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殺了你爸爸。”

　　11月12日，湖南沅江市三中的高三羅某杰在辦公室里刺死了自己的班主任。

　　那一天，學校高三所有班級正在進行全市統一的學歷水平考試。原本在下午考試結束后，實行封閉式管理的學校會放幾個小時假，允許學生們到校外活動。但鮑老師卻把全班同學留了下來，讓大家觀看一部時長16分鐘的勵志視頻，并要求每人寫一篇500字的觀后感才能離開。

　　臨時增加的兩項任務，讓打算到鎮上買東西的小羅感到不滿，還當場和幾個同學表示了反對。老師離開后，他起身去廁所，并一直在走廊上逗留。他的行為被班主任看見之后便被叫到了辦公室。

　　那時，班主任批評的，不僅是他當天不端正的態度，還有最近起伏較大的成績。鮑老師讓他報了號碼，當打給父親的電話無人接聽，鮑老師正準備撥通母親電話時，站在側后方的小羅突然掏出水果刀，刺向了鮑老師。

　　鮑老師的女兒跟羅同學同班三年，事發后，羅同學回到班內，對她說“我殺了你爸爸。”

　　沖到辦公室里時，她看到了遍地鮮血。

　　而羅同學的父母得知消息后也幾乎昏倒，他的母親在兩天里只喝了一碗稀飯。他們表示，賣掉房子、傾家蕩產也要對鮑老師的家人做出賠償。

　　家中的頂梁柱突然離去，優秀的獨子前途盡毀，這一出悲劇毀了兩個家庭。

　　悲劇已然發生，再多的關注也無法消去兩個家庭收到的傷害。我們要思考的是，這一悲劇是否是孤立的個案?究竟又是什么，使“一直很懂事”、“成績還不錯”的小羅揮刀刺向了自己的班主任?

　　為什么羅同學會殺人?我想，不能僅僅歸因于他個人心理的脆弱。高三學生的過激行為絕非僅此一樁。

　　實話說，在看到這一事件的最初，我并不感到驚訝。

　　也許是高三學生自殘或傷害他人的新聞太多了吧。

　　我高二那一年，也曾親眼目睹同校高三的一位學長因為一模成績不理想直接從三樓跳下，鮮血在地磚上漫延。所幸他只是摔斷了雙腿，沒有傷及生命。事后我們旁敲側擊地問他，究竟為何做出如此行為，他說：“我并沒有想要自殺，只是壓抑了大半年，我必須發泄。”

　　就在湖南，兩年之前也有一起高三學生弒師案。2015年12月4日，湖南邵東創新學校的高三教師老滕，被自己的學生小龍刺死在了辦公室里。他是個認真負責的老師，他的筆記本里，總是有全班同學的考試成績排名，上面標明了哪個學生考試成績上升，哪個學生下降。他的班里有一套詳細規章制度，從上課遲到至不認真聽講都有詳細規定。每違反一條就扣除相應分數，下降到一定分數，就必須得叫家長。那一天，他就是請來了小龍的母親。小龍殺了滕老師以后，面對攔著他的母親只說了一句，“我終于自由了”。

　　與其說羅同學殺人是因為他自身心理脆弱，不如說是高三的壓力使每個人都處于即將崩潰的臨界點。一次兩次的個案也許可以說做個人問題，可是如此頻發的悲劇卻讓我們不得不對眾多學校學校高三“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的教育模式生出些質疑了。

　　為什么羅同學會殺人?我想，不能僅僅歸因于當天那幾句口角。500字觀后感半個小時就能寫完，但這口角點燃的卻是接近一年所堆積的矛盾。

　　在學校里不少師生看來，鮑老師一直把羅同學當自己兒子看待。羅同學成績經常保持在班級第一、年級前十的水平。正因為如此，給大家印象總是很隨和的鮑老師對他一直是既器重又嚴格，常常找他談心。

　　但這份關愛卻被羅同學當成了麻煩。他的成績足夠讓他考上一所重點大學，鮑老師也一直期望他能考上好大學為校爭光，但他對此并無太大興趣。他曾經給不止一個同學講過，自己只想考取本市一所普通二本學校：“我只想過輕輕松松的生活。”

