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25日，我發表《2022年大勢  新冠病毒》，“疫苗防疫不能一勞永逸，現在大量打疫苗，不是最好的辦法，既防不住，又不經濟”，“建議防疫方略應當‘防線前移’，弄清楚病毒的生存條件，消除病毒的生存環境。”4月12日發表《我對這次疫情的思考》提出：“接種疫苗是否因感染者無癥狀，而使得對病毒傳播發覺困難，導致產生這次嚴重疫情，這個問題就值得考慮。”11月4日發表《關于防疫的幾點考慮》，提出“這三年醫學上對醫治新冠病毒的作用，應當肯定。但是，在防新冠病毒上，顯然存在方針路線問題。醫學界中的‘與病毒共存’方針，已經被中國上下否定，問題是在否定之后，現在的注射疫苗預防還是應急手段，在沒有按規定程序驗證疫苗的情況下，強制打預防針的路線是否正確妥當？”原準備寫篇《主動出擊，積極清零》，但11月24日胸膜炎高燒39.8度住院，不能再寫了。去年身體衰弱很快，三高，心力衰竭，脂肪肝，腎結石，胃功能不正常，可以說五臟全都老化，維持不會久了。于是退燒后便請求出院，想最后修訂《勞動論》，將余生獻予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但12月11日，在看到中央對防疫放開的“新十條”后，認為事情重大，便向中央媒體寫了《意見》：“二十大報告，沒有重點講防疫，這與報告說的‘世紀疫情影響深遠’不相應。當前，除了美國霸權主義外，新冠病毒嚴重影響社會生產生活，已經構成主要矛盾，成為必須重點解決的問題，二十大對此講的不夠。但報告講‘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開展抗擊疫情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重大積極成果。’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建立大安全大應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體系，推動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預防轉型。推進安全生產風險專項整治，加強重點行業、重點領域安全監管。’是正確的。而現在急促轉變的‘放開’政策，不僅看不到有通盤考慮，而且顯然是放棄阻擊戰，讓病毒在患者身上自生自滅，違背了過去的‘人民至上’，‘動態清零不動搖’正確方針和今后‘向事前預防轉型’政策。是否？我無力多說，也不打算上網議論，唯請決策者應當三思！”

　　上書后，又看到：“新華社北京12月13日電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13日到北京市指導疫情防控工作……她強調，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指導精神，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堅持人民生命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實施好‘二十條’和‘新十條’，加強統籌，轉變觀念，把工作重心從防控感染轉移到醫療救治上來，工作目標是保健康，防重癥，確保防控措施調整轉段平穩有序，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從我加粗的引文這段話，一字不動地照傳于多篇主流文中，可見來頭很大，決不是針對我的《意見》，但是證實了《意見》所說是，是對二十大防疫方針的否定，要轉變黨過去的防疫觀念。

　　為什么防疫要“轉變觀念”？說是“優化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目的是持續提高防疫的科學精準水平，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2022年12月15日，央視新聞發表國際銳評《中國抗疫的變與不變》說：“中國為何在現階段優化調整防疫政策？這是在近三年抗擊疫情取得顯著成果的基礎上，根據疫情形勢新變化、綜合研判各方面條件后的主動作為與理性抉擇。換句話說，中國用近三年有力有效防疫，贏得了現在優化調整的時機與條件。”

　　我認為，既然“三年抗擊疫情取得顯著成果”，這次只是優化防控措施，怎么需要根本上轉變防疫觀念，而且是剛剛閉幕不久的中國共產黨二十大確定的觀念？“從防控感染轉移到醫療救治上來”，把新冠病毒從國家對人民大眾的公共衛生事業，轉變為醫生與患者的醫療服務關系；不阻擊新冠病毒的傳播，對“人傳人”的病毒患者不隔離，要求無癥狀或輕癥病毒感染者不要去醫院就醫，還要帶病工作，不僅違背二十大報告，還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有關規定。專家提出百分之八十的感染率，千分之一的死亡率，都是三年總和的百倍千倍，這哪是“保健康，防重癥”，怎么會說成是“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耽誤的三年奪回來！拼經濟”而不惜犧牲廣大人民的健康與生命，違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觀念，與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相悖。

