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12汶川地震”15周年的日子，一些堅信“地震可以預報”的網友又回憶起了1975年毛遠新坐鎮的遼寧海城地震預報。

　　今天的主流學術界仍然堅稱：“海城地震預報”是“瞎貓碰著死耗子”，僅僅是“一次偶然”；海城7.3級地震發生前有強烈前震預警，不是“地震預報”本身的成功；凡是自稱搞地震預測的都是“民科”、“偽科學”……

　　所謂地震預報，就是要在地震發生前準確預知地震的地點、時間和強度，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地震造成的人員財產損失。

　　從這個定義的角度講，海城地震預報無論是在長、中、短期地震預報，還是在臨震預報上都是取得了相當高的準確度的，這不是一句“瞎貓碰著死耗子”就可以否定的；而當時果斷下達避震指示、“出了問題我負責”的毛遠新，也的確領導海城人民成功地挽救了至少10萬人的生命。

　　海城地震發生于人口稠密、現代工業集中的遼寧腹地，涉及人口830多萬；這里至少50年沒有發生過較大震級的地震，房屋以不抗震的磚混結構為主。如果沒有震前預報，按同等情況推算，至少有10萬人將死于地震，而海城地震的最終死亡人數僅1328人。

　　海城地震預報的成功，吸引力全世界的目光。據遼寧地震局統計，從1975年9月至2003年12月，共有31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名學者到震區考察。美國學者雷利在震后不久來到海城，他對遼寧地震辦的工作人員說：“通過地震前后的衛星照片對比，確實是作了預報，所以我才來到海城考察！”一位美國記者將海城地震預報稱為“科學史上的奇跡”。

　　通過對中國海城地震預報的學習，美國人也開始著手地震預報研究，1985年美國加州采用與海城預報相同的思路，預測下一場地震大概率發生在1988年1月的帕克菲爾德地區；為此在其后數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該地區直到2004年才發生了超6級的強震。

　　海城地震次年發生的唐山大地震的“漏報”給地震預報潑了一瓢冷水，加之中國國內的“可預報派”專家在1976年后被全面排擠，“不可預報派”成了國內地震學界主流聲音。因為國內地震學家們的這種“背叛”，“地震不可預測”再后來幾乎成了所謂的“科學界共識”，海城地震預報也就成了后無來者的“歷史絕響”。

　　然而，“暫時沒有能力預報”和“不可能預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人類科學史上，后者所代表的“矮子哲學”往往最后都成了歷史笑柄。

　　地震預報迄今為止仍是全球難題，但并不意味著難題就一定不可攻破、不該被攻破。地震預報是難題不假，但絕不意味著完全無跡可尋，汶川大地震發生后，在《Nature·地球科學》發表的一篇論文中，研究者利用儀器得到了4條切穿橫斷山區的斷面圖像，進而發現青藏高原東緣存在兩條規模巨大的“地下暗流”，并指出汶川地震可能與這個暗流有關。

　　震區的人民經常會講述震前出現的動物行為、地下水、空氣、氣象等異常，這樣的現象被專家不屑一顧地斥為巧合以及“渲染某種超自然現象”的神秘主義和迷信，而不是從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真探尋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從這一點出發，海城地震預報恰恰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樣本。

　　1955年夏，毛主席到杭州視察，有人跟他講血吸蟲病危害很大，但有錢也沒辦法治好。毛主席就不信這個邪，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親自指導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并最終取得了成功。正應了毛主席的那個話“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1966年3月，河北邢臺地區相繼發生里氏6.8級、7.2級地震，給當地百姓生命和財產帶來很大的災難。周恩來總理親赴災區慰問，返京后周總理召集有關專家開會，研究邢臺地震發展的趨勢，并在會上提出了“地震能否預報”的問題。

　　在場的不少專家認為蘇、美、日等國, 特別是日本是多震的國家, 科學技術發達，目前都沒有解決地震預測問題，言下之意我們更解決不了。

　　時任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主任的李四光同志力排眾議, 他發言說：如果是這樣，我們做工作就沒有意義了。然后他對總理說：“我看地震是可以預報的，不過我們要做艱苦細致的工作，以探索發生地震的規律是什么……”

