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內的小食堂，看得見的風向標

無論是擁抱技術革命、產業升級，還是維護階級高位、制度底色，特權造成的鴻溝都一定是反面作用力的溫床。

　　#體制內食堂讓我有了考公動力# 這熱搜真的是莫名其妙，我從來沒見過本應當藏著掖著的東西居然會被公然曬出作為宣傳素材……

　　結果輿論翻車自然是不必驚異，后續該話題被斃，其喜劇效果則更加令人會心一咲。

　　還記得約兩年半前，2021年初“市委書記當眾掌摑市政府秘書長”的新聞嗎？

　　那則來自河南省濟源市官場的熱聞，主角為時任濟源市委書記的張戰偉與時任濟源市人民政府秘書長的翟偉棟，前者當眾給了后者一記耳光，只因為后者“不懂規矩”、與之共進一個餐廳用餐……

　　根據自稱翟偉棟妻子尚娟實名舉報的內容（下圖），這則新聞值得細細品味的地方著實不少。

　　國民黨還知道尊敬長官嘞！

　　真是一句話讓人噴飯。

　　七十余年前，我們依靠工農發動土地革命、依靠農村婦女同志一陣一陣縫出的軍布鞋打跑不可一世的八百萬美械蔣軍——結果七十年后，我們共產黨的干部開始“峰回路轉”去學習國民黨的黨風了？

　　那位張書記對即將被撲滅在歷史塵土里的國民黨，還真是足夠了解，甚至為一種“心向往之”的情緒。

　　在民國，百姓和的下層士兵面見國民黨大員和國軍高級軍官，大老遠就堆笑叩首、騰街避讓，對其一口一個“軍爺”、“官爺”得點頭哈腰。

　　在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三《關山奪路》中甚至有記載，在民國時期，“老百姓”一詞當時為國軍軍官的罵人詞匯。

　　王鼎鈞認為：

　　那時國軍士兵所受的訓練就是要把‘兵’從百姓中分化出來，與百姓對立，以‘老百姓’為恥。試問這樣的軍隊怎么可能得到百姓支持？拿什么去打共軍呢？共軍的背后全是群眾，你永遠打不完。而國軍的背后只有皮鞭！和一座座豎著蔣委員長頭像的臨時軍法處！

　　史載，1943年，劉峙轉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后，長官部四周的農民“大遭其殃”，花、果、菜蔬時為官兵強取而去，例不給值。

　　農人有來訴苦的，而國軍長官部里的人卻說：

　　我們一向是這樣的。軍人為國抗戰，難道吃點水果、菜蔬，還要花錢買？

　　在東北，在我軍發動遼沈戰役解放群眾之前，東北的老百姓給國軍軍隊取的一個外號是：“五強”。

　　“五強”本來是個榮譽稱呼，二戰結束后美英蘇并稱“三強”，后法軍和中國國民黨方面——這兩支二戰時期東西兩線的著名降軍，強行加上法中，于是合稱為“世界五強”。

　　然而當時在東北，“五強”這個詞逐漸變味、成為百姓諷刺國軍軍官在民間“強買、強賣、強借、強住、強娶”的“五強”作風……

　　國民黨的黨風可見一斑。

　　在《關山奪路》中，王鼎鈞不但詳盡描寫了國民黨軍的種種不堪，也觀察了當時毛澤東主席領導的中共軍隊是如何贏取民心：

　　正在國軍班長毆打虐待新兵、辱罵他們是‘老百姓’時，也就是這個時候吧，八路軍走出解放區、蹲在收復區農家的灶門，竟然親親熱熱地叫著老大娘老大爺……

　　十年前，2013年4月，經領袖批準，解放軍總政治部正式下發《規定》，要求全軍和武警部隊組織團以上領導和機關干部下連當兵、蹲連住班。

　　《規定》明確：

　　領導和機關干部下連當兵，就是要戴列兵軍銜，以士兵身份，與連隊官兵實行‘五同’；蹲連住班，就是要蹲在一個連級單位，一般住在班排，搞好對所在連隊的指導幫帶，并進行‘解剖式’調研。

