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忽悠大眾轉向凝聚精英　　　　

—— 從廣東“政協新思維”看中國當前階級斗爭新態勢　　　　

《第一財經日報 》2011年08月31日介紹廣東政改新動態：　　

從“獻”策到“謀”策  廣東閃耀政協新思維　　　　

　8月30日　，被稱為廣東歷史上規格最高的一次廣東省政協工作會議以工作規程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而會議上，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建議將“建言獻策”改換成“建言謀策”，一字之差所體現出的新思維也廣受關注。　　　　

會議上，《中共廣東省委政治協商規程》(下稱《規程》)試行了一年之后正式頒發，這是全國首部省級政治協商規程，它的頒布為政治協商構筑了堅強的制度后盾，從而在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從“可以協商”到“程序協商”的轉變。　　　　

早在去年，《規程(試行)》甫一頒發就引起了極大關注，政協委員們對此解讀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一大跨越……　　　　

是的，從“可以協商”到“程序協商” ，一詞之易實現了“民主政治建設一大跨越”，的確是大手筆。　　　　

廣東的“政治蛋糕”做得也越來越大了。　　　　

不禁想起章伯鈞當年的“政治設計”：人大“下院”，政協“上院”。　　

“被準確地打成××”——　茅老　先生至理名言哪。　　

中國時下愈演愈烈的腐敗吏治，權之所在，利之所存，國民把憤怒的目光刺向權力最集中的部門，較之無惡不作的陳良宇、許宗衡們，人們對“二線”的人大政協干部自然要另眼相看，何況政協中還多知識精英呢。人們容易認為，加強人大政協權力以制約黨政權力遏制腐敗，不失為一項有效措施。右翼就因勢利導打造憲政迷信：只有“三權分立”“多黨政治”才能救中國。　　

這一“新思維”，不僅有資格政協的階層會雙手贊成，即便 “市民社會”如果“一人一票”，得票率估計也不會低。　　

如果超越霸權話語所打造的思維定勢呢？　　

一　　　　

“民主憲政”、“多黨政治”、“法治”等等，是改開精英給國人開出的根除腐敗、矯正時弊的靈丹妙方。　　

多年來，中外霸權媒體一直把這作為鼓吹的母題。連美國政要都公開宣稱，美國不能容許中國停止改革的腳步——人家可比中國老百姓自己更關心我們的改革哪。　　

 “建設法治社會” 30余年，超過毛澤東“專制”年代了， “從來沒有起過好的作用”的群眾運動和“四大”廢止了， “端正黨風三年大見成效”了， “法制反腐”力度一直不斷的加強著—— 結果呢，還要“舉證”嗎？　　

不如換個說法：“只有深化腐敗才能解決腐敗”——普世“民主”的路子，與當初“完善社會主義”的忽悠一樣。　　

富士康與第一財經打官司、富士康十三跳、金龍魚郭成林案、屁民風波、每年四萬斷指、“非法上訪”、以工人維權為對象的防暴演習、大運會驅趕8萬疑似非良民和賽場周邊“良民”……廣東的“法制建設”，對中外資本“保駕護航”的成果輝煌得很。　　

這還是司法，立法呢？　　

刑法修改有兩個耀眼的亮點：一個是“不能強迫嫌犯自證其罪”，一個是“不能讓親屬出庭作證”。婚姻法的修改著眼于“產權明晰”：“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　　　　

這都是為貪官和富豪保駕護航量身定做的。　　　　

官場的腐敗早已像腫瘤擴散，上有“改開貢獻”、赦免原罪與廢除死刑的輿論金光罩護，中有盤根錯節的官官相衛關系網，不得不辦的案子監察和紀委部門“依法”調查舉步維艱，就像當年共產黨做地下工作，偶爾“撞上槍口”的倒霉蛋不過掛一漏萬、漏十萬百萬。如此這般下去，上游廢除了群眾的監督權，“群體上訪”法制掐斷了受害者的手足，下游還有以李莊為代表的“法律人”打撈隊，中國貪官的生存環境的美中不足，只差一個立法上的進一步保駕護航了。“不能強迫嫌犯自證其罪”，折斷了僅剩的一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攻心利劍，“不能讓親屬出庭作證”將無一例外的貪賄合伙者與知情人剝離出來予以保護，從今以后，“哥哥你大膽地往前走”吧， “甩開膀子”“不爭論大膽的干”吧，有“民主”和“法制”無微不至的保駕護航，永別了“心有余悸”，滾蛋吧“民粹”“暴民”和“屁民”們！　　