　　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親切關懷和指導下，一套“群測群防”的地震預報機制在我國很快建立了起來。“預防為主, 專群結合, 土洋結合, 多路探索”的總方針，最終在1970年的第一次全國地震工作會議及1972年的第二次會議上得到正式確認。

　　所謂“群測群防”指的是在政府號召下的全民直接參與地震監測預報以及防御的活動，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以及個人都被動員起來，研制簡易觀測儀器，借助各種便利條件設立宏觀異常測報點，投身地震預測預報之中，甚至有部分工礦企業投入人財物建立了專業的地震臺。到70年代末的時候，我國已經建立起群眾測報點幾萬個，其中骨干測報點6108個，業余測報人員20多萬人。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遼寧開啟了海城地震預報的“歷史絕響”。

　　1970年全國首屆地震工作會議召開，結合地質專家們的分析判斷，遼寧省被劃為全國重點地震監視區，遼寧省地震工作辦公室隨即成立；

　　1972年，沈陽地震大隊在海城縣建立地震觀測站，最初的設備極為簡陋，只有煙熏式地震儀、水氡分析儀，還有一些自治的“土儀器”；

　　1974年6月，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等人通過對華北地區旱情的分析，結合遼寧的前震預警，依據他本人提出的“旱震理論”，提出遼南的金縣、遼陽、海城、蓋縣地區近期可能有7級地震，周總理高度重視，將報告批轉給了華北及環渤海地區的京、津、冀、魯、遼等地區；

　　報告獲得遼寧高度重視，1974年，遼南地區先后建立起來群眾測報點2273個，到年末已形成專業隊伍和群測人員相結合的地震監視預報網；

　　1974年11月，東北三省地震預報趨勢會商會提出：營口、大連等地是近期發生破壞性地震危險性較大的地區，是今后工作的重點區；

　　1974年12月中旬，遼南地區開始出現嚴寒天氣里，冬眠的蛇紛紛出動、老鼠成群出現等異?，F象，丹東市九連城等四個公社井水變渾、水位大幅漲落；

　　12月22日早晨，海城地震監測站記錄到“土地電”突跳，經過專業人員和群測群眾的會商，大家向遼寧省地震辦發出預警，提出“在我站東北方向100公里左右，今天中午將發生4~5級地震”；

　　12時43分，遼陽發生4.8級地震，“首戰”成功給了海城站觀測人員極大震動和鼓舞；

　　遼寧地震部門經過分析認為，4.8級地震不是預期的大震，遼南仍可能有更大規模地震發生；

　　1975年2月1日起，營口石鵬峪地震臺開始觀測到越來越密集的小震活動；

　　2月3日18時以后，海城地區的地震活動由幾次驟增至幾百次；

　　當晚，遼寧地震辦業務組結合已經發現的種種情況，研判到嚴峻形勢，決定馬上向省革委會匯報；

　　2月4日0點30分，第14期《地震情報》發出；

　　1時許遼寧地震辦業務組組長乘卡車趕到省革委會；

　　10時30分，省革委會向全省發出電話通播，并向海城、營口兩縣發出防震指示：停止一切會議、停止一切文體活動、停止一切營業、停止一切生產；各公社黨員包戶，民兵包人，把所有群眾動員到安全地區，加強黨的領導；如果地震緊張來不及通知，各社隊各自為戰，保證人離屋、畜離圈……

　　防震指示發出后，遼寧省南部的一百多萬人撤離了他們的住宅和工作地點；

　　營口新華影劇院的緊急公告

　　據《海城縣志》記載：

　　“17時，中共海城縣委再次召開防震緊急電話會議，進一步督促落實防震措施。與此同時，各社隊一方面用有線廣播宣傳，另一方面派干部挨戶動員群眾撤離危險住房，把老弱病人轉移到防震房屋。”

　　當晚19時，海城站負責人再次用電話向海城東南方向14個公社發出預警：“今晚有大震，注意預防。”

