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的“偽回歸”與主席的識人標準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一、主流在“攪渾水”　　

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前幾天，我參加了西南財大經濟學博士生的入學考試。面試的時候，我給考生出了一道考題：《重慶模式與科學發展觀》。很遺憾，這些莘莘學子雖然可以念經一樣地背誦“黑板經濟學”，可是，抽到這個題的舉人基本上都懵了，他們一臉茫然地問：什么是“重慶模式”？以至于其他導師強烈要求讓這道題“作廢”——我估計，博導們恐怕也未必清楚什么是“重慶模式”。最后，一個來自重慶的考生回答了這道試題。　　

這個故事說明什么呢？是重慶的作法不值得媒體關注嗎，是重慶新政不值得經濟學研究嗎？當然不是。這只能說明，支配主流媒體的正統勢力，是何等的腐朽和頑固；同時也說明，我國主流學術界的心胸和視野，是何等的狹隘和近視。一條越來越狹隘的“河流”，居然還被稱之為主流，很搞笑是不是？　　

不論怎樣，“重慶模式”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她充滿了活力，正在成長壯大起來。可笑的是，有些人當初以為用“沉默”就可以封殺重慶模式，現在眼看“置之不理”封殺不了，于是又想用“攪渾水”的手段來抹殺重慶模式。怎么“攪渾水”呢？就是想方設法地把“重慶模式”貶得一文不值。我最近就聽有人說：“重慶模式”講什么“公平”啊、“民生”啊，其實都是老生常談，古希臘的某某某講過，中央的某某某也講過——差點說他自己也“論述過”。言外之意：沒有什么新鮮東西，“都是廢話”。　　

這種“攪渾水”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計地要讓“重慶模式”和主流最擅長的做秀模式“套近乎”，從而把“重慶模式”淹沒在“主流模式”的渾水之中。如果用主流經濟學的模型來“攪渾水”，那就是把兩個完全不同的模式做“回歸”處理，這當然是“偽回歸”啦，也是主流經濟學最喜歡干的事情。　　

什么是“偽回歸”呢？就是把兩個完全不相干的事件，硬要扯上“因果關系”。比如，“公雞的總結”就是“偽回歸”的典型。有一幅漫畫：一只公雞正在認真地寫自我總結，題目是：“我是怎樣克服困難，天天把太陽叫出來的”。于是乎，“公雞叫”成了原因，“太陽升起”成了結果。　　

所以，誰誰講過“公平”，誰誰提過“民生”，都不是評價“重慶模式”的標準。符號重不重要？當然重要。然而，“公平”和“民生”這兩個符號，并不是“重慶模式”與“主流模式”的本質區別所在。在“假冒偽劣”盛行的今天，千萬別把符號當作價值判斷的依據。

有人興沖沖地告訴我：薄熙來自己都說，“我們是從來不講‘重慶模式’的”。這充分證明，“重慶模式”是根本就不存在滴！——我差點笑翻：“從來不講”，這是薄書記低調、謙虛。不講“重慶模式”，絲毫也不會抹殺“重慶模式”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嘛。

二、吳敬璉的“良心”，路人皆知　　

主流經濟學歷來盛產“偽回歸”的高手。比如，那個著名的“良心”吳敬璉教授，就自以為是那只“驕傲的小公雞”。最近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他不是也激情澎湃地大談什么“收入分配不公”嗎？問題是，他的這種激情能代表中國經濟學的“良心”嗎？能和廣大老百姓的愿景一致嗎？　　

吳敬璉說：“分配的結構是如何決定的呢？是由生產的結構決定的”。這種高論，似是而非，其實就是在扯淡，是在故意混淆視聽。　　

大家注意，“生產結構”通常是指：在經濟活動中，各生產部門或各生產種類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關系。也就是說，“生產結構”強調的是一個生產力的結構概念，而不是一個生產關系的結構概念。吳敬璉之所以用這個概念，其目的就是想掩蓋分配的本質。因為，按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分配”并不是一堆等待分配的物品，而是一種人與人的關系；分配關系也不是由什么“生產的結構決定的”，而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離開生產關系來談分配，如果不是無知，就一定是在忽悠。　　

以吳敬璉曾經“左”得出奇的歷史來看，他老人家并非全然不知道生產關系與分配關系之間的因果聯系。所以，他用“生產的結構”這類十分曖昧的概念，其用心何在，路人皆知。　　

馬克思主義歷來關注“收入分配不公”，吳敬璉現在也很關注“收入分配不公”。可是，吳敬璉干的那些事情，到底是在緩解“分配不公”呢，還是在促進“分配不公”呢？我們看看吳敬璉是怎么說的吧：　　