　　講中國“近三年有力有效防疫”，沒有分析。如果我們認真考察，中國防疫三年，2020年有力高效，成果偉大；2021年轉向疫苗防疫，埋下嚴重隱患，最終導致2022年防疫崩潰。

　　我的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三年抗疫，揭示了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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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至此，2022年12月16日，就被病魔擊倒，咳嗽不止，嗜睡，無鼻涕，胃痙攣，口不生津，無味，菜飯不能進，靠牛奶、菜湯糖水維持生命，血壓血糖偏低，過去認為影響健康的脂肪，這次卻起了維持體能的作用。我現在不能寫文章探討，而是以親身的痛苦經歷，在成都、眉山和樂山等各地的家人和鄰居也都患同樣的病的實際，反映這次“放開”是否正確。現在能上網了，疫情也已經放開了，再討論此是否該放開已無實際意義；我現在也無力了解這一個多月疫情放開后各地發生的情況，不能無根據發議論，唯希望“確保防控措施調整轉段平穩有序，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再是媒體輿論，政府文件，而是切實組織施行。自從去年11月出院以來，我一直在病中，除了社區兩次來電話叫打疫苗外，無人關注過，更無人上門送藥，藥店現在連復方甘草片也買不到，。但愿這只是我個人遭遇

　　我現在想抓緊有點精神的時候，續完這篇《三年防疫斗爭》，提出不同認識供決策者考慮。

　　對中國三年防疫，我的觀念不同，認為總的是“斗爭”，“三年有力有效防疫”不完全反映實際，掩蓋了問題，不能實事求是決策。

　　三年前的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醫生因發布新冠病毒消息，被有關部門訓誡，新冠病毒與人的斗爭，一開始就同時表現為官僚主義與“吹哨人”的斗爭。

　　在新冠病毒“突如其來”的一個多月時間，我們基本沒有防備。直到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時，黨中央、國務院聽取了高級別專家組1月19日下午閉門會的匯報，做出武漢封城，按照甲類傳染病來管理的英明決策，進行了有力有效的防疫，取得舉世無雙的偉大防疫成果。

　　但就在中國開始有力防疫，并日見成效的時候，2020年1月25日，方方的《武漢日記》出籠了。方方和挺方方《武漢日記》的人說，《武漢日記》講了“真實”。而實際整個日記都非方方的親身經歷，全是“我聽說”，“聽朋友說”，“從朋友處打聽到”，全是他人說，方方執筆；全是陰暗面，根本不反映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全國人民的集體主義精神，不反映全國各地三萬多醫護人員不是為利益驅動奔赴武漢抗疫實際，不反映中國最早最快地扼制住瘟疫的實際。方方自陳：“在寫的過程中，就有出版社詢問，包括一些漢學家、翻譯家，甚至是中介代理人，所以是邊寫就邊翻譯的，翻譯的動作也不怎么慢。”《武漢日記》是國內外反華勢力合作，制造散播虛假信息，借疫情攻擊中國。

　　人與病毒的斗爭，同時表現為社會斗爭、國際斗爭。在新冠病毒防治中的中西醫、中西藥的斗爭，“動態清零”同“與病毒共存”的斗爭，背后都有不同集團的利益之爭。

　　2020年1月28日至3月15日，我連續發表9篇文章。

　　如果查時間，“統籌”防疫與經濟，在中國，我是適時提出第一人：“我認為，有必要提出‘抓防疫，穩生產’。所謂勝利，就是不能讓病毒長時期影響社會的正常生活。”（劉金華2020年1月28日《抓防疫，穩生產》）當時注意者很少：“我寫了篇《抓防疫，穩生產》，烏有之鄉發表了，看的人不多，表態的支持者、批評者，都是10人，有一位感到‘憤怒’。”“盡管現在講這事，會被認為不合時宜，會挨罵，但我還是再次向領導者提出：‘現在是提出這個方針的時候。新冠狀病毒疫情的防治仍然是當前的首要，但不是現在的全部。’”（劉金華2020年2月2日《有遠見  要警覺》）我強調辯證地全面看問題，“現在開始恢復生產了，倒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在生產中，一不小心防疫造成瘟疫又蔓延，可能就罪責難逃了。所以，我必須說：‘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第三次強調‘這是在非常時期進行生產’，在‘抓防疫，穩生產’中，‘新冠狀病毒疫情的防治仍然是當前的首要’，生產中‘需要考慮一些非常措施，防止病毒在集中的人群中傳播’；同時，穩生產不僅是社會正常生活之要求，也是防疫的保障，不僅醫生工作，工廠加班生產口罩，醫藥，直接保障防疫，其他生產也是保證長期防疫的必須。……現在，如黨中央指出的：給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出了一道思考題：必須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在重大考驗面前，演奏一部激昂奮進的鋼琴協奏曲。疫情防控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引領曲調、凝聚力量的那架鋼琴，而其他重要工作，則正是與之協調共進的整個樂隊。”（劉金華2020年2月4日《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

