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經濟發展戰略作為對未來的設想，取決于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性規律的認識，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

　　經濟發展戰略的正確與否，取決于我國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性規律的認識，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發揮。進入歷史新階段，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進一步推動著整個經濟領域的發展、改革和開放。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圍繞經濟問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其經濟發展戰略思想大體可概括為下列十點。

　　之一：中國夢中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經濟發展戰略作為對未來的設想，首先要明確發展的目標和實現的步驟。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過程中，習近平在其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中國夢”概念，指出“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最偉大夢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會上，他又用“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三個關鍵詞表達了中國夢的深刻內涵。中國夢的現階段具體指向，是實現“兩個100年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就經濟領域而言，中國夢包含著豐富而具體的任務和內容。如：在經濟發展指標上，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在人民生活指標上，要總體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和社會和諧穩定;在資源環境指標方面，要基本形成主體功能區布局，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顯著減少和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等等。可見，中國夢中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不僅將鄧小平同志在上世紀提出的小康社會設想由“建設”階段推進到“全面建成”階段，也明確了發展目標的具體實現路徑，體現了我國關于發展和改革在戰略層面分階段推進的特點，回應了人民群眾的期待。

　　之二：穩中求進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始終需要面對“穩”和“進”的抉擇。在2012年12月9日廣州經濟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按照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扎實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確立“穩中求進”思想，就是既要抓住發展機遇，又要看到國際國內各種不利因素的長期性、復雜性、曲折性，不回避矛盾，不掩蓋問題，從壞處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牢牢把握主動權。“穩中求進”的發展思想，適應了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改革和發展任務繁重的新要求。從經濟發展的邏輯來看，“穩”始終是“進”的前提，而“進”則是“穩”的方向。確立穩中求進的發展思想，實質上決定了科學發展觀能否確立，客觀上要求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而非以GDP論英雄。確立穩中求進的發展思想，要求在實踐中杜絕將“發展是硬道理”扭曲為“硬發展是道理”;防止以“效率優先”為名損害社會公平正義。從根本上說，穩中求進發展思想的提出，有利于防止一些地區提出不切實際的發展目標和要求，遏制政府部門將眼光放在“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的現象;同時也有利于在轉變方式、改善民生基礎上真抓實干，加快發展。

　　之三：民生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2012年11月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習近平強調，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活生產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月17日，他在《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中指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所以必須在全體人民共同奮斗、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所以必須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應當說，以改善民生而改革開放，即民生導向的改革開放，這是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和實惠所在，也是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改革開放發展的最終目的是強國富民、人民幸福，科學的指揮棒應是國民生產福利總值、幸福指數。確立民生導向的發展、改革和開放，不僅需要運用再分配手段，如加大轉移分配力度，加快推進城鄉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資源要素和戶籍制度的一體化，更需要在促進公有經濟和規范初次分配領域下功夫，如提高勞動收入占比、規范勞資關系、完善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促進就業和簡化前置審批促進創業等。同時，致力于民生導向的發展，也有利于遏制以“折遷”求城市發展、以惡性競爭“招商引資”求增長等排擠國內企業發展、損害國家長遠及人民整體利益的現象，增強發展的持續性。

　　之四：公有制主體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習近平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關系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對于深化改革時期的經濟發展來說，明確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很有必要。通過鞏固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堅持改革的性質，通過完善公有制實現形式深化改革，兩者都體現了公有主體型產權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促進以公有資本控股的不同所有制之間的相互持股、交叉持股，就難以削弱公有制地位。這一發展思想，有利于消除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的干擾和負面影響。

　　之五：雙重調節作用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習近平在今年兩會的講話中強調“兩個更”：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他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并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為了實現兩個百年目標，我國的經濟發展既要著眼于進一步激發改革活力，增強人民群眾對于改革的參與性;也要著眼于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發揮“兩個作用”，不僅直接關系到促發展、轉方式、調結構(產能過剩)、穩速度、增效益，也直接關系到完全的競爭性市場機制能否真正解決高房價、高藥價、亂漲價、低福利、貧富分化、就業困難、食藥品安全、行賄受賄嚴重、勞資沖突頻發、教育和城鎮化的質量不高等民生領域的迫切問題。提出雙重調節思想的重要意義在于，今后需要將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既要用市場調節的優良功能去抑制“國家調節失靈”，又要用國家調節的優良功能來糾正“市場調節失靈”，從而形成高效市場即強市場和高效政府即強政府的“雙高”或“雙強”格局。這樣，既有利于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的良性調節功能，同時在頂層設計層面避免踏入新自由主義陷阱和金融經濟危機風險。這根本不是某些中外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作用論者所說的中國仍在搞“半統制經濟”，也不是宣揚不要國家調控的競爭性市場機制的所謂“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更不是搞各種凱恩斯主義者猛烈抨擊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唯市場化”改革、規避必要的政府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與中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有著天壤之別。