天安門廣場“孔子復出”時我曾寫過如下的一段話：　　　　

儒學觀念在當代，也不是一概蒼白無力，無所作為。　　　　

比如“李剛兒子飆車”事件，雖然用“法制”擺平了，但總感難于服眾。如果用孔子之道“重新審視”，那效果就讓你刮目相看了。　　　　

 “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夫子謂之“直道”，而且“尊尊親親”乃是“綱常”的基本原則，兒子飆車出了事，父親利用一切可能為之“隱”，以便“法制”容易“擺平”，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難道還能要毛澤東“大公無私”“黨性”“偽崇高”那一套嗎？　　　　

無論是“李剛兒子”的爸爸，還是“李剛兒子”的岳父，包括更高層的親屬，為李剛所做的一切，“親親”也，都是合乎孔子的圣道的。　　　　

河北大學集體失語，中央臺為李剛提供作秀舞臺，“尊尊”也，“為尊者諱”也，亦無可非議。　　　　

司法當局從輕發落李剛兒子，亦“刑不上大夫”也——不過，這“只能做，不能說”。　　　　

所以，圣道作為“法制”的“必要補充”，可以使之臻于完善和諧，故夫子圣道萬世不移也。　　　　

“圣道作為‘法制’的必要補充”，寫這句話時還是大著膽子。現在看來這話保守了：“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直道”，想不到這么快就會成為中國新權勢者立法的原則。魯迅說“我向來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權勢階級的鷹犬和幫閑們，會這般無所顧忌。　　　　

除了自愧保守，夫復何言！　　

“法制建設”之初，先鋒們就有過“楊白勞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格言。隨著改開的深化，這格言就變成“楊白勞致富要靠黃世仁扶貧”“喜兒嫁黃世仁才是最佳選擇”。高論猶余音渺渺，就被精英深化的法制建設推翻了：與時俱進的婚姻法修改對“夫妻共同財產”的界定是“夫妻一方個人財產在婚后產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就是說，喜兒即使嫁到黃家，成為“二奶”“三奶”，被黃世仁玩夠了，也會像《金瓶梅》中西門家打發潘金蓮一樣，可以“依法”讓其“罄身”滾蛋的。　　

市場化下的普通離婚案，如此修改也許有其現實可操作性的一面，但那不是本質——罄身岀妾，才是根本。　　

即使是美國富豪與明星離婚也要分割財產，往往要花大錢清明律師倒騰好幾年官司的。我們中國的法制，不光接軌，而且青出于藍，大大優于美國了——可惜，僅僅是對貪官和富豪！　　

二　　　　

強化“法制”，增大“政協人大”權力，能給百姓帶來民主么？　　　　

以普世論取代階級論，30年來一直是“思想解放”的核心。如果稍微“撥亂反正”一下，這本來是十分明白的常識性問題。　　

有階級才有國家和法制，天地良心，什么時候有過超越階級的“普世法制”！　　

法律表現的是統治階級也即時下所說的“強勢階層”的意志，用　魯迅　先生的話說，是權勢者給屁民制定的“奴隸規則”。遵紀守法，“良民大大的”；不安分守己，則是“暴民”“民粹主義”，是“恐怖主義”、“邪惡國家”、“反人類罪”！　　

當然，對統治者也必須有“游戲規則”。比如“不該問的不問，不該得的不得”，“副職”與“一把手”的權益就有嚴格的界限。再如，“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吧，既是特權也是限制，“二奶”的小舅子的侄子，就不能與“子”同等享受；再如“李剛兒子”與“陳良宇的兒子”也得有所差異，否則就會亂套。而且對奴隸的剝削壓榨也得有個度，像珠三角每年4萬斷肢、“富士康13跳”與“跳樓索薪”等就影響“維穩”，長此以往也會逼得“暴民”鋌而走險。鬧到屁民們“欲作奴隸而不得”時就麻煩了。立法對統治階級自己的約束，相當于莊子說的“盜亦有道”。不過，統治階級作為階級整體時會強調“規則”，但他們作為一個個個體出現時，就趨向于突破規則，變成嚴嵩、和珅，黃世仁、南霸天與劉文彩。當嚴嵩和劉文彩們趨于“普世”時，他們的末世也就到來了。　　

