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國慶，游行隊伍自長安街呼嘯而過時，我正在湖南張家界，身旁是十三個初識不久的老師和隊友。十四個人分別來自港、京、寧，粵，為著一個農民工職業病的調查來到此地。
我們所在的桑植縣，是個偏僻小鎮，也是賀龍的故鄉，紅二方面軍的長征出發地。九十年代初，這里有許多人陸續離開家鄉，遠赴深圳，每日在塵土飛揚的建筑工地上奔波勞苦。
這數百人從事著一種特殊的工作：風鉆爆破。塵土飛揚的惡劣環境，使許多人患上了最嚴重的一種職業病：塵肺病。這被稱為沒有醫療終結的致殘性職業病，目前尚無可根治藥物。工人們的肺會逐漸硬化，直至呼吸衰竭，最終導致死亡。
更為可怕的是，由于難以確定勞動關系，他們甚至得不到應有的賠償。面對數萬至數十萬不等的治療費用，呼吸對他們來說，成為了最奢侈的事。
震動社會的“開胸驗肺”張海超，患的也是此病。張海超的悲壯之舉，使他最終拿到賠償，而更多的塵肺病人，則無此幸運。
2009年7月，湖南耒陽上百名塵肺病工人要求鑒定及賠償。由于缺乏證據，能認定勞動關系的工人不到10人，而90%以上的人，只能拿到深圳政府7到13萬不等的撫慰金。
現在，張家界這一兩百名工人，想要證明自己的身份，獲得應有的賠償，更加困難重重。
2009年9月，張家界100余名工人來到深圳職業病防治院，要求作職業病鑒定。醫院卻告知：申請職業病鑒定，必須要用工單位開具工作經歷證明，并提供相關健康檔案資料。
這是一個奇怪的邏輯：連一紙勞動合同都不給的用工單位，又怎么可能提供材料自證其罪？而因為沒有一紙證明，就連工人們鑒定病情、獲得救治的權利都要剝奪？
在中國，弱者往往需要更為強大的力量。為生存要背井離鄉，為治病要傾家蕩產，為鑒別身份、診斷病情要四處奔走，而連證明自己的傷殘，也要在身上再多加一刀。
本應成為弱者保護傘的政府部門，卻往往陷入敷衍無為、僵化緩慢，甚至為虎作倀的怪圈。工人們不僅要與用人單位博弈爭論，還要在勞動行政部門、衛生執法部分、職業病診斷機構之間彷徨無計。
失去了監督的地產資本，則更加兇狠地剝削工人。高強度的勞作、惡劣的工作環境、日益嚴重的拖薪、無法得到保障的生命健康……工人們創造了城市的喧囂，喧囂下是他們死寂般的沉默。
其實，工人的夢想如此簡單：一紙白紙黑字的合同，一份合理穩定的收入，一個安全有序的工作環境，一套沒有歧視的醫療保障體系，和一份對于他們艱辛勞動的銘記和敬意。
如果，我們連這些都無法給與他們，我們又怎么能安心宣稱：歌舞升平，莫言國事。
一、無榮耀的締造者
我們下了車，他的家就在路口不遠。轉角處我抬頭，他正蹲著石階上沖我笑著，手里握著半個蘋果，肩上搭著一條厚毛巾。毛巾下的身體，瘦削得仿佛只剩骨架。
1990年，彭輝平離開家鄉，遠赴深圳。在窮山惡水的桑植縣，他是最早一批到深圳打工的人之一。那時的深圳，還遠未高樓林立，入眼四處都是荒土、山坡、瓦房。
這些大山里走出的年輕人來到此處，懷揣著與這個城市一樣的夢想：夢想著以盡可能快的速度，洗去舊貌，擁抱財富。
彭輝平是一名風鉆爆破工。他和工友們每天的工作，便是下到直徑1米至5米不等的洞里，提著40多斤的風鉆機，在中心和四周打上十余個炮眼，隨后填上炸藥。爆破而成的數十米深的孔鉆，會被灌入混凝土，最終構成高樓大廈的堅實地基。
深圳地質復雜，地下多是堅硬的花崗巖，風鉆機一開動，立時粉塵四散。機器一開就是三四個小時，人爬上來已全身灰白，只能見兩個眼珠轉動。吐口痰，也帶著泥漿。
終日被粉塵包圍，工人所擁有的唯一的防護工具，也只有一個口罩。而普通的棉紗口罩，并不具備防塵作用。“那時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會得這么厲害的病。”彭輝平說，“想著年輕，能多掙些錢，就忍吧。”
1990年，做一天風鉆爆破，能賺五六十元；到2009年，這一價格上漲到200左右。這樣豐厚的收入，讓彭輝平堅持著拼命苦干。跟著一起來打工的張家界老鄉也愈發增多，一度達到300余人。
地王大廈、賽格廣場、地鐵一號線……深圳的標志性建筑，都曾響起他們所握風鉆機的轟隆之聲。這群城市的拓荒者與奠基者，見證了深圳的飛速崛起。
然而，這城市從未與他們一同分享榮耀。
二、遙遙無期的搏命
2006年下半年，彭輝平開始感覺身體不適，咳嗽、嘔吐、呼吸困難，幾經診治不見好轉。2007年3月，在廣州職業病醫院，他被確診為塵肺病2期+。
醫生告知，塵肺病只能延緩病情，不能根治。他的肺會逐漸纖維化，隨之而來的，是胸痛、咳血、高燒不退、呼吸衰竭，并一步步走向死亡。
更為可怕的是，塵肺病的治療花費不菲，需要數萬到數十萬不等。而這對于彭輝平，無疑是天文數字。
“醫院里建議我洗肺，但洗肺要的不是一點點錢，至少需要一萬塊錢。我只能去找老板。”彭輝平來到自己的公司——深圳市洪坤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要求對方出錢給自己治病。但遭到拒絕。
