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過去了，再讀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亦稱“兩論”)，不禁感到，一個擁有哲學、學習哲學、運用哲學的民族是多么幸運;而一個民族，如果拋棄哲學，視哲學于無用之物，盲目地發展，又不停地困惑，是多么可怕、可悲。這里的哲學，當然指的不是形而上學的哲學。

　　1937年7月，是盧溝橋事變發生的月份，也是中華民族命運和東亞格局的轉折點。在這樣緊迫的歷史關頭，毛主席兩篇研究哲學的文章，一經發出，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廓清了人們思想中的迷霧，這充分說明：現實問題抽象出來，便是哲學問題，現實關系抽象出來，便是哲學關系，研究懂了哲學，便擁有了思想的武器，便有了解決現實問題的指導方略和方法。因此，“兩論”本身就是最高層面的制勝武器。

　　今天，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們是應擯棄哲學、遠離哲學，還是應精研哲學、繼承瑰寶、學以致用?答案顯然是后者。重讀“兩論”，其意義便不言而喻。下面，就試用“兩論”來認識、分析當今中國的一些現象，分析實踐中的得失。謹談談我有限的思考。

　　一、學懂“兩論”，就會發現，高校文科中長期占據主導的某些西化觀點，是典型的形而上學，不加批判地學習、傳播這些觀點，是非常可笑的。

　　《矛盾論》第一部分“兩種宇宙觀”中指出，“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句話讓人直接想到前些年對中國學術界影響很大的“歷史終結論”。美國人福山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與此相伴的是“共產主義失敗論”。這種觀點作為西方主流觀點，被我國高校引入課堂，雖然未被奉為圭臬，但西方和我國親西方的強勢話語體系的影響，使得這種觀點輻射了很多學生，讓他們認為，共產主義事業真的不行了。

　　實際上，哪怕不去研究國際政治問題，僅初讀《矛盾論》，便能發現，“歷史終結論”在哲學上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學，是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看問題：歷史是不斷發展的，認為歷史會終結于某種制度的本身，就是靜止的世界觀;以蘇聯的失敗斷言共產主義的失敗，就是片面地看問題;只看到蘇聯解體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負面影響，看不到失敗帶來的積極影響，就是孤立地看問題。這樣的理論，首先就經不起哲學層面的檢驗，更不用說是實踐，因此它必然是偽科學。果然，2014年，福山自己開始否定自己的觀點，尖銳指出了“美國政治體系已經腐朽”，終結了自己的“歷史終結論”。

　　再討論“歷史終結論”已然毫無意義，但反觀這樣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居然一度成為了學術視野中的海外“新鮮空氣”，成為了青年思想的“營養”，成為了國人心頭的“迷霧”，不禁感慨良多。如果我們能夠早些撿起自家哲學的武器，或許，在國際風云際會面前，我們的思想可以更從容。

　　二、學懂“兩論”，就能明白，黨員干部“走群眾路線”，絕不應是一種形式，也不僅是工作的一個方面、一種手段，它應該是政治工作的生命線，是須臾不可離開的。

　　近年，與一些基層公務員交流，能聽到諸如“又要走群眾路線下基層了，好煩”、“前幾年可沒有這么苦”之類的抱怨。這樣的抱怨，一方面反映了，“走群眾路線”客觀上確實加大了基層公務員的工作量，且這些工作還不好敷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對于為什么要走群眾路線，很多人的理解還很不到位，以至于欠缺主動性。

　　實際上，習總強調的“做好黨的一切工作，必須走群眾路線”，不僅是因為，根本上說共產黨的性質是人民政黨，脫離人民會產生執政危機，還有很淺顯而重要的一點：如《實踐論》中指出的，“你要有知識，你就要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公務員，管理、服務和帶領的是中國的人民，可如果連自己的人民都不了解，沒有建立密切的聯系，談何執好政、當好家!

　　觀當今很多干部的人生軌跡，在上大學以前的階段，忙于應試，只了解自己的家庭和課本知識;在大學階段，只了解自己求學的小環境和專業知識;到了單位，每天最熟悉的是辦公室的人情世故，是機關的行政常規，是堆砌和撰寫文字材料;縱有調研的機會，也往往時間很短、浮光掠影。忙來忙去，與自己國家最大多數的人民，乃至自己直接管理領域的人民，是高度脫節的。這樣，縱然是有高學歷，也很忙碌，看起來熱熱鬧鬧，實際上怎么能很接地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呢!有了學歷教育，卻缺失“人民教育”，使得“黨的教育”總顯得空洞，這不僅是個人的缺失，是否也應鞭策某種改革的方向!

　　要想搞好“黨的一切工作”，都離不開接觸人民群眾的實踐，這不僅是為人民服務的使然，也是實踐論的真理使然!