　　“干部下連當兵代職”這項制度，源于1958年9月經毛主席指示、解放軍總政治部作出的規定。

　　當時毛主席要求全軍各級干部除年老、體弱、有病和連隊干部、科研人員外，每人每年至少用1個月的時間下連當兵或代理連排干部職務。

　　“官兵無鴻溝、軍民魚水情”，這是我軍作風建設的兩條主線，這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靈魂之一。

　　1946年,當白崇禧們還在沾沾自喜地欣賞著張靈甫精良豪氣的第七十四美械師、并得意講評“共產黨哪經得起咱們現代化武器的攻擊？”時，毛主席卻在手把手地指揮土改、“將土地還給農民”、“不得多拿農民一根蘿卜”。

　　一年后，張靈甫殞命孟良崮，裝備豪華美械的國民黨第七十四師被我軍全殲。

　　等級化、階級制，這是國民黨軍隊的標志之一，由內而外也就發展成為面對群眾的高高在上。

　　戰爭時期的國軍內部存在嚴重的官兵對立，導致其軍令不一，故只能靠法西斯紀律來維持秩序，驅使士兵和下層軍官賣命、直接服務于大小軍閥，從而維護各買辦軍頭的利益。

　　在蔣介石治下，國軍內部普遍實行效仿意大利軍隊墨索里尼式的“肉刑”，軍閥作風明顯，對士兵、下層官兵非打即罵，對敗兵處罰更是殘忍，刀砍、槍殺、分尸、打死煮湯令其他人喝下等封建軍隊式懲律層出不窮。

　　根據著名軍史專家高戈里的研究——

　　抗戰期間，國軍獲得最高榮譽的有172人，其中職銜基本明確為將校以上文武官員占96.51%，將軍及省部級以上官員又占83.72%；

　　“國光勛章”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僅授予兩人，即蔣介石本人和傅作義……“青天白日勛章”在抗戰期間共授予170人，其中將官以上136人（含美軍4人：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軍士2人，占1.1%，士兵為0，其他9人，占5.2%。

　　反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獲得最高榮譽的有足足183人，除4名營團職干部外，占97.81%的是基層指戰員、作戰民兵和普通群眾百姓。

　　一個地級市的一把手竟然能夠公開以獨據單位小食堂、霸開小灶為炫耀權力和搭建“權力護城河”的象征，甚至對“僭越者”動輒武力懲戒，不免讓人唏噓。

　　對待黨內的下屬都是如此，那么之于普通群眾，「特殊食堂」等特權場所豈不是更如神秘花園般高高在上、遠在天邊。

　　1960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會上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有些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國民黨統治那么久，土改只不過幾個月，就搞得那么干凈？國民黨是不容易消滅干凈的。

　　在央視的紀錄片《居安思危》中，有一篇這樣的記述：

　　1988年秋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諾夫斯基大街2號的一家商店門前，突然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一家不大的商店，為什么能產生如此大的新聞效應，引起如此多的人們關注呢？

　　因為這是一家為少數“特殊顧客”服務的特殊商店。今天，是這家商店被宣布關閉前的最后一天。

　　蘇聯普通人把這類特殊商店的特殊顧客，稱為特權階層。說他們是“我們的共產主義貴族”。

　　這個特權階層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逐步形成，在戈爾巴喬夫時期進一步發展演變。正是這個特權階層，對蘇共從內部瓦解起了催化作用，成為推動蘇聯劇變的重要因素之一。

　　早在七十年前，十月革命后，戰爭和饑荒嚴重威脅著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十月革命》電影中瓦西里這句膾炙人口的臺詞，一時成為流行的經典語言。

　　今天的人們可能難以相信，作為列寧身邊的工作人員，會為一小塊面包推來讓去，但這卻是歷史的真實。

　　電影中的這一情節是根據當時一個真實的故事編寫的。1918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遇到糧食危機，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時任糧食人民委員的瞿魯巴突然暈倒，緊急召來的醫生檢查后說，他是餓昏了。

