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界大略可分列為左中右三大陣營，其中左翼主張公平優先，右翼主張自由優先，中間主張秩序優先。三大思想源流都波及朝野，影響著社會各群體的政治態度和未來中國的路向選擇。

公平、自由、秩序這三種價值，相互之間并不必然矛盾，很多時候還相輔相成，沖突發生在對優先性的爭奪上。在觀念世界，三派主張（左中右分別以社會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代表）都不難做到邏輯自洽，這說明三種價值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義。它們在經驗世界的適應性，取決于各種價值元素在具體環境下的稀缺程度。經濟學有個“木桶原理”，很好地解釋了這種情況：一只木桶能夠盛多少水，不是取決于最長的那塊木板，而是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所以，增加木桶容量的最好辦法，是加長最短的那塊木板?？梢姡谝粋€公平（秩序、自由）相對最稀缺的社會，左翼（中間、右翼）的主張是最有益的，因為它能夠以最小的付出，最大程度地保障和增進全社會的福利。

以此衡量，就不難明白30多年前為什么會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今天又為什么會“向左轉”。自1949年建國以來，除建國初期、文革前期等特殊時期外，秩序在中國從來就不是個問題，但又并非沒有問題?！安皇菃栴}”是因為大多數時候中國都保持了穩定，秩序并不稀缺；“存在問題”是因為這種秩序始終要承受外部的壓力，經常有被顛覆的危險。因此，秩序在中國大多數時候都不是首要和緊迫的價值，但又始終不能松懈。

價值沖突主要在左右之間展開。30多年前的中國，公平相對充裕，自由極度匱乏。社會被簡化為公務員、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等幾個階層，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大。如果計算吉尼系數，那時的中國或許是全球最低。但是，政府全面控制了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個人生活，每個人被要求只能做“一顆螺絲釘”，聽從偉大領袖的安排。按照左翼所擅長的辯證法理論，這種極左的現狀必然催生右的增長?！疤煜驴嘧缶靡印?，這是鄧小平發動改革開放的現實土壤，所以贏得了當時絕大多數人的贊成和擁護。

中國這30多年的歷史過程，其間雖略有波折和反復，但整體而言是一個“自由不斷增進，公平不斷減退”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執政黨以實用主義的手法，混合了左中右三種思想資源：擺在神龕上的仍然是“左”（社會主義），口中講的、手上做的是“右”（改革開放），腳下牢牢踩著的是“中”（穩定壓倒一切）。時至今日，除政治領域外，中國人在經濟、文化、社會、個人生活和對外交往等方面，已經享有此前難以想象的自由。雖然在一些方面比之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差距，但在東方國家尤其是后發展國家中，已經表現不俗。美國國際科學雜志今年5月22日公布了一項關于社會寬容指數的全球調查，中國被列入“很寬容”的國家行列，得分高于日本，而民主制的印度卻排名倒數第三。

與此同時，公平在中國的衰減速度絲毫不亞于甚至快于自由的增進速度。僅僅用了30多年的時間，中國的貧富懸殊程度就超過了美歐發達國家，進入全球分化最快的國家行列，亞洲排名第二。貧富、官民之間的緊張，已成為當下多種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根源，甚至開始危及基本秩序。這一狀況至今仍有惡化趨勢。

只要不是被有色眼鏡遮擋住視線，人們就不難發現：除了部分知識分子要求話語權，個別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與自己財富相匹配的政治權力外，自由在今天中國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已經不是迫切的需要；而公平卻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稀缺而急需的目標：窮人要公平，富人要公平；城市的知識分子、中產階級要公平，鄉村的農民和進城打工的民工也要公平——除了最強勢的特殊利益集團外，公平已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迫切需求，這是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的鑰匙，也是重建社會共識的基礎。

