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北京24所打工子弟學校被通知取締，朝陽區的東壩實驗學校卻選擇“頂風”開學。
兩個多月過去，10月21日，校方終究沒能頂住壓力，在即將迎來期中考試時被迫關停。
學生們在這一天上完了最后一課，全班哭聲一片，久久不忍分別。
再見，我的老師，再見，我的同學，再見，我的打工子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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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打工子弟學校的最后時刻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作者：李雪 2011年09月06日

　　北京市有24所學校面臨拆遷，轉學還是回鄉，對每個家庭而言都是艱難的選擇。

　　本刊記者 李雪

　　在北京朝陽區，沿著青年北路向東北方向行駛，過了東五環，繁華的北京城就此被拋在身后。初來乍到，你會驚訝于都市與村野的轉換如此之快速、徹底。向東再有10分鐘的車程，就到了東壩。

　　還在暑假期間，但東壩街頭看不到多少玩耍的孩子，一位老伯告訴記者：“都在為上學的事發愁呢。”朝陽、海淀和大興有24所打工子弟學校面臨拆遷，其中朝陽區將關停9所打工子弟學校。在東壩就有4所學校在被關停之列，分別是東壩實驗學校、藍天實驗學校、育英學校、東壩培新學校，涉及學生總數達到3900多人。東壩，成為此次關停的重點區域之一。

　　“我真的不愿離開”

　　得知東壩實驗學校將被關停的消息后，悅悅的媽媽整夜未眠，悅悅和弟弟棟梁都在該校就讀。8月15日，東壩實驗學校頂著風頭提前開學了，知道這個消息后，媽媽趕緊讓悅悅去報到。

　　11歲的悅悅，清秀高挑，扎著馬尾，臉上有淡淡的雀斑。悅悅是個懂事的孩子，“我想當醫生，媽媽的頸椎有毛病，我手勁大，捏得很舒服。”她對記者說。貧寒的家境，讓悅悅比同齡的孩子更早地知道生活的艱辛，“一張30塊錢的移動充值卡賣31元，只能掙幾毛錢，賣電話號碼更掙錢一些。”

　　2008年來北京之前，悅悅的父母曾在上海、深圳等地打工，如今夫妻倆在北京經營一個賣手機和手機卡的小店，丈夫有時還幫人搬貨。

　　父母在外打工時，悅悅和棟梁成了留守兒童，“我和父母呆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4年，每次打電話時，我都哭鬧著要來北京。”2010年，姐弟倆從河南信陽來到北京，一家人終于團聚了。

　　“我真的不愿離開”，悅悅這樣在作文中寫道。“我和老師們的感情非常好。我剛來時，成績特別差，在周老師的鼓勵和輔導下，我現在已經是中等生了。學校收的雜費也很少，題目都是老師抄在黑板上，讓我們做。我坐車回家要20多分鐘，為了安全，每天早晨，張老師從學校坐車到酒仙橋接我們，放學再把我們送回去。”在東壩實驗學校，接送孩子的老師還有3個，他們擔負著100多個孩子的出行安全。

　　“我不想去分流的學校，如果學校關了，會考公立學校試試。”但她不是太有信心，“我們課本不一樣，他們學奧數。如果不行就只好回老家了。”悅悅的不少同學都選擇了轉學回老家。

　　住在東壩西北門的魏師傅也在為孩子的上學問題犯難。魏師傅黑且瘦，一口四川話，來北京十幾年了。去年，他花了5萬多買了個二手面包車，在市場門口拉貨，妻子則干些裝卸貨物的活。兩個兒子跟著他們在北京生活，小兒子在東壩實驗學校讀四年級。

　　“現在物價這么高，花費也多。小兒子在東壩實驗學校，一學期學費是800元，再加上其他雜七雜八的，一個學期下來差不多是1000元。要是去了單店小學，一學期學費350元、保險費80元，中午不能回家吃飯，再加上每月160元的午餐費，算下來要1200元。最主要的是單店遠，路上車也多，還得接送。有時候，我早晨四五點就得出去拉貨，實在不方便。”