　　事實表明，我也首先適時提出要“因時因勢優化疫情防控措施”：“現在‘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把落實工作抓實抓細’。過去，冠狀肺炎突然襲來，來勢兇猛，倉促迎戰，首先是要阻斷傳播渠道，封城、隔離人的接觸，需要措施果敢。現在，工作抓實抓細，我認為，‘實’不僅是落實中央部署，主要的是聯系當地當前實際。如何在人群集中與經常流動的不斷增加中防疫，這是當前的實際。根據這個‘實’，必須要‘細’。‘細’也不只是工作細致，更要對實際深入分析，分別對待處理。中央大政只有一個，各地情況則千差萬別，需要把中央部署聯系當地當時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不能再是簡單地、籠而統之封城、隔離。各地的實際不同，如何抓實抓細，要靠身臨其境的干部群眾實事求是地創造。媒體要多報道這方面成功的做法。”（劉金華2020年2月10日《當前關鍵是把工作抓實抓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2月3日會議，已形成了‘兩手抓’的總體決策。防疫仍然是當前的首要，生產生活關系社會的穩定。政策確定之后，干部群眾就是決定的因素。廣大群眾與防疫復工關系十分密切，具有高度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他們的實際，最終決定防疫復工雙勝利。領導應當前移到第一線，依靠身臨其境的干部群眾，把工作抓實抓細，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共同攻關克難，是奪取雙勝利的關鍵。……在群眾性的防疫復工斗爭中，會創造出解決問題的實踐經驗，通過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實踐，可以提煉出普遍性的東西來，增強社會的免疫系統，健全完善社會體系。”（劉金華2020年2月19日《從群眾實踐中來》）

　　“現在，冠狀病毒基本控制住了，按照現在的疫情動態，大概勞動節前可告勝利。社會封閉了一個多月后，開始轉入正常生活，黨和政府以及企業越來越需要恢復生產，而思想界和民間對這場防疫戰爭的反思會越來越多。以后，防疫戰爭中那種舉國一致的簡單的對冠狀病毒隔離開的工作方式不能再繼續，一定要轉入正常的復雜的社會生活的科學治理中，”“現在，在防疫情況下恢復生產，事情就復雜了。不能簡單隔離了，需要探索在非常狀態下的生產，需要真正的‘預防為主’”,“這不能靠行政措施，要靠科學”。（劉金華2020年2月25日《事情將要復雜起來》）

　　我已經注意到疫情在社會中反映出來斗爭。對石正麗出來回應病毒來源自實驗室質疑，希望國家調查以還她清白，提出“‘2019新型肺炎應急科技攻關研究項目’應急攻關專家組組長。現在應當集中全力于2019新型肺炎應急科技攻關工作，用實事表明你是什么，現在要求國家分心來澄清自己的清白，很不好。問題可以留待新型肺炎阻擊戰勝利后，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劉金華2020年2月10日《當前關鍵是把工作抓實抓細》）

　　“國家、人民、企業主應當商量如何分攤受到的損失，要出主意、想辦法在今后的生產中彌補這些損失，而不能簡單地依賴國家補填，要兼顧。鍋里沒有，碗里不會有。我們應當從這次防疫戰爭認識國家集體的重要性，一定要固國家元氣，絕不能損公肥私！”（劉金華2020年2月25日《事情將要復雜起來》）

　　“‘應該利用這次暴露出來的材料。但是現在不能更深探討，……但是必須指出，我們抗疫復產，是為人民！離開了為人民這個宗旨，抗疫復產路子就會走偏，國家、人民的‘危’就會成為某些人升官發財之‘機’，產生更大的社會災害！”（劉金華2020年3月9日《抗疫復產為人民》）