在這個自由相對充裕、公平極度匱乏的時代，左翼思潮贏得越來越多的贊成和擁護，乃是一種必然。所謂“毛澤東熱”、“紅歌熱”，都只是隨之泛起的符號——雖然當今左翼的主張已與當年毛的做法頗有不同，但迄今為止毛仍然是可以將左翼聲音匯聚起來的最有力的政治符號。這種符號可以幫助左翼實現身份的認同，正如右翼通過“美國”這一政治符號實現身份認同一樣。當然，再有力的符號也不可能覆蓋所有個人，所以左翼中也有人不認同毛，右翼中也有人不認同美。

同理，政府的施政方針在一定程度上“向左轉”，由“效率優先”轉向“兼顧公平”，這也是一種必然。但是，現階段的社會政策還只是在增量上作了有限調整，沒有觸及根本的利益分配格局，而且這種朝向極少數特殊利益集團傾斜的基本格局，還有著變本加厲和加速固化的趨勢。

“向左轉”雖然是大勢所趨，但由于關系到未來的走向，它必然遭到阻撓和反擊。毫不意外，反對者主要以右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的動機和原因卻不一。概言之，反對者主要有三種構成。

其一是經驗主義者。他們認為，“左”造成了中國幾十年的閉關鎖國和自由匱乏，釀成了“文革”悲劇，所以“左”是萬惡之源，凡“左”的都是不好的，“左”的東西要不得，中國絕不能退回到“左”。這些人不懂得歷史的辯證法，不知道歷史本身就是左右交替、螺旋而進的。20世紀初左翼的興起，就是當時右翼的缺陷和失敗的結果；20世紀末左翼的重大挫折，又成全了右翼的全球擴張和進步。世界上沒有永恒的對錯，此時此地的錯不代表彼時彼地也錯，更不代表永遠錯。價值的適應性是因時因地因具體情況而異的，在新的相對偏右的現狀下，中國“向左轉”不是在倒退，而是在前進，這正如曾經導致了古希臘城邦衰亡的民主制度，在現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成了“好東西”一樣。

其二是教條主義者。他們認為“右”的一套代表了普世價值，因此永遠正確，放之四海而皆準，不必區分不同價值元素的具體稀缺情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遵循右的普世價值總沒有錯，這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崇高的，不認同這一點則是小人，不是“文革”余孽，就是朝廷鷹犬。這些絕對真理的信徒們，以道德替代理性。他們以為，復雜的世界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只要找到它，就拿到了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這種人往往是名曰“自由主義思想啟蒙”實質是“反啟蒙”即重新愚昧化的產物，他們的智識程度不高，卻往往構成民間輿論的主體。

其三是特殊利益集團中的部分成員。這些人利用權力非法聚集了大量財富，因此他們最怕公平，最怕清算。他們的最大夢想，是實現財富和安全的“軟著陸”。特殊利益集團成員的出路只有三條，一是自己手中永遠握有足以阻止公平、不懼清算的權力，因此可以無須“著陸”，永遠在天上飛。顯然，只有極個別人才能保持這種自信，進行這種選擇。二是將財產和家人提前轉移到國外，自己隨時可拔腿就跑。三是中國“變天”，法律秩序推倒重來。在“推倒重來”這一點上，特殊利益集團中的部分成員與普世價值派是一致的。前者當然希望來的是一個能夠保障他們的非法財產、甚至能夠保護他們繼續“腐敗”的制度，但這一點只能做不能說。從目標的可操作性出發，他們將理想包裝成了與普世價值相似的東西，然后力爭在操作中將新制度變成他們所需要的樣子。這種做法并非中國人首創，在亞非拉和東歐的“民主化進程”中，都反復上演了類似劇目。今天，在中國，這方面已“浮出水面”的代表人物，秦曉可算其中之一。

在對左翼的狙擊中，右翼祭出了諸多法寶，其中最具殺傷力的，當屬三大“咒語”。這三大“咒語”就像三面大旗，旗鋒所向披靡，常常令許多左翼人士滿腹的事實道理卻講不出口，最后乖乖傾倒在“國際主流價值觀”的魅力下。