無奈的彭輝平，只得找媒體、找律師、找政府，一步步走上法律維權的路：勞動關系鑒定，工傷鑒定，傷殘等級鑒定、索賠訴訟……
“那幾年，能跑的我都跑了。從不知道到現在，怎么跑我都懂了。”彭輝平說， “怎么知道的？我在職業病醫院里，那里都是得這種病的人。工廠的，石場的，差不多都是塵肺病人。他們給你提供各種信息，告訴你怎么跑。我走這個程序都是在那里學的。”
醫院成為彭輝平的教室。而法院，則成了他的搏命場。
2007年4月，深圳市社會和勞動保障局認定彭輝平的職業病為工傷；同年7月，深圳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作出四級傷殘評定。
洪坤公司對判決表示不服，申請行政復議。2007年8月，深圳市人民政府維持原判，認定彭所患職業病為工傷。洪坤公司又再向福田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同年11月，法院駁回訴訟請求。
2008年5月28日，深圳市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仲裁：要求洪坤公司支付彭輝平傷殘補助金。但洪坤公司一直拖延執行。
“我跑得也是沒辦法。自己的存款什么的跑完了，治病都是自己墊的。沒有了我就自己貸款，還有能借的就借。貸款這里最多只能借到兩萬，還要人擔保。”
時間一點點消逝，彭輝平的病情日漸加重。
最嚴重時，醫生在他的胸前打個洞，用針刺入胸口，抽取胸腔積液。
胸口上手術開洞的傷痕，至今可見。
“他就是用法律拖你。他當然拖你了，他把你拖死了他好點，拖死了他花不了多少錢，死人不用花錢，給個幾萬塊錢安葬費就行。”彭輝平握不緊的拳，止不住顫抖。
病入膏肓的彭輝平，感到自己的時間不夠用了。距離拿到賠款，仍然遙遙無期。
他最終選擇私了，拿到了十五萬元。而他治病所花費用，遠超此數。
“如果不私了，按那個法律程序，可以拿到六十多萬，接近七十萬，但是沒辦法，你拖不起……
這時的彭輝平，已無力與死亡賽跑。
他想起，有個記者對他說過的話：漫漫維權路，何處是盡頭。
彭輝平和他的女兒，屋角是新做的棺材。
三、等候康復或死亡
2008年12月，彭輝平病情惡化，肺部感染，高燒不退。醫院下達了病危通知書。
2008年12月，彭輝平病情惡化，肺部感染，高燒不退。醫院下達了病危通知書。
彭輝平叫家人租了一輛救護車，把自己送回桑植。租車，花了八千塊。
”我要他們送回來的，我到那里多花錢。我到那里吊水什么的要錢，死了化成灰也還要錢。我還是到家里來好。死到家里面，能留個全尸。”
只是未曾想，熬過了一個春天，又熬過了一個夏天。
如今，彭輝平整日都呆在床上，床邊隨時都擱著一個供他吐痰的塑料桶。妻子和大女兒就擠在旁邊的另一張床上，隨時看著自己的丈夫，照顧自己的父親。小女兒則出外打工，每月往家寄上一千來塊，維持這個家的生活。
夜里他會出很多汗，一晚上要翻個四五次身，還止不住咳嗽。母女倆是睡不好的。
大女兒講起父親，控制不住自己，一個人走到墻邊，偷偷擦眼淚。她說：那幫人就不管人，一直拖，把爸爸弄得這么可憐。
彭輝平說，原來有一百一十多斤，現在大概只有七十斤，現在吃飯，好的時候能吃多點，昨天就吃了一小口飯。其他還好，就是容易感冒發燒。
每隔兩三天，彭輝平都得去鄉里的診所醫院一趟。沒錢坐車，只能步行。平常人二十分鐘就走到的路程，他要花上一兩個小時。
到了醫院，他就呆在過道角落的一張床上，打上四五瓶的吊針。從早到晚，一天便在滴滴答答的等待中熬過去了。
只是他不知道，是在等待康復，還是等待死亡。
彭輝平的家，至今仍是歪斜的木屋。屋子角落，放著一口棺材，用兩條木凳支著，再用塑料布潦草蓋上。棺材今年剛做，他說，等過幾天刷完漆，不知什么時候就可以用了。
彭輝平吃力地和我們說起這些，說起他的打工生活，他日漸壞掉的肺，還有他已不再幻想的順暢的呼吸。聽他說話，你可以想見一個人徹底的絕望。
他已看不見深圳的高樓，他已記不清那高樓下他曾流下多少汗水，他也不再去追問誰讓他的肺慢慢變成一塊石頭。
他那幾百個同鄉，有人已經死亡，有人正在抗爭。他與他們望得見生命的盡頭，卻未曾看見，那條能讓他們自由呼吸、公平維權的路，究竟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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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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