　　也許這才是羅同學和鮑老師矛盾的根源。學生需要上大學，學校需要升學率，高三，實際上就是為了取得大眾眼中的成功——考上好大學——而進行的為其一年的魔鬼訓練。每個人的高三都充滿著無窮無盡的作業、考試、排名，兩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只要醒著就在一遍遍地進行著重復性練習。老師為了學生們能在科目上取得更好的成績總是得空就補補課，盡量多地安排些小測，通過排名督促學生更加拼命地學習。對于高三學生來說，為了完成任務過多的熬夜帶來了生理上的壓力，而更讓人焦慮的則是不斷變化的排名給人帶來的心理壓力。

　　如果說那些一心想考上好大學的學生還勉強可以忍受這種異化的學習的話，對于只想“輕輕松松生活”的羅同學來說，高三生活實在無異于地獄，是對自己天性的一種奴役。而鮑老師作為一個希望他考出盡量高成績的人，作為一個直接給他布置作業的人、直接因為排名不穩定而批評他的人，很容易會被他當作剝奪他“輕輕松松的生活”權力的人。

　　長久以來的壓抑被一次微不足道的沖突引燃，最終造成了慘劇。羅同學與鮑老師的沖突表面上看只是一次關于電影觀后感的口角，實際上則是來源于羅同學“輕松生活”觀念和學校、家人對分數追求的矛盾。

　　為什么羅同學會殺人?我想，又不能僅僅歸因于學校追求升學率的應試教育與羅同學個人只想輕松生活的態度之間的矛盾。而是在于懸殊的階層差別使有些人必須要通過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才可能“輕輕松松的生活”。

　　十年前，19歲的安徽考生徐孟男參加高考時，并沒有在試卷上填寫正確答案，而是寫上了激情澎湃的“教育宣言”。這是他計劃已久的，他希望能夠通過這種行為喚醒千百萬人對應試教育的反思，改變現有的體制。但是，面對冰冷的體制，個體的反抗顯得無力又悲壯。走出考場，高中學歷讓他只能選擇在流水線上打工，每天上班十個小時以上，有的時候連著幾個月都沒辦法休息一天。最后，他不得不跟現實相妥協，重新高考。正是對應試教育制度的反抗造成了徐孟男的悲劇。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在這種體制之下，個人完全無法選擇自己的道路。只有通過高考才有一絲階層上升的機會。

　　假如中途沒有發生變故，羅同學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本市的二本大學讀書，十年之后，他是可能實現自己“輕輕松松的生活”的夢想，還是不得不日日夜夜坐在流水線上或是格子間里，為老板說的一句話而賣命呢?

　　這樣看來，像鮑老師所期盼的那樣，忍受應試教育、考上好學校，反而確實是赤腳醫生家庭出身的羅同學實現他輕松生活夢想的最佳途徑。鮑老師對他的關心與嚴格要求，的確是“對他好”。但這種“對他好”，卻導致學生把刀指向了他。

　　應試教育是場極大的悖論。它一邊極殘酷地扼殺了學生的天性，一邊又成為實現個人成功的唯一出路。而弒師，只是對這場悖論走投無路的反抗。如果說層出不窮的弒師事件只是偶發的慘劇的話，那么這種荒誕的體制，就是無時無刻的用巨大的機器扼殺著千百萬花季的少年。

　　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聽到高三學生殺死老師的新聞了。諸如醫患關系、城管與小販等等事件更是屢屢以悲劇的形象出現在我們眼前。

　　但是，無論是老師還是城管，他們只是一套系統中最微觀的執行者而已。倒在血泊中的老師背后，是一條無法跨越的階級鴻溝。如果普通人家的孩子依舊只能通過高考擺脫被流水線奴役的命運，如果渴望輕松自由的學生們與他們的夢想還隔著一層他們無法忍受的應試教育，那么，師生的矛盾永遠無法化解，而今天的小羅，只會是祭旗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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