旗幟之一是經濟發展。這面旗幟的意思是，歷史經驗證明，左翼計劃經濟那一套，不利于經濟發展；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在“向右轉”的市場化過程中實現的——確實，至少在全球可統一為同一個經濟體系之前，計劃經濟在效率競爭上長期而言不如市場經濟，因為它無法與市場化的外部環境實現有效對接；僅僅在內部進行自我循環，很容易喪失經濟的活力，走向僵化。馬克思當年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也是以全球一統作為背景的。

但是，今天的左翼并不需要背負計劃經濟的歷史包袱，他們完全可以在承認市場的競爭激勵和基礎配置的前提下倡導公平。只要市場的基本框架存在，哪怕公平介入了初次分配，市場激勵也仍然有效，價格信號也同樣會起作用——市場還是市場，只是環境有所不同而已。這樣做，當然有可能損及效率，但效率并不是社會的唯一目標；這種做法之能夠出臺，說明在當時當刻，有些價值比效率對全社會更重要。而且，當前中國經濟的效率，已進入必須“以公平調分配，以分配促消費”的關鍵時期，這是中國所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成敗要害所在。做不到這一點，中國的經濟效率就維持不長；而且由于不公平所導致的維穩成本的硬性增長，不但將吞噬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且將成為整個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不能承受之重。

旗幟之二是人權。本來，人權是左翼公平價值的題中應有之義，它離左翼比離右翼更近。自由只是人權的內涵之一，公平卻是人權的基本準繩。但是，在經驗世界中，沒有絕對、抽象的人權，人權總是相對的、具體的。每項人權的實現，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所以人權在具體國家能夠做到哪一步，受制于該國的人口資源狀況和經濟發展水平，也受制于其他一些特殊情勢。美國在9.11后，就放低了國內的人權標準。而發達國家的人權水平之所以普遍優越于不發達國家，是因為前者有著更好的實現條件。所以，在人權問題上不存在統一標準。人口資源狀況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不一樣，對人權的衡量尺度和表現形式也必然不一樣。實際上，人口資源狀況是一個國家最基礎的具體約束條件，其上是經濟發展水平。不僅人權，民主、自由、公平等等各項價值的實現，法律、制度、意識形態等等上層建筑，都必須建立在這兩種經濟和社會的基礎結構之上，并且適應這種基礎結構，隨著基礎結構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衡量尺度和表現形式。

在人權問題上，左右都對現狀持批評態度。不同的是，由于考慮到具體的實現條件，左翼在涉及人權的許多話題上采取了審慎態度，沒有甩開膀子唱高調；而一些右翼有意無意地秉承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戰略思路，將人權當作針對中國政府的批判武器乃至是顛覆工具，用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現狀，把人權標準描述成一種可以獨立于其他條件而存在的絕對之物。這種非理性的論述，在今天中國卻能夠取到嘩眾取寵的效果，并且讓自己占據道德的制高點。

旗幟之三是民主。在歷史上，從啟蒙時代到英法革命及之后，民主一直是左翼的旗幟、右翼的夢魘。一直到19世紀中葉，迫于形勢的變化，右翼思想體系才開始接納民主價值，并且逐漸開發出所謂“最不壞”的程序民主游戲。而左翼在20世紀初期得到迅猛發展后，先后成立了蘇、中等社會主義國家。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在當時的國際格局中始終處于弱勢，始終面臨被圍攻、被顛覆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對秩序安全的需要壓倒了對民主自由的需要，社會主義國家似乎是不約而同、不言而喻地擱置了民主，并且根據自己的需要創造了一套所謂的民主集中制。不但在執政黨內部，實際上在國家政權的體系內，也是實行的這種模式，例如人大、政協。民主集中制即使在運行良好的前提下，也只相當于群眾路線，或者說類似于古代明君的重視民意，它與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正因為這樣，左翼在民主的天枰上歷史地處于劣勢。

