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報告稱廣州市農村基層

——選舉“賄選”問題普遍

    記者譚萬能 通訊員陸彬彬 近年來頻頻爆出的農村基層選舉中的“賄選”問題，其嚴重和危害程度到底有多大？近日出版的《廣州農村藍皮書》中，收錄了廣州市社科院完成的《廣州市農村基層選舉“賄選”問題研究》報告，認為廣州市農村基層選舉中，賄選現象已經較為普遍存在，而“界定難、取證難、處理難”等客觀原因的存在，使得賄選問題目前很難得到有效遏制，建議完善制度，鼓勵和規范候選人進行公開競選，同時，建立對于賄選問題的外部監督機制。

    富裕近郊偏遠山區均存在賄選

    廣州市社科院于去年3月至7月，就廣州農村基層組織換屆選舉中出現的“賄選”問題，對廣州市各區、縣級市進行了調研。結合民政部門的統計資料，發現從1999年開始村民委員會直接選舉以來，賄選問題有原來越普遍，且手法越來越“先進”的趨勢。更有“先知先覺”者，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時間開始“拜票”。

    根據調查，社科院報告認為，廣州市農村基層選舉中，賄選現象“比較普遍”，賄選不僅存在于富裕的近郊，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山區和遠郊也同樣存在。以廣州市某區為例，2005、2008這兩年選舉年，區選舉辦在換屆選舉期間共調查處理了147例涉及選舉行為不當的案件，其中僅村民舉報涉嫌賄選的案例即有50例。報告認為，賄選行為具有傳播和傳染性，如果沒有有效的治理，將在農村選舉中呈現更廣的蔓延態勢。

    賄選治理界定難取證難處理難

    對于賄選問題，其實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等法規中，都有相關的規定。但社科院調查發現，在實際操作中，特別是賄選手法的不斷“創新”，仍缺乏對賄選進行有效遏制的監管細則。

    社科院報告認為，農村“熟人社會”或者“半熟人社會”的人際關系特征，不僅降低了賄選成本，而且在各種社會關系掩蓋下對賄選行為的認定也有很大的困難。在賄選治理過程中，村民舉報、選舉觀察員制度、媒體監督都是揭發賄選行為的渠道。但在被舉報的賄選案例中，最終查實為賄選并受到處罰的個案非常少，其原因，一方面不乏落選者借此打擊報復當選者，另一方面是賄選治理面臨的“三難”：界定難、取證難、處理難。

    建議為競選者提供公開平等的競選平臺

    社科院報告認為，農村基層選舉的賄選治理，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思想認識問題，更是一個制度設計與執行的問題，要提供一系列制度與程序保證村民自治權利的實現。

    該報告建議，應建立健全村民選舉權利救濟制度，完善對村委會選舉違法行為的處理機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違法必究。在目前國家法律法規尚未完善情況下，為了保護村民的權利，廣州市可制定相關的“地方條例”規范農村基層的選舉行為，并在村委會換屆選舉期間設立相應的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處理選舉中出現的違法行為，比如在換屆選舉年設立專門的選舉糾紛臨時審判庭，專設一套程序用于選舉訴訟。同時，需要對賄選進行明確界定，不能將“賄賂”的范圍無限擴大。

    報告還建議，應構建富有彈性的吸納機制和公平的競爭機制，為競選者提供公開、平等的競選平臺，減少競選者私下交易的賄選行為。

    報告還認為，賄選現象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選舉過程中監督主體的缺位。建議引入外部監督機制，由沒有利益牽涉的第三者承擔監督主體職責。如由縣級人民代表大會在換屆選舉前成立村委會選舉監督小組，吸納各鄉鎮人大代表，媒體工作者，有關專家學者，民政、組織等部門工作人員作為觀察員參加。

    賄選亂象

    廣州市社科院完成的《廣州市農村基層選舉“賄選”問題研究》報告，列舉了調查中發現的幾種賄選形式。如果說早期的賄選行為是原始的“一手交錢，一手劃票”，現在的賄選內容則呈現方式多元化、隱蔽化的傾向，已經從“明賄”向“暗賄”轉型。

    賄選形式宴請最常見

    租十多輛中巴接送村民吃飯

    廣州市社科院調研發現，雖然宴請仍是最常見的賄選形式，在投票日之前吃喝之風催生了農村地區飲食業的空前興旺，村莊的餐館容納不下，甚至擴張到附近的鎮、市。在某區的一個案例中，一個村的兩位競選對手各自租用十多輛中巴接送村民吃飯，車上張貼標語，陣勢浩大，影響惡劣，以致被中央媒體曝光。

    賄選金額有增大趨勢

    2000元購買一張選票

    調研發現，除了宴請，送現金、發購物卡、送油米等實物、提供免費娛樂或旅游也是常見的賄選形式。賄選的物品價值和金額數量有增大的趨勢，在舉報案例中，購買選票的金額已出現1000元、2000元一張的現象；此外，還存在以資助村公益事業為名進行賄選，比如承諾建設村的公共設施，或以敬老扶幼的名義給予選民一些利益等。

    賄選組織化程度加深

    由“競選班子”實施賄選

    而在賄選手段方面，調研發現，現在的賄選行為已經很少由競選者及其近親實施，而是由其“競選班子”實施，這些人多由競選者的朋友、家族勢力或者雇傭的閑散人員、甚至黑惡勢力組成。這些人一般和候選人之間存在共同的利益空間，是“自己人”，使競選者不必親自面對選民行賄，而是依據參與賄選者的社會關聯來制訂賄選拉票方案，明確行賄人員分工和受賄目標，并確保選舉的各個環節都有專人負責跟蹤監督，呈現出強組織性的特點。即便被發現，也有很強的隱蔽性。

    賄選手段更加隱蔽

    競選人派籌當選后可兌錢

    調研發現，現在賄選行為越來越具有隱蔽性。實際上，即便是為了選舉而進行的公開宴請和娛樂招待，現在也多打著紅白喜事和人情往來的旗號，更有甚者，已發展到選前先承諾和協議、成功后再兌現實施的方式發展的趨勢，例如，2008年的選舉中，有村民舉報某候選人派發籌碼，承諾當選后村民可以憑籌領錢。

    也正是這種“高級”形式的出現，鄉村政治中也出現了諸如“黑金政治”、黑惡勢力介入選舉、出賣村民公共利益換取選票、借助上級權力實施縱向賄賂等現象。更有“先知先覺”者，已經發展到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時間開始“拜票”。而在調研過程中課題組獲悉，目前已經有村民開始著手“備戰”明年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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