　　單店小學是朝陽區教委指定的接收東壩實驗學校分流學生的學校之一，距離東壩實驗學校有20分鐘車程。盡管魏師傅收到短信，通知孩子去單店小學報名，他還是去了東壩實驗學校。“先上著吧，最后實在不行，再去單店小學。”

　提前開學是無奈之舉

　　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興區、朝陽區、海淀區等近30所打工子弟學校相繼收到關停通知。非法辦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成為這些學校被關停的共同原因。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召開新聞通氣會稱，今年朝陽、海淀和大興將有24所打工子弟學校面臨拆遷，涉及在校生1.4萬余人，三區已經制定和采取了學生分流方案，并表示“保證不讓一個就讀的學生失學”。

　　據記者了解，目前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約43.37萬人，70%以上在公立中小學就讀，還有約10萬人在自辦學校就讀——這些孩子多半來自低收入家庭。其中5萬余人在經過認定的合法打工子弟學校就讀，4萬余人在沒有辦學資格的自辦校就讀。

　　東壩實驗學校屬于“沒有辦學資格的自辦校”。1999年，郭純榮、陳恩顯、萬天兵三人，創辦了東壩實驗學校。2003年，因原址拆遷搬到現址，場地是向一家公司租的，租期10年。校舍2600多平方米，當時總投資300萬元。學校有小學、初中9個年級23個班，截至上學期，有教職工46人，學生1328人。小學每學期學費800元，初中1500元。

　　2011年7月27日，學校收到東壩鄉文化教育衛生科下發的告知書，以學校在房屋、消防和用電安全、衛生保健等方面存在嚴重安全隱患為由，責令其關閉。

　　8月14日，學校遭遇斷水斷電。他們每天花400元的租金租來發電機發電，一天光油錢就要花掉600元。校長郭純榮無奈地說：“我們卡上還有5000度電。”“我們買的電是1塊5一度。”另一位校長楊勤補充說。

　　8月15日，學校提前開學。按照正常的進度，本應8月28日報到，9月1日開學。但是關停消息讓家長心里很沒底，學校只得提前開學了。當天的情景，讓校方很無奈。門內，300多名學生返校上課。門外，東壩鄉政府派往學校門口的城管和保安，則在勸說家長不要把孩子送到該校就讀，并出示了《致東壩鄉流動人口自辦學校學生家長的一封信》（以下簡稱《致家長信》）。情況混亂，以至于看門的阿姨和外面的人吵了起來。

　　一位老師說，放暑假前全班50多個孩子，雖然家長被通知學生要分流，但還是有一半學生來報到。楊校長對記者說：“我們的想法是，有多少孩子教多少孩子，不能讓孩子沒書念。”

　　對于有關部門提出的“安全隱患”，記者就此向楊勤校長求證時，他頓時激憤起來：“今年5月，我們剛剛進行了校舍整改，也提交了報告。這就是一個借口！”

　　同在關停之列的朝陽區將臺鄉希望之星學校也選擇了提前開學，有200多名學生報到。東壩藍天實驗、將臺鄉英才、將臺鄉東北亞等幾所學校的負責人也表示，近期將盡快開學。

　　暫時開學，并不意味著最終能逃脫關停的結局，而更像是一個抗爭的姿態。楊勤校長說，現在東壩鄉的工作人員仍在校門口給家長們發《致家長信》。相比之下，8月20日收到的《強制拆遷告知單》則更讓他擔心：8月25日前不拆除校舍，將會遭強拆。早些時候，幾所學校的創辦者們已經聯合起來試圖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但沒有得到明確的答復。

　　學校關停也吸引了媒體的關注，楊校長的名片夾里就有不少記者的名片。學校方面積極為采訪者提供便利，看門阿姨也會熱情地招呼記者坐，遞上礦泉水，講訴自己和學校一起度過的12年。整個學校充斥著焦灼的氣氛。

　　應該如何看待此次打工子弟學校關停？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霓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如果在沒有做好安置處理的情況下關停甚至強拆，會造成學生失學、教師失業、學校資產流失，這種做法就很不妥，是政府工作的失誤；如果因為建筑物是違法建筑，同時能安置好孩子，那就只是工作的安排問題。”