“只要投資是推動增長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結構里資本所有者就占大頭。資本所有者是誰呢？首先是國家，然后是國企，然后是大的私企，有錢人和國家儲蓄傾向是高的，消費傾向是低的”。　　

瞧瞧，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罪魁禍首，不是“私有制”，不是“資本”，而是“國家”和“國企”！不過，“吳良心”畢竟還是有點“作賊心虛”，所以在指認了“國家”和“國企”之后，他又極不情愿地帶上一句：“然后是大的私企”云云。　　

且不說，這個扭扭捏捏的“然后是”到底想掩蓋什么，就說“吳良心”指認的那兩個“首犯”吧，“國家”和“國企”的背后所指是誰？地球人都很清楚：就是“公有制”嘛！　　

既然罪犯已經捉拿歸案，“吳良心”也就殺氣騰騰地宣布：“根本動力還是在于改革！”“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去承受改革的陣痛，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發展方式的變化，讓改革為轉變打下堅實基礎”。　　

聽聽，又是“改革”，又是“決心”，又是“勇氣”，而且又是“陣痛”！“吳良心”改革的“決心和勇氣”指向了誰，“改革的陣痛”要誰來承受，難道還不清楚嗎？問題是，今天的“兩極分化”到底是“公有制”造成的，還是“資本私有制”造成的，恐怕早就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識了吧？　　

吳敬璉把公有制當作“兩極分化”的原因，這種無恥的“偽回歸”與“公雞的總結”是何其相似乃爾，說他是那只“驕傲的小公雞”，名副其實。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如今大家都在談同一個問題，而且問題的話語符號似乎越來越相似；但是問題的內容和本質，卻是漸行漸遠，差別越來越大，甚至是水火不容。　

三、重慶模式的評價標準　　

今天，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談“民生”，講“公平”了，想想這么多年來公然的“笑貧不笑娼”，這畢竟是一個進步。雖然“民生”和“公平”已然成了一個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裝，但是，看看這個框里面到底裝著什么內容，我們就可以判斷：你是真的在講“民生”呢，還是真的在“忽悠”？　　

老百姓不是傻子，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左派和右派都說要挖掉壓在老百姓頭上的“幾座大山”，可是，他們的做法卻大相徑庭：　　

——對于“腐敗”這座大山：有人要挖斷共產黨與資本的金錢聯系，讓共產黨真正能夠“權為民所用”；有人卻要挖斷共產黨與人民的魚水關系，逼共產黨下臺，讓大資本來主宰政治。 　　

——對于“住不起房”這座大山：有人不僅率先在全國推行大規模的公租房建設，而且率先在全國開征高檔商品房的房產稅；有人卻除了空喊幾句“增加住房供給”的口號之外，拒絕一切有損于資本利益的房產政策。　　

——對于“道德淪喪”這座大山：有人“三進三同”整頓吏治，“唱紅打黑”絕不手軟；有人卻打著“法治”的大旗，為腐朽的黑惡勢力鳴冤叫屈，為糜爛的“天上人間”保駕護航。　　

——對于“兩極分化”這座大山：有人旗幟鮮明地承諾：“要將基尼系數由0.42降至　0.35”　；有人卻一個勁地叫喊：“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去承受改革的陣痛”。　　

——對于“看不起病”這座大山：有人毫不含糊地指出：“要讓老百姓看得起病，那么就別讓醫療改革繼續成為私有化和斂錢的借口”；有人卻還嫌“市場化不到位”，結果是公益醫院繼續“私有化”，而私立醫院繼續“騙醫保”。　　

總之，對于壓在老百姓頭上的N座大山，有人明確宣布：“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并且努力實踐，“知行合一”；有人卻繼續鼓噪：“堅持市場化改革100年不動搖”，并且撒開腳丫，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沒命的狂奔。　　

大家看看，誰在“愚公移山”，誰在“南轅北轍”；誰在真抓實干，誰在忽悠百姓——這難道還不清楚嗎？毛主席說得好：　　

——“僅僅在嘴上大講其信仰三民主義，或者信仰馬克思主義，這是不算數的。你們看，希特勒不是也講‘信仰社會主義’嗎？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呢！他們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東西呢？原來就是法西斯主義！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后來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張國濤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現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開到泥坑里去了。” 　　

——“所以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　　

我認為，毛主席提出的這個標準，就是我們評價“重慶模式”的唯一標準。　　

（　2011年3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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