　　三、學懂“兩論”，就能明白，無論是前些年貶低中國無所不用其極的“中國崩潰論”，還是近幾年只看到發展的成績、認為可以此“享盛世”的觀念，都是在片面地看問題，都是錯誤的。

　　《矛盾論》指出，“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了解中國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產黨一方、不了解國民黨一方，只了解無產階級一方、不了解資產階級一方，只了解農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順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難情形一方，只了解過去一方、不了解將來一方，只了解個體一方、不了解總體一方，只了解缺點一方、不了解成績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片面地看問題，便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前些年，我國的網絡輿論生態堪憂，各種抨擊中國、唱衰中國的聲音不斷，“吃飯砸鍋”、“呲必中國”的現象頻頻發生。在這個階段，網上非常流行的就是各種“中國崩潰論”主題的文章、段子，列舉各種負面現象，認為中國不行了。這樣的觀點蠱惑了很多網友。實際上，不僅支持這些觀點的諸多事例系偽造或夸大，單純只看到負面、看不到正面的認識方法，就是錯誤的。這既不符合中國的實際，也不符合認識的規律，必然會破產。事后來看，這些別有用心的內容，很多是敵對勢力制作并推廣的。

　　經過幾年來中央對網絡輿論生態的整治，網上正能量越來越多，網絡空間正在逐漸清朗起來，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同時，也能發現，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在一些干部的觀念中，隨著點贊中國的聲音的加強，他們只看到成績，看不到問題，只看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盛世”，看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看不到人民群眾的諸多不滿，看不到形勢錯綜復雜的一面，拒絕批評，尤其不能對自身和自己部門的工作進行反思。不僅自己不反思，還不允許別人提意見，認為提意見就是傳遞負能量，就是不講政治。這樣的認識，很容易讓人陷入“享盛世”、“享受最偉大時代”、“驕傲自滿”的誤區。這種認識，與“中國崩潰論”一樣，也是錯誤的，因為只看成績，這也是一種片面。而點贊聲中，有沒有不必要的、夸大了的吹捧?有沒有敵對勢力的“捧殺”?一些吹捧，會不會讓人麻痹了意志?值得深思!

　　實際上，如果能從一開始就杜絕認識的片面性，盡可能既看一面，也看另一面，既看到問題，也看到成績，那么，我們就不容易被一些錯誤觀點帶偏。

　　四、學懂“兩論”，就能更好地理解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的很多新熱點、新提法、新思路，能理解很多對辯證關系。

　　關于網絡輿論工作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矛盾論》指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正因為十八大以后，黨中央發現，“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老百姓上了網，民意也就上了網”已成為普遍現象，換言之，互聯網的輿論治理能否過關已成為輿論斗爭中的主要矛盾，所以，加強黨管網絡、黨管輿論也就勢在必行。大多數國人在十七大的五年中，應該想象不到還會有一個部門叫“中央網信辦”，就連今天自己在網信辦工作的同志，幾年前也未必想得到。然而，今日的中央網信辦，正在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實踐論》指出，“真正的革命指導者......而且在于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于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著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于新的情況的變化。”“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這是形勢變化的使然，也是黨中央對形勢的準確研判。“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關于維權與維穩。

　　維權與維穩是不是一對矛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很多人的心中，它們就是一對矛盾，以至于，維穩的重要內容，就是攔截維權上訪。但是，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對真矛盾呢?就算是矛盾，《矛盾論》告訴我們，矛盾諸方面，除了斗爭性，還存在同一性。還有一點，就是站在誰的立場分析問題，是站在地方保護主義、部門利益的角度看問題，是為官僚利益集團說話，還是站在13億人民的角度發聲。

　　習近平指出，“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終要看是否有利于人民安居樂業，要求把人民群眾的事當作自己的事。”正因為如此，他強調，“維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明確了維權與維穩的關系，揭示了二者從根本上是統一的事實。這不僅是以人民為中心的考量使然，也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正確認識。反過來思考，以為攔截上訪就是維穩了，以傷害人民權益求得形式上的和諧，這是真和諧，還是真違法?是在解決矛盾，還是在制造矛盾?以追求形式上的“一成不變”來治理社會，難道不是另一種形而上學的錯誤世界觀么!

　　關于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

　　環境與經濟是不是一對矛盾?很長一段時間，認為二者“此消彼長”的機械的世界觀占據了相當一部分干部的頭腦，以至于，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成為了很多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只看到二者的斗爭性，看不到二者的同一性，看不到二者的相互轉化，看不到一方對另一方的基礎性作用，這既是政策的失誤，何嘗不是沒有學好、用好辯證法，從哲學上就失誤了!好在，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五位一體建設中的“一位”就是生態文明。

　　“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講的是二者同一性、兼得性。“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講的是前者對后者的基礎性作用，也揭示了，在當下的發展階段，維護綠水青山已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了“本”。“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是講的二者的同一性、統一性與可轉化性。明白、理順了這幾點辯證關系，就很容易跳出“此消彼長”的錯誤認識。也就不難理解，諸如為什么長江治理“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關于反腐敗“永遠在路上”。