　　著名教育和文化學者、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則更加尖銳：“政府應該善待打工子弟學校，規范和扶持他們，幫助他們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學質量。即便關停，也要給出路，有個過渡，給個‘安樂死’，而不是‘斬立決’。這不僅關乎執政水平，也關乎道德良心。”

　　北京僅有60多家學校得到許可證

　　打工子弟學校，在北京已有了近20年的歷史。1992年，第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在北京誕生。兩年后，隨著外地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打工子弟學校遍地開花。1998年，國家允許民間力量自費辦學，辦學條件標準酌情放寬。之后的兩三年間，北京打工子弟學校市場出現了淘汰、兼并現象。2003年被校長們稱為“政策轉變年”，這一年的教師節，溫家寶總理來到專門招收打工子弟的玉泉路小學，寫下了“同在藍天下，共同成長進步”的板書，這是來自政府高層肯定民間辦學的聲音。

　　但隨后，情況又有所變化。2006年，北京市教委下發《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于加強流動人口自辦學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對打工子弟學校加以整頓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規范一批，取締一批”的工作思路，海淀區、石景山區等區縣239所學校被關停，波及近10萬名學生。2010年，朝陽、石景山、昌平、大興、豐臺等區拆遷，30多所學校處于拆遷范圍內。

　　打工子弟學校若想長久安穩地生存，辦學許可證是唯一有效的“護身符”，但迄今為止，北京市獲得辦學許可證的打工子弟學校僅有60余家。而沒有獲得辦學資格的自辦校尚有114所，對于他們未來的去向，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羅潔表示，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經過完善、政府支持，能夠符合辦學條件標準的學校，約占20%，對這些學校將盡快審批使其轉正；第二類，有40%—50%的學校需要加大投入力度進行改造；另外20%的學校，學生安全和學習環境無法保障的，將被關停，對學生分流安置。

　　在吳霓看來，“轉正難”的根源還是體制問題。“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打工子弟學校要參照當地公立學校的標準設置。而按照《北京市中小學校辦學條件標準》的有關規定：校園面積至少要達到1.5萬平方米，校舍總使用面積至少3587平方米，還要有200米環形跑道等。這些標準，打工子弟學校顯然難以達到。我們一直在呼吁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2009年還通過人大代表徐永光提交上去，但后來也沒有音信。”

　　當然學校也不能坐等，要積極地行動起來。吳霓表示，“打工子弟學校首先要與教育主管部門溝通，說明學校的辦學情況，爭取政府的支持；其次，學校也要進行整改，解決自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可以求助于社會的幫助，例如：捐助、教師培訓、教學資源的配備、校舍的維修改造。”

　　打工子弟學校不可或缺

　　楊東平認為，打工子弟學校有其獨立存在的必要性。“打工子弟學校是在政府無力包辦流動兒童教育的情況下，外來務工人員自助的做法，作為公辦教育之外的一種補充，發揮了拾遺補缺的重要作用。而且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有時不愿就讀公立學校，一是學校收費高，有些子女多的外來務工人員家庭連孩子在公辦學校的午餐費都承擔不起；二是有些學校對他們有文化歧視，所以他們選擇老鄉辦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近入學。”

　　同時，學生、家長的一些特殊需求是公立學校不能滿足的。比如，由于中高考的戶籍限制，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在初中、高中還是要回原籍讀書，原籍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在北京學校學習北京實驗版教材意義不大。

　　相比而言，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在打工子弟學校的管理以及規劃方面的做法值得北京借鑒。

　　上海市政府從2008年起，連續出臺8個政策文件，實行3年行動計劃，幫助簡易打工子弟學校向民辦小學轉型，對民辦打工子弟小學實行購買服務，建立市區兩級財政分擔的打工子弟義務教育經費制度，目前已基本實現了打工子弟享受免費義務教育。同時，上海已向打工子弟開放中職教育。吳霓認為，北京目前完全可以先從小的方面做起，“積極作為也是一種關愛。”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里，很多像東壩實驗學校這樣的打工子弟學校與相關管理部門一直處在對立之中。而結果，是像悅悅這樣的孩子們，或許將失去一張安靜的課桌；他們同失去的，或許還有對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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