的時候進行平戰轉換，短時間內恐怕也將千難萬難，突出表現為如下兩點：

　　一是對外依賴嚴重，原材料對外依賴，對外貿易比重過大，一旦發生戰事，必定要在強烈的沖擊下導致經濟大幅度縮水，并帶動整個體量發生直線下跌。

　　二是高密度地集中在沿海地區，很容易受到襲擊。歷史上中國工業及經濟曾幾次內遷，就是要解決這等嚴重情形，但每次內遷之后不久，就故態復萌，并且還來的愈甚。事實上，這種經濟與技術重心嚴重傾斜的狀況對國家與民族的長治久安相當不利，一旦遇到戰事更是壓力巨大，但道理好說辦法難找，是社會治理和戰略運籌中很典型的知易行難問題。

　　現如今的中國已經到必須考慮設計制訂從和平轉向戰時的辦法與途徑的時候了。在這樣的命題之下，就要針對經濟結構、社會面貌、精神狀態等各方面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造，而不能僅僅滿足于單純的軍事路線，以為僅僅儲備足夠的武器裝備彈藥就萬事大吉了，那是不行的。打仗的事從來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這已經為無數歷史經驗所證明。因此，為保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進程不被打斷，中國應該加快引導建設中國適合打仗的功能與機制。當然，這無疑是一個十分浩大系統的戰略工程，但從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出發，這確實必須要下好的先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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