　　19時36分，里氏7.3級地震在海城-營口一帶發生……

　　其實，海城地震預報的成功在當時并非全國孤例。在上世紀70年代地震監測手段剛剛開始探索、檢測能力還較弱的情況下，地震工作者就已經依靠群測群防成功地預測預報了海城、松潘、龍陵等20多次5級以上地震，取得明顯的減災實效。

　　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山區發生了里氏7.2級地震，屬于震群型。專群地震隊在震前已綜合群測點信息作出了臨震預報——附近30多個縣的群測點的簡易儀器和精密天平儀出現突跳，地下水、動物出現異常……當地政府除了緊急層層傳達、還用大字報形式到處公開粘貼臨震預報，各有關地區立即進入臨震戒備狀態，綿陽、阿壩等地、州各縣采取了緊急防震措施，動員民眾迅速撤離到安全地帶。專群地震隊緊接著又及時預報了22日的6.7級和23日的7.2級地震。最終，這場震群型地震僅造成145位同胞遇難，600多人受傷的結果，極大減少了人員傷亡。

　　遺憾的是，因為地震局內部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唐山大地震卻被人為“漏報”了。事實上，唐山大地震發生之前，僅唐山本地的地震監測臺站就多達四十幾個，群防群測監測點中骨干點都有85個之多，地震監測網覆蓋了整個唐山地區。絕大多數監測點都發現了不同程度的臨震異常，至少十幾個點向上級單位發出了短期臨震預報。北京地震隊的耿慶國等人的正確意見被地震局分析預報室副主任梅世蓉壓制，支持耿慶國的分析預報室京津組長汪成民也被壓制。唐山大地震最終造成24萬多人死亡，16萬多人重傷，幾百萬人無家可歸；而重視汪成民意見的青龍縣委冉廣岐等人卻“冒險”提前進行了防控，創造了全縣40萬人僅1人死亡的“青龍奇跡”。

　　張慶洲在《唐山警示錄》一書中記錄了1975年1月12日，全國（地震）會商會上的一場爭論。此后形成了中國地震界的“東西之爭”。重視基層意見，堅持群眾路線，走“群測群防”道路的年紀輕一點、資歷淺一些的青年專家汪成民、耿慶國是“東派”代表。“西派”以查某、梅某等處于高位、擔負著決策責任的專家為代表，他們年紀相對大一些、資歷深一些，專注于專家路線，不大瞧得起基層群眾和一般的科技人員，他們的觀點，是堅信“唐山無大震”。

　　75年“整頓”之后，“專家路線”回潮，“東派”已經受到壓制；再到唐山大地震幾年后，耿慶國等“東派”被徹底邊緣化，地震“群防群測”體系逐漸荒廢。

　　以“預防為主, 專群結合, 土洋結合, 多路探索”為總方針的“群測群防”地震預報機制，是海城地震預報取得成功的關鍵，是新中國老一輩地質學家和地震工作者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取得的寶貴經驗。

　　然而，這樣的經驗國外“用不起”，今天在國內同樣“用不起”。

　　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這樣的地震預報模式只能存在于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群眾高度自覺、高度組織起來的公有制社會，而且成本并不會太高，這在農村人口占相當多數的中國得益于人民公社的存在。

　　但是，按市場經濟模式，如此龐大的觀測體系的持續運行，成本是極其昂貴的，哪怕是發達國家也難以承受；更別說在沒有黨的有效領導、群眾的有效組織的前提下，萬一發生誤報的機會成本也是市場社會無法承受的。在這樣的機會成本面前，他們還不如加固房屋、肉身抗震……

　　對于某些專家而言，地震預報很可能會錯，不預報就從來不會錯，就沒有責任；對于資產階級來講，自然災難未必是壞事，有時反而是大發災難財，或者通過災難所帶來的震撼轉嫁危機的良機；但是，對于廣大人民而言，地震預報仍然是應該被盡快攻破的難題。正是因為這樣，海城地震預報的經驗應該得到總結——雖然這樣的經驗在當下可能是“無用武之地”的……

　　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立場，取得成功的海城地震預報的“歷史絕響”，絕不應該被輕易地否定和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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