　　作為蘇維埃政府主管糧食的最高官員，他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卻沒有從中為自己留下能填飽肚子的食品。列寧當即建議設立“療養食堂”，讓這些為人民日夜操勞的同志們能夠吃飽肚子。這是完全正確和無可非議的。

　　列寧當年倡議設立的“療養食堂”，竟然在蘇共執政后期慢慢擴展為特供商店，規模、數量特別是性質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半個世紀后，只有蘇共的高級干部憑著特殊的證件才有資格出入這座沒有任何招牌的大樓。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輛輛轎車停在大樓門前，把整條街堵塞得滿滿當當。

　　在這里，法國白蘭地、蘇格蘭威士忌、美國香煙、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領帶、奧地利皮鞋、英國呢絨、德國收音機、日本錄音機等外國名貴以及蘇聯國內稀缺的商品，應有盡有，琳瑯滿目。

　　一位記者公開地說：“對于上層人物來說，共產主義早已經建成了。”

　　這樣的商店僅在莫斯科就有100多處。克里姆林宮的特權階層有自己的規則，職務越高，特權越大，享有的種種物質待遇同普通群眾之間的反差也越大。

　　自50年代中期開始，赫魯曉夫集團為培植資產階級勢力，在各級領導人員和一般工農群眾之間實行了差別極大的工資等級制度，且千方百計利用職權撈取經濟收入。

　　下圖是經過1956-1960年所謂的“工資改革”后沿用的黑色冶金企業領導人員的工資表。

　　1960年，蘇聯“體制內”法定的職工最低工資是為27-35盧布，對比之下，經理、專家之類人員工資可高達十倍以上。

　　根據1970年蘇聯《經濟報》的數據，企業經理(廠長)、專家等領導人的工資在250盧布以上，他們的人數占所謂“大生產集體領導人(車間主任以上)”人數的10.6%；而“非熟練的體力勞動工作者”有22.6%的人工資在80盧布以下，其中在法定最低工資60盧布以下的占了1.6%。

　　其他從事體力勞動或手工勞動的普通蘇聯工人中，有1.2-1.3%的人工資在最低工資60盧布以下。

　　……………

　　新生的蘇聯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通過高工資、高稿酬、高獎金和貪污盜竊等種種手段獲取高額收入，過著極其奢侈的生活。

　　如哈薩克建筑材料和構件聯合公司的經理，竟然能夠在短時間內造了兩層樓的“哥德式”私宅。

　　當時在蘇聯國內蓋小洋房成風，亞美尼亞甚至有個農莊主席占用農莊的建筑材料，剝削莊員們的勞動，給自己建造了一所高級別墅，房屋建筑面積616平方米，庭院里有噴泉、四周有堅固的圍墻，老遠就看得見這位農莊主席的三層樓房。

　　韃靼自治共和國明澤林區圖凱集體農莊主席兼黨委書記，也有三輛小汽車和一輛帶座斗的摩托車，且只準他一人使用,成了他的私人車隊……

　　蘇共黨內、蘇聯國內的階級景觀，自二十大之后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也使社會主義陣營產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為日后的蘇東劇變與國際共運陷入低谷埋下了不可逆的歷史伏筆。

　　對布爾什維克真正的考驗，從來就不僅是同君主專制的斗爭，也不僅是在沙皇監獄及流放地的戰斗表現。

　　對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執火人而言，更加困難得多的考驗是當自己的黨在取得政權、掌握了幾乎無限權力下的表現。

　　列寧時期的革命者們，面臨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絞刑架，若能從監獄中逃出，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逃亡國外。

　　但是后來那些持蘇聯各高等大學文憑和口喊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口號入黨的人，眼睛瞄的則是飛黃騰達帶來的金錢、地位、特權、美女……以及由黨和國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滿足。

　　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制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在中國歷史上，舊式軍隊和國民黨軍中，“官兵不同灶”本是一個“老傳統”，它是階層分化的象征，甚至連我軍的秋收起義部隊在登上井岡山之前，部隊也都設有“軍官食堂”，軍官每頓飯四菜一湯，與士兵的待遇懸殊極大。