　　“3月9日，看到鄧聿文的《習近平急著推動復工背后的三重憂慮》，我寫了《抗疫復產為人民》，提請領導層考慮我們抗疫復產是為了誰！剛才看到，同一天，3月9日人民論壇的《中國抗疫密碼：黨的四大能力彰顯威力》，……再寫‘抗疫復產為人民’。 任何黨，都有‘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這是政黨必須有的。理論應當進一步說清楚，這些‘力’來自哪里，作用在什么地方。……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國，是生活在實際中的群眾首先發現冠狀病毒，但是，一些領導人不相信群眾，否定群眾的警告，結果犯了嚴重的錯誤。后來‘封城’的成功，當然黨和政府的正確決策很重要，但這是一方面，還必須認識到：‘廣大群眾與防疫復工關系十分密切，具有高度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是決定性的。必須一切都要以為人民為出發點和歸宿。”（劉金華2020年3月15日《再說抗疫復產為人民》）

　　“《再說抗疫復產為人民》，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列入‘黑名單’拒收，一個中央網站開始也以“垃圾郵件”退回”。（劉金華2020年3月20日《“黑名單”黑了誰》）明白表示反對我的觀念。社會存在不同觀念是必然的，正常的。在《再說抗疫復產為人民》文中，我對鐘南山院士的“假如各國都能動員起來，可以期待6月份控制住疫情的”，表示了不同觀點，認為“鐘南山是病毒專家，他從病毒活動規律，認為6月氣溫高了，病毒就不活躍了。”而我認為歐美國家“制度不同，隔離不可能像中國、朝鮮嚴格；由于前一階段有失防范，受感染的人很多，現在集中爆發，難以應收盡收，收進來醫療力量也嚴重不夠，這兩個問題要盡快解決。解決不好，不僅死人多，6月份全世界也恐難控制住疫情。”以后的事實證明我正確。因為，我不是簡單地從新冠病毒本身看問題，而是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公共衛生范疇，與國家制度相關。防疫不僅依靠科學、還要依靠國家和群眾。

　　在《“黑名單”黑了誰》文中，我指出特朗普講“武漢病毒”，意指“中國病毒”，認為“鐘南山院士講的‘病毒首先出現在中國，但不一定發源于中國’，也沒有根本否定特朗普的說法，倒先承認了‘病毒首先出現在中國’，這是不慎重的。從我看到的材料，病毒首先出現在哪里，是需要調查論證的問題。”

　　認識不同，可以視我的文章為垃圾，但列入“黑名單”，不讓我發表意見，表現為防治病毒認識上的對立斗爭，我感受到專家霸道。而這種專家霸道發展為專家專政，導致中國防疫今天重大挫折。

　　中國與歐美對新冠病毒的觀念和防治路線根本不同。中國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防疫復產為人民”，而歐美國家則是明確“為防疫而讓美國經濟停擺不劃算”，“國家經濟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第一位是經濟，防疫不能影響經濟，而人命應當為經濟做犧牲！由此產生了防疫的中國“動態清零”與歐美的與病毒共存的道路對立。

　　2020年4月7日網傳原新華社國際部財經新聞采編室副主任明金維提出10條意見的第七條說，“疫情可能會出現多輪，第一輪中國占優，但在歐美國家以高病死率為代價，通過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人群淘汰后，在第二輪中可能占據優勢。中國面臨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國人民當然反對用這種“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人群淘汰”，我在2020年4月25日發表《穩生產要體現社會主義特色》批判：“全世界抗疫穩經濟有兩條道路，一是中國道路，靠社會的力量，組織民眾防疫，扼制住疫情，復工復產。我們看到，這已經取得抗疫的決定性勝利，生產也有了起色。一條是美國道路，重經濟，輕人命，‘為防疫而讓美國經濟停擺不劃算’，‘國家經濟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結果是，人死的最多，經濟也支撐不下去。”

　　在中國，沒有人敢公開提出“社會達爾文主義進行人群淘汰”的反人類防疫道路。中國專家提出一條通過全面打疫苗實現群體免疫的路線。中國政府采納了專家路線，同時堅持“動態清零”。