　　之六：自主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在世界新格局和新形勢下，進一步擴大開放，既面臨機遇，也需要應對挑戰。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要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時我們要樹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把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聯系起來，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確立開放的自主性，關系到我國的正當利益，也決定著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前途和命運。目前，我國經濟開放的目標，主要不是如何讓更多的西方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到我國來廉價利用資源和高價轉賣非核心技術，而是“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參與中高端國際競爭。只有大力發展“控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控品牌(尤其是世界名牌)、控股份”的三控型民族企業集團和跨國公司及其產業鏈(如中海油、華為和海爾等)，才能使我國掌握技術競爭的主動權，科技創新成果帶來的GDP和利潤，才是國人可以分配的實惠。

　　之七：城鄉一體化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新時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處理好城鄉關系。在2012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他還在不同場合強調，中國的糧食安全要靠自己，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鄉村建設不能搞“涂脂抹粉”。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更具體地提出，要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在具體措施上，城鄉一體化發展需要立足解決“三農”問題，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如：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鄧小平多次強調集體化和集約化是社會主義農村和農業的“第二次飛躍”)，鼓勵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允許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試點等。面對城鎮化過程中的新問題，當前的關鍵是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如：保障農民工同工同酬、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農業保險制度、統籌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推進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統籌發展，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把進城落戶農民完全納入城鎮住房和社會保障體系。這些思想和措施，有利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之八：科技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兩個重要支點。2013年7月習近平在武漢考察時指出，工業是我們的立國之本，要大力發揚自力更生精神，研發生產我們自己的品牌產品，形成我們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推動國家繁榮富強，工人階級要把這個歷史責任承擔起來。201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會上，他又強調指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決定著中華民族前途命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我國面向未來的一項重大戰略，一方面需要著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另一方面，政府在關系國計民生和產業命脈的領域要積極作為，加強支持和協調，總體確定技術方向和路線，用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搶占制高點。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關鍵在于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努力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是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有效途徑。這有利于扭轉我國產業處于低端競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投資趨同化嚴重、資源環境背負沉重壓力的不利局面，從長遠看，也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平穩升級和生態文明建設。

　　之九：文化產業事業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大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不斷進步上升的必然結果。習近平指出，要大膽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但要把握好意識形態屬性和產業屬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方向，即“導向不能改，陣地不能丟”。就其具體內容來說，主要是致力于確立“五個主體”的制度格局，即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主體、包容多樣性的文化傳播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權制度，以文化產業為主體、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文化企事業制度，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文化開放制度，以黨政責任為主體、發揮市場積極作用的文化調節制度。在這樣的文化經濟發展戰略思想指導下，那些回避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將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完全混同并試圖在文化領域全面“市場化”的言行，勢必難以形成對文化產業事業正常發展的干擾。

　　之十：總體局部結合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全局與局部、整體與部分的改革推進，是深化改革和科學發展需要正確處理的重要關系。習近平強調，應對當前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戰，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處理好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關系、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系、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系、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這是科學的發展和改革辯證法的體現。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深化改革的總體規劃包含了較明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這樣有利于避免在實施過程中相互扯皮、拖延不決。頂層設計與基層具體探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注重頂層設計，才能確立深化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和科學路徑，有效防止出現全局性錯誤或顛覆性錯誤，或造成范圍較大的不良后果。科學的頂層設計為具體領域的改革開放明確方向和指明路徑，科學的“摸著石頭過河”是積累經驗和探索具體辦法，能夠加快頂層設計目標的實現。在此過程中，我國鼓勵各地各領域的先行試驗和大膽突破，但并不是主張亂闖紅燈和狹隘的本位主義。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整體推進和突破重點領域相結合，是增強改革和發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戰略性舉措。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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