　　但是三灣改編徹底實現了變革。

　　毛主席為掃除部隊內部的舊習氣和舊制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重要一項就是取消“軍官小灶”。

　　是主席第一次規定：

　　官兵必須同灶吃飯。

　　紅軍上至前委書記和師長，下至馬夫勤務兵，均實行同吃一鍋飯一盤菜，誰也不許搞特殊。

　　這一重大變革得到了士兵和群眾的擁護。

　　羅榮桓后來直言：

　　這是一個了不得的變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關系，對干部的考驗和改造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有一段時間，紅軍官兵們日子苦、只能喝粥。即使是粥，也得在粥里摻上許多野菜，毛主席就和官兵們一樣喝難咽的野菜粥。

　　炊事員同志見狀，實在不忍，有一天偷偷的專門為他做了一碗白米飯……吃飯的時候到了，主席看到飯桌上的白米飯，就端起問道：“大家吃什么？”

　　炊事員還沒有來得及回答，毛主席已經看到一大桶野菜粥，他什么也沒有說，直接將白米飯倒到粥桶里，用飯勺攪了攪，然后盛起一碗，走到戰士們中間，大口大口地喝了起來。

　　建國之前駐扎陜北時，主席又以教育兒子岸英作為向全軍全黨警示的案例。

　　岸英到延安后，中央辦公廳立即把他安排在延安交際處住下。這里吃住條件非常好，本是給傷員和一些外賓記者住的，主席自己等一些領導同志都不住在那。

　　這個決定辦公廳誰也沒有告訴，包括主席。

　　但不久后還是被主席知道，他勃然大怒，堅決不同意兒子回到延安過這樣養尊處優的生活。

　　幾天后，岸英便搬到了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賀龍時任司令員，親自安排岸英在自己身邊的警衛班。

　　賀老總當時生怕警衛班的人對毛岸英不好，親自給警衛班長交代：

　　你的任務是要把這年輕人照顧好、保護好，絕對不允許出任何問題！

　　看著班長用疑惑的眼神看著他，心生疑惑“這年輕人是誰，要受這樣的待遇？”

　　賀老總不得不告訴說：

　　他是毛主席的孩子，叫毛岸英！

　　班長這才明白過來，立馬保證一定完成任務。

　　就這樣，岸英在賀老總處住了下來。

　　因為在蘇聯生活了十個年頭，他不太吃得慣中國飯菜，賀總便讓他到司令部的中灶吃飯。

　　中灶是部長、處長和主任用餐的，一般是兩菜一湯，比戰士食堂多了一個菜。

　　在賀總看來，這也算不上太大的照顧，岸英基本就等于半個外國人，讓他全部中國化還是需要一個過程的，飲食上慢慢改變同樣需要一個過程……萬一毛岸英在這里水土不服得了什么病，豈不是對不住主席的重托了嗎？