　　人民群眾與國家干部是一對矛盾，但這是人民內部矛盾，而且二者本質上應是一致的，國家干部依存于人民群眾，人民群眾也需要國家干部。然而，當官僚主義、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人民群眾享受不到發展的成果，內部矛盾就容易被激化，二者的斗爭性就愈發顯現。這就是“水則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此外，體制內支持反腐敗的力量與腐敗力量，也是一對矛盾。二者的同一性表現在，同為國家干部，共同共事，甚至有著共同的部門立場。而斗爭性則表現為，一方腐敗，一方反腐敗。

　　如果反腐敗斗爭能夠大力度地推進，二者的斗爭性占據主導，超越了同一性，那么，體制內健康力量與人民群眾的同一性就加強了，人民群眾就能夠擁護國家干部，政權就能長治久安。反之，如果前面二者的同一性占據主導，反腐力量不作為，腐敗力量愈發坐大，那么，人民群眾與國家干部的斗爭性就會加強。理解了這兩對關系，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只有進行時”——只有一種斗爭性主導著，另一種同一性才能維護著!

　　關于以人民為中心。

　　我們知道，經濟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中心。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實踐中，我們還要問，經濟建設為了誰?經濟建設依靠誰?經濟建設富了誰?經濟建設以誰的滿意為衡量標準?思考明白這幾個問題，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習總在講話中多次提到以人民為中心。

　　當人民的積極性、滿意度、配合度成為了國家各方面發展的關鍵引擎，成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了決定因素，那么，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政理念，就應運而生。而忽視人民、把人民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或把經濟發展凌駕于人民之上的錯誤觀點與錯誤實踐，勢必造成以犧牲人民福祉為代價的不良發展，甚至走向離心離德。

　　五、學懂“兩論”，分析具體問題，或許會得出不同的思考。

　　前些天，與一位搞網絡輿情的朋友交流，他說，“現在老百姓仇官、仇富的心理很嚴重，這是不好的，應該批駁!”這位朋友的出發點，應是站在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沒有錯。他應該是看到了網上的一些負面言論，有感而發。然而，《實踐論》告訴我們，認識由“感性階段”發展到“理性階段”。感性地發現網上存在一些仇富、仇官的言論，能否得出老百姓普遍存在仇富、仇官心理的事實?以及，《矛盾論》告訴我們，矛盾帶有特殊性，因此，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那么，要得出結論，就要探究，是哪些老百姓在仇富?哪些老百姓在仇官?以及，為什么老百姓會有這樣的傾向?老百姓對哪些具體人物、具體事件反響強烈?老百姓仇不仇焦裕祿、榮毅仁?

　　實際上，這位朋友反映的現象，在網上不難看到：諸如，一名博士生按政策被選拔為副縣長，底下質疑聲一片;一個地方領導勤政事跡被報道，底下罵聲一片;一位富二代炫富，底下吐槽聲一片;一個高級干部讀錯了一個字，輿論沸沸揚揚。然而，具體分析諸多網友的情緒：他們質疑的是青年干部本身，還是對用人提拔制度注重學歷卻不接群眾地氣有所不滿?他們是謾罵領導的勤政行為，還是對干部“做點活兒就得瑟”的浮夸態度表示厭惡?他們是對所有富人仇恨，還是討厭為富不仁、不勞而獲，以及表達對“先富帶后富”兌現情況不佳的失落?他們是跟一個高級干部過不去，還是宣泄對一些高級干部長期脫離常識、脫離具體文字勞動的不滿?

　　這些負面情緒中，有沒有期待、鞭策、愿景與建言?這些負面情緒中，多少是危害社會穩定、損害個人權益的“有毒”言論，多少是應疏導的戾氣、應化解的怨氣，多少又是實事求是、最接地氣的表達，是正當的必要的訴求呢!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會發現，百姓在網上仇富、仇官問題，要得出結論，或許還為時尚早。而走好網上群眾路線，任重道遠。

　　《實踐論》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即，“一個是它的階級性”，“一個是它的實踐性”。今天，我們也可以用這句話來評價“兩論”本身。當下，雖然不提“階級”了，但用“兩論”指導現實，站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理解矛盾的轉化，理解多對辯證關系，學會正確認識事實、研判形勢，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們才能在新的時期掌握工作的主導權。矛盾是運動的，在不同領域，新的主要矛盾會不斷產生，而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可能會成為下一階段的次要矛盾，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應時而動、順勢而為。

　　在前不久的七·二六講話中，習近平提到“進行偉大斗爭”。如果說，“斗爭”這個詞對于很多人已經有點生疏的話，那么，學學《矛盾論》，翻翻中共黨史，看看國內外形勢，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什么要這么提，為誰而斗爭，為什么斗爭性是普遍的。偉大時代，離不開強大哲學的指導。讓“兩論”成為我們分析問題、開展工作的助推器，繼續發揮其理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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