　　疫苗防疫是已有的預防病毒的有效的方式。但是，新冠病毒疫苗不同于已有的疫苗。現在，醫學對新冠病毒尚未完全認識，新冠病毒疫苗也沒有按科學要求走完全面研制使用檢驗全過程，世衛組織也只是批準作為應急疫苗使用，疫苗防止新冠病毒的作用，還待證明。

　　事實上，不同專家在不同時候的認識也不同，常常自我否定。開始，專家認為接種疫苗可以防止新冠病毒感染。這個認識很快就被國內外的實踐否定了。2021年7月29日，張文宏發表《南京疫情促使全國經受壓力測試，為未來提供更多思考》，提出“數據可以告訴我們，未來哪怕我們每個人都打了疫苗，新冠仍然會流行，不過流行的程度會降低，病死率可以降低。”“通過疫苗接種，在短期內通過人群免疫力的建立，降低至季節性流感的水平。人類如果沒有疫苗，也會通過逐漸建立群體免疫，學會與這樣的病毒相處，但是需要數十年的時間，同時要付出大量的代價。”

　　我在2021年8月1日《談談防疫的幾個問題》寫道：“當前防疫與穩經濟，是世界的主要問題即主要矛盾。西方現在寄希望于接種疫苗。現在，中國政府防疫也走上這條路，著重于接種疫苗。許多專家是這個意見。而民眾則認為“接種疫苗非永逸”，要科學評價疫苗的作用。接種疫苗后的人感染病毒，證明了民眾觀點正確。事實上民眾的觀點符合‘應急疫苗’的使用原則。”

　　2021年8月20日，鐘南山發表視頻演講也作出研判：“80%以上的人口接種疫苗之后，中國可以建立有效的群體免疫。”

　　2021年8月24日，我發表《送瘟神》，指出：“完全寄希望于接種疫苗，形成‘群體免疫’與病毒共存”，如美國之音找了兩個“華人專家”所說：“‘與病毒長期共存’這個觀點，間接否定了中國政府自武漢封城以來，這種‘清零’和嚴防死守的抗疫政策，變相地宣告了中國抗疫的失敗……請大家想想，既然未來要長期共存，何必當初封城、封小區？搞得人心惶惶、雞飛狗跳？反正早晚都會感染。其實張文宏醫生說的是專家之言，依據‘病毒變異’和‘疫苗只能減輕癥狀、無法完全防護’這個現狀，給出的防疫方案：第一是封堵無效；第二是疫苗可以減輕癥狀，降低死亡率，這樣兩個問題。”我引毛澤東《送瘟神》，“作者寫‘送瘟神’，并沒有具體寫打針、吃藥以及消滅血吸蟲的過程，而是將其放到全國人民改天換地的偉大實踐中去，從而使詩作具有更深廣的思想意義。”主張對新冠病毒應當從“動態清零”進到依靠群眾，根本清除病毒的存在環境，徹底“清零”。“我不能斷定現在危害人類的新冠病毒何時能夠消滅，但是，自然界、社會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凡是歷史上產生的，也必然在歷史發展中消失。‘清零’的防疫方針，不僅符合自然辯證法，更是促進積極的對新冠病毒進行科學研究的方針，可以幫助人類戰勝新冠病毒；而現在提出‘與病毒共存’，缺乏科學根據，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會對科學研究起消極作用。”“發不發生冠狀病毒或其他瘟疫，防疫都必須常態化，但是，疫情絕不能常態化。”

　　本文不談強行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的合法性，但是提請國家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疫苗管理法》，反思2021年后的政府、專家和有關企業的防疫作為。

　　我要著重闡明的是，2021年是中國防疫的轉折年。這是潛移默化的轉折，是在中國政府同時實行“動態清零”與“疫苗防疫”，并在實踐已經證明不能防止病毒感染后，仍偏信專家之言，強行全民打“加強針”，就注定會如美國之音說的：“宣告了中國抗疫的失敗”。