鄧玉嬌案、李剛兒子案、西安張東民案，深圳郭成林案，臨時性強奸論、嫖宿幼女論、以李莊“撈人”為代表的辯護制度，體現的是司法為強勢階層保駕護航的實質。　　　　

“刑法”和“婚姻法”的修改，持續不斷的“赦免原罪”和“廢除死刑”輿論，體現的是司法無所顧忌地為“先富”權勢階層、為貪官階層服務。　　

這就涉及人大政協與“民主化進程”的關系了。　　

在政改新思維熠熠閃光中，也有其“遺忘的角落”， 廣東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投下了一個的濃重陰影。　　　　

他在30日的廣東省政協工作會議上指出：“廣東的個別地方和部門對政協委員人選的推薦存在重視不夠、把關不嚴的現象，甚至卻只認錢多、名聲大，不看品德。以往一些市縣推薦的政協委員口碑差，社會形象不好，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人還沒到政協報到就已經先帶來了案件，紀檢監察部門、檢察院、公安部門查案人員隨后就上門找人了。”　　　　

（《個別地方推薦政協委員認錢不看品德》）　　

朱書記這里說的雖是實話，但未及本質。　　

社會主義中國的合法性，是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革命斗爭、用千百萬人的頭顱鮮血“投票”取得的。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的領導核心力量，靠著自己堅守“走社會主義道路”和“為人民服務”路線，持續其合法性，不在于“注冊不注冊”。離開這一條，“革命黨”就蛻化成了資產階級的“執政黨”。毛澤東時代，人大的立法，政協的監督，都是靠共產黨的正確執政路線來保證的，彼時人大代表中的干部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條件：他必須“姓共”和“為人民”，絕對不會有漢奸買辦的一席之地，而且代表的構成還強調工農的比例——這是使權力機關不致背離為人民的保證。　　　　

當然這還不夠，保證執政權力不背離人民，是毛澤東終生探討的主題，也是他許多戰友分道揚鑣的原因。　　　　

看不到這一點，就會被西方吵吵嚷嚷的議會制民主迷惑。俄羅斯轉型后幾百個政黨，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壟斷資產階級稱心如意統治著，老百姓的民主又在哪里！　　

“橡皮圖章”、“黨政不分”“司法獨立”之類貌似有理，實際上掩蓋了問題的本質。　　

改開后人大政協的代表性和成分發生了根本變化：精英和“成功人士”風云際會高速換血，一直是各級落實政策與體現改革的基本原則；與此同步的是勞動群眾的代表快速淡出，僅剩下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擺設；而官代表們也已經“不換思想就換人”，不要說堅守“姓社”了，就連何新式的愛國知識分子也難于立足。那是茅于軾、張賢亮們，是成克杰、文強、劉涌們的政治舞臺。　　

如果不改弦更張，人大將蛻化為富豪權貴的俱樂部，政協不過是精英們的政治沙龍。　　　　

但他們并不以此為滿足，所謂“憲政民主”，不過是改旗易幟共產黨下臺，由他們直接掌握政權——如張賢亮多年前說的，實現“由被人代表到自己代表自己”。只有這樣他們30年通過剝奪人民與出賣祖國所獲取的一切才能“合法化”，才能消除“心有余悸”。　　

廣東的政協“改革新思維”，向這一目標跨進了一步。實施之后，無非增加了“南方”系和袁偉時們的政治分量，加快 “民主憲政”步伐——它不會增強而只會削弱人民大眾的民主。　　

三　　　　

北非西亞的動蕩，鼓舞國際資本加快了“顏色”中國的步伐，即使馬上達不到目的，他們也千方百計在18大中盡量加大“為美國發展做貢獻”的分量。18大后中國向何處去，舉國密切關注，也是斗爭的焦點。　　　　

這焦點，以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的較量為核心展開。　　　　

兩個模式的前景，標志著中國的前景。　　　　

重慶模式的核心不過是濟貧扶弱，約束“先富”減緩貧富的急劇分化，用重慶市委的話講，就是“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科學發展觀提出多年來舉步維艱，有點限于說說，重慶就要試著探討施行。然而一旦“動真格的”，中國買辦精英立馬群起鳴鼓而攻之，又是“群眾運動”啦，“文革模式”啦，“走回頭路”了，這還了得——把中國賣光不不過是“融入世界”，就是不許“走回頭路”！　　

　魯迅　先生說，中國歷史只有兩個時代：“做穩奴隸時代”與“欲奴隸而不得時代”。倚恃跨國霸權瘋狂掠奪出賣中國的買辦精英，他們寧要“欲奴隸而不得時代”的草，而不容忍“做穩奴隸時代”的苗，更可況“共同富裕”！　　　　