但是，今天的左翼已無須背負歷史的包袱，因此也就無須畏懼民主的咒語。他們需要做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探尋民主的實現形式，評估民主的實踐效果。正是由于這種探索和評估，不少人發現，西方的程序民主至少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是一種好的選擇。由于西方民主制的良好運行，必須依托一定的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收入為衡量標準）和社會結構形態（具體說需要中產階級居主流的社會結構），所以在西方發達國家運行良好的民主制度在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普遍淮橘成枳。又由于民主化的轉型過程十分復雜，將之導向良性很難，使之趨于惡性卻極易，因此很多轉型國家都掉入偽民主的陷阱，政權和民主程序實際上被少數權貴操縱，公共財富和權力被快速、反復地納入私人囊中。

所以，盡管現狀并不如人意，別人甩賣出來的東西也未必就比現狀好?！案玫闹袊比绾尾拍軐崿F，沒有簡單、現成的答案，需要中國人自己現在尋找。僅僅亞非拉那種質量的民主，不是中國人真正所要的產品，也與販賣者的產品廣告不相符。對于那些拍著胸脯信誓旦旦保證能夠將中國的民主化導向良性的人，人們應該追問他們一句：當初你們不也保證市場化會是好的嗎？為什么搞成了原始資本主義加權貴資本主義？在特殊利益集團日益強大、強弱力量對比更加懸殊的今天，你們有什么辦法阻止權貴集團主導轉型進程？歷史不會發點球，所有球員都已在自己的位置上，你怎么讓大家都停下來靜靜等著你把球帶入球門？更何況吹黑哨的裁判還站在最強勢的球員一邊，他們并不希望看到球進入你所公開標志的門框——他們有自己的球門，雖然那個門上也寫著“民主”。

無論從制度設計還是實踐效果而言，民主并不必然導向好的治理，它的真正作用是，為社會沖突提供一種和平解決的機制。在非民主的制度下，統治者必須“干得好”才有理由呆在臺上，所以他們必須時刻論證自己“干得好”。一旦這種論證無法完成，就說明改朝換代已為期不遠，而這一過程往往伴隨血流漂杵。在民主制度下，哪怕統治者干得再壞，他也可以毫無愧色地站在臺上，理由很簡單：“這都是你們要我干的，大不了換人好了”。在此過程中，社會元氣不會大傷，主要的上層建筑能夠保持、延續，不需要推倒重來。顯然，這種機制也是社會矛盾趨于激化的當下中國所需要的。但是，最近中東、北非的事變告訴人們，由權貴所把握的“壞的民主”，并不能起到和平解決沖突的作用，社會矛盾和政權更替仍然需要用流血來解決。如果是這樣，在中國的民主轉型不能保證導向“好的民主”之時，轉型的意義何在呢？

中國的特殊性還在于：一，時至今日，中國的現行秩序還能夠提供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論證，并且在經濟上還表現了特殊的效率，這種效率與現行秩序是聯系在一起的。因此，縱然民主化從長期而言是必須的，也有個時機選擇的問題。在現行秩序的效率尚存時，急急忙忙地轉向一種短期內沒有效率，甚至是混亂的秩序，這無疑是損害全社會的福利。為了可能到來的激烈沖突而提前準備一種和平解決的制度框架，有必要付出全社會福利損失的巨大代價嗎？得失之間應該如何權衡？等一等再轉又何妨呢？這些問題，都值得今天的中國人認真思考。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民主轉型都經歷了動蕩、混亂甚至是崩潰和戰亂，國家的規模越大，社會矛盾越尖銳、經濟發展水平越低，轉型的危險越大，后果也越嚴重。在中國的國情現狀下，如何避免轉型的風險？如果避免不了，后果是不是今天的中國人可以承受？在風險概率很大的情況下，轉型的收益與損失，又須在新的基礎上進行權衡。正因為以上諸多原因，中國的民主化道路不宜照搬西方，不宜急急而進，而是必須重新探尋適合自己的實現形式與轉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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