　　對于疫苗防疫效果，我們過去只是質疑。倒是美國和一些專家一開始就清楚，“‘與病毒長期共存’這個觀點，間接否定了中國政府自武漢封城以來，這種‘清零’和嚴防死守的抗疫政策，變相地宣告了中國抗疫的失敗”。我認識疫苗防疫的中國動態清零方針的破壞作用，是從統計數字看到，上海2022年4月7、8、9三日的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無癥狀感染者是824例和20398例、1015例和22609例、1006例23937例。發現了“一個特點，即這次疫情出現大量的無癥狀感染者”，并且感染者迅速增多。4月12日發出《我對這次疫情的思考》“請有關部門進一步考察分析”。我在文中提出三種考慮：如果有癥狀者大多數是未接種疫苗或接種次數少，無癥狀者大多數是接種疫苗達到某次，不治療也不出現癥狀且對身體也無害，那么接種疫苗是有效的；如果有癥狀者已接種多次疫苗，無癥狀并非對身體無害，那么，就應當明確否定“與病毒共存”；最后，我用加粗字寫道：“接種疫苗是否因感染者無癥狀，而使得對病毒傳播發覺困難，導致產生這次嚴重疫情”？！最后的考慮，是問題的要害。

　　病毒感染者產生癥狀，可以立刻被發現，早隔離早治療，阻止其傳播，及時“清零”。在打疫苗之前，2020年也有為數不多的無癥狀感染者。由于身體免疫力比較強，在長時間不會出現臨床癥狀，但是與其密切接觸者一旦感染了這種病毒，由于免疫力偏低會及時發病，從而可以通過針對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進行篩查，很快查到無癥狀感染者，雖不很及時，但還是能較易，早隔離，阻止其繼續傳播。2021年全民打疫苗后，由于普遍增強免疫力，從而 “無癥狀感染者”也較普遍，不能及時發現及時隔離者越來越多，不僅及時“清零”做不到，并在2022年形成大量的隱形病毒傳播，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上海2022年4月7、8、9三日的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千病例和兩萬多無癥狀感染者。專家說新冠病毒變異后，毒性小傳播快。我想提出另一種可能，即在打疫苗后：人的抗疫性提高同時產生了大量的傳播病毒的“無癥狀感染者”，這種情況下，針對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進行篩查發現“無癥狀感染者”，達不到目的；“早發現早隔離”的“動態清零”已不可能。但是，政府還是想通過強制實施全民做核酸，查出病毒感染者，隔離、治療，“清零”，在到處都是數以萬計的病毒傳播者的情況下，為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斷“層層加碼”，除引起民眾不滿外，已無法阻止病毒的迅猛散發。防控感染防不住了，必須嚴守醫療救治最后一道防線，防重癥，盡可能少死亡。

　　從防控感染退到醫療救治，雖然不得已但是正確的決策。我只是認為，就如2020年新冠病毒“突如其來”一樣，2022年放開疫情也是突如其來，民眾毫無準備，政府未做好醫療救治方面的準備就倉促地全線退卻，感染爆發，形成社會恐慌。而在輿論上，將這次被迫把工作重心從防控感染轉移到醫療救治上，說是“轉變觀念”，“優化新冠疫情防控措施”。這在去年12月11日的信中已經說了，其政治影響是嚴重的，這里不重復。

　　中國2020年抗疫成就偉大，但是，一些人驕傲了，躺在已有偉大成就上沾沾自喜，背上了包袱，不開動思想機器了，思考復雜起來防疫形勢，工作不“實”不“細”，把復雜的抗疫斗爭，簡單化為全民打疫苗。我們不能文過飾非，而應當深刻反思三年防疫，總結成功經驗，汲取后來失敗教訓，提高思想認識，實踐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

　　我在《2022年大勢 新冠病毒》曾經寫道：“我想，在新冠病毒流行第四年里，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種，防線前移，‘御敵于國門之外’，基本上扼制住病毒的生存空間，從而極大地減少病毒傳播，中國由于制度和人民文化的優勢，可以實現這種情勢。另一種可能的狀態，就是為了經濟利益，犧牲一部分人的健康和生命‘與病毒共存’，把新冠病毒當流感。無可奈何地接受癥狀輕，死人少的‘群體免疫’，外國可能是這種狀況。”現在看來，中國竟也無可奈何地接受癥狀輕，死人少的“群體免疫”！鐘南山2022年12月15日在“全國高校科學抗疫講座”中竟然講：現在致死率0.1%左右的奧密克戎已經不適合叫新冠肺炎了，實際上是新冠上呼吸道感染，或者簡單說就叫“新冠感冒”。

　　我還是堅持中國對新冠病毒“清零”。現在，中國雖然處于新冠病毒包圍之中，但可以各個擊破，一個地方一個地方“清零”，最終實現全國“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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