重慶模式的社會基礎是中國的弱勢大眾。也因此，它受到舉國右翼的以致反對。　　

左翼與右翼、草民與精英、勞動大眾與官僚買辦階級之間的矛盾斗爭，陣線呈漸趨分明之勢。　　　　

階級斗爭出現了新的特點：右翼買辦在政治斗爭中調整策略，他們由忽悠大眾為主，轉變為以直接呼喚自己的階級為主——買辦精英的言論和舉措，越來越鮮明地突出官僚買辦階級及其主子跨國資本的政治訴求。他們很清楚，自己所代表的階級在各個方面都處于支配地位，他們有恃無恐無所顧忌，不大在乎屁民們的反應，旗幟鮮明可以更好地組織凝聚本階級力量，沖刺一下取得關鍵勝利才是根本。　　　　

法界精英的表現最為典型。　　

重慶“打黑除惡”舉國稱快，廣東治安之亂全國稱首，他們卻善惡顛倒、黨同伐異，一點也不含糊。除了輿論，他們還整合全國同道在李莊問題上奮力一搏，以張霸道之勢，這種較量形式為以往所未見。　　

藥家鑫案，李昌奎案，賀衛方們霸道囂張，“西山會議”以來公開向共產黨叫板，一呼百應勢在必得，旗幟鮮明且十分自覺。如果說廣東不斷標新立異竭力在為地方割據創造條件，那么，賀衛方們則倚恃買辦階級背靠資本國際、憑借自己在法界的優勢嘗試著搞政治割據，建立“白色根據地”。 　　　　

原先為顛覆毛澤東時代放手引進的資本法制利器，如今，毛澤東已顛覆得差不多了，這“法制”的矛頭，開始指向“體制”自己了。　　　　

開始時“體制”居高臨下扶持呵護的時代要終結了，兄弟哥們彼此彼此也不會維持太久，羽翼已豐振翅高翔逼宮時代有點呼之欲出了。君不見西亞北非乎，“鮮花”一旦走上街頭，制裁、禁飛、承認等等跟蹤而至，3萬億外匯和600噸黃金轉眼間歸屬易人，到時候“大國否決權”和航母之類還有用嗎？　　　　

 “7。　23”　動車案，他們一直把矛頭對準國企，以之為契機掀起國企私有化的狂潮。毒箭射在國企身上，卻樂在馬明哲劉志軍們心上——謝天謝地，攻關改制MBO經營者持大股終于為期不遠了。　　

渤海漏油案，開始時集群向國企呲牙咧嘴狺狺狂吠，后來聽說是美國康菲，立刻輕描淡寫、萬馬齊喑，央視還出面宣示：按“法制”只能罰20萬。　　

利比亞戰爭，媒體齊聲為北約“捉卡扎菲”喝彩，就像啊Q張大嘴巴看殺人，用“嚓”來嚇唬王胡和小D一樣。　　

駱家輝背包亮相，中國媒體蛙聲一片。拜登嘗嘗小吃，右翼媒體稱頌不已。　　

近期胡德平舉旗右派和漢奸麇集所謂“紀念‘決議’30年”的會議，不過是“西山會議”降調的繼續。　　

……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不是么？　　

赤膊上陣為外國主子“顏色”中國，是最高目標。　　　　

不得已求其次，把戈葉式普世代表塞緊18大，是現實目標。　　　　

競選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有對立階級間的，有階級內部的。前者如法國大革命前國民公會上三個等級之戰，恩格斯生前歐洲無產階級利用議會斗爭也曾戰果輝煌；后者如今天歐洲資產階級政黨的左右博弈，當年國民黨“行憲”也曾上演過過李宗仁與孫科爭當“副總統”的鬧劇，李宗仁利用選票居然戰勝了蔣介石。俱往矣，一人一票也罷，間接選舉也罷，無非是實現階級統治的手段，代表哪個階級才是根本。勞動大眾從來都是多數，但除了“專制”年代又從來處于被統治弱勢，無論是共和制的羅馬，還是憲政的美利堅或菲律賓，他們從來也未能靠選票解放自己。改開30年后的民主機制，對于早已“失語”“弱勢”的勞動大眾，競選民主于他們同樣是水月鏡花。那是“先富”“成功人士”風云際會的平臺，是茅于軾、賀衛方們施展手腳的天地！有資格進入投票圈的，多半是 “成功人士”。“中華邦聯”雖有點遠，但利用選票優勢助粵壓渝，改變權力中樞的結構，還是不難實現的。　　　　

倒行逆施，不再把屁民放在眼里，右翼已把凝聚強勢階級力量放到第一位。18大前，他們會放手一搏的。謂予不信，請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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