　　結果，毛主席又是在一次無意中交談時得知兒子在賀總的部隊上中灶吃飯，又發了火！

　　他立刻指示：

　　把我兒子送下去鍛煉！

　　主席的想法很樸素也很嚴肅，就是希望岸英能從最底層學到東西，了解人民軍隊的具體情況，不是讓他一回國就憑借著特權享受好的待遇，成為一個眼高手低的特權子女。

　　趁著兒子回延安來看自己，主席對岸英第一次提了要求：

　　必須去鍛煉，必須下基層！

　　他拿岸英的小妹妹李訥作比較，那時李訥只有五六歲，每天跟著保姆到延安的大灶吃飯。

　　主席的意思是：五六歲的小孩都不搞特殊化，你都這么大了還要搞特殊化，難道要我這個當父親的提醒你嗎？

　　受到責備，岸英心里自然不好受，因為也不是他自己要求吃中灶的，但父親的話必須要聽，何況父親的話是對的。

　　回去后，不論誰勸他，岸英再也到過中灶吃哪怕一次飯，堅持上大灶和大伙一起吃飯。

　　主席當時的話，放到今天都是振聾發聵的：

　　農民手上有老繭，你手上卻是血泡，說明你還沒有完全學好農活。等手上老繭厚了，你才能從‘勞動大學’畢業，然后再來上‘延安大學’吧！

　　新中國成立后，衛士武象廷改任了毛主席的生活管理員。

　　一次主席來到廚房，看到他在忙碌，便問：

　　武象廷，你在做什么？

　　武象廷說：

　　我剛買菜回來。

　　主席說：

　　你改行了。好啊，我告訴你，只要你們飯菜做得干凈衛生就可以了，不要買貴重的東西給我吃。比方說，現在是冬天，你就別買那些西紅柿、黃瓜之類的新鮮蔬菜。現在買一根黃瓜的錢，到了夏天就能買一筐黃瓜，冬天買一根黃瓜只能吃一頓，夏天買一筐黃瓜能吃幾十頓。

　　主席每月都要檢查家庭的收支賬，到外地視察，他雖然日理萬機但也不忘自己伙食費開支。

　　一次到廬山開會，他找來秘書高智，對高智交代道：

　　高智，你與李師傅核算一下，看看我伙食費超了沒有，超了不能補貼。

　　李師傅認認真真算了一遍，匯報道：

　　沒有超過。

　　主席又問道：

　　煤錢算進去沒有？

　　答：

　　算進去了。

　　主席又叮嚀道：

　　超過了不能叫當地補貼！

　　1962年初，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的恢復期，各省省委書記在毛主席家里輪流匯報情況。

　　會議開得很晚，吳連登就問主席要不要給大家做點飯，主席回看了他一眼，怒斥：

　　一人一碗面條就好！我就要讓這些省委書記們嘗嘗餓肚子的滋味，他們整天吃得好極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飯是什么感覺！

　　當歷史走進80年代，一切開始起了新意。

　　根據程汝明——自1954年始就一直是毛主席的專職廚師長，后來作為中南海總廚師長還為幾代領導人服務的官廚——的回憶，80年代時，北京機場時有飛機從海外運來上好的牛排原料，而接機的只有兩輛車，一輛是馬克西姆的，另一輛是中南海的：

　　在……這一批領導人中，很多有在國外生活的經歷，思想開放，對西餐的接受程度很高。比如……，他吃牛排就只要五成熟的。而且，當時我們對外開放，接待的外賓越來越多，所以也需要引進更多的西餐。

　　這個時候的國宴開始和國際接軌。經過研究，大家認為國宴分餐既是一種禮節，又能保證每個人都吃飽，而且也更加衛生，所以可行。從那以后，我們的國宴就開始采用分餐的形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個吃’”。

　　這無疑是國宴自身的一個進步，但同時更能也反映出我們國家的發展變化。

　　跋

　　嚴肅來說，以特權待遇為招工誘餌，以及反向的以與生產力極不匹配的福利為人生目標，從國家層面而言也是抑制社會進步的。

　　小到產業升級的遲滯，大到民族價值觀的扭曲。

　　事實上，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待遇在近兩年已經迎來了大下調，2021年年底時江蘇、浙江、福建及上海等多省市的公務員就被爆出降薪兩成，還有人“抱怨”年終獎金也取消了。

　　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

　　各級政府必須真正過緊日子……其中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減50%以上。

　　不過即便如此，近兩年的考公熱潮還是達到了堪稱改革開放以來的最熱頂點，原因很簡單：體制外更是哀鴻遍野。

　　體制內可能是每人少領兩桶油，但體制外則是欠薪大軍和失業大軍混雜奔涌。

　　2020年時，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為97379元，私營單位的則是57727元，相差4萬，體制內的平均收入高于非體制內的收入70%；三年后的今天，更是完全不敢想。

　　加之失業潮依舊在蔓延（連阿里巴巴等頭部企業都撐不住）——2023年4月全國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達到20.4%，創歷史新高（自2018年有統計以來青年失業率首破20%）；進入2023年以來青年失業率逐月攀升（1-4月分別為17.3%、18.1%、19.6%、20.4%，遠超歐美，約為同期日本青年失業率五倍）且隨著進入畢業季青年失業率還可能繼續走高………

　　如這樣的場景，實在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