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龍露



中國富裕家庭與貧困家庭的收入相差達40倍；少數富裕家庭掌握了40%的居民財產；城鎮化進程加快的同時，城鎮貧富差距問題比農村還要嚴重……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用人民大學的研究數據作為佐證，呼吁政府在十二五期間盡快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從學校的研究結果看，近年來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且逐步擴大。”紀寶成代表說，最近若干年，中國GDP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但是貧富差距也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在擴大。不管用哪種方法測算，擴大的趨勢客觀存在。

城鎮內部收入差距成“禍首”

分析近年來出現的新情況，紀寶成說，城鎮內部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容忽視。他解釋，影響基尼系數的三個因素分別為：農村內部的差距、城鄉差距及城市內部差距。2003年三農政策出臺以來，惠及廣大農民，農村貧富差距大幅下降。農村內部貧富差距對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已經由1996年的32.3%下降到2008年的12.3%。但是，城市內部貧富差距對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已經上升為第一位的因素，于2008年上升到45.3%，城鄉收入差距為42.4%。這兩大因素是影響中國基尼系數的主要因素。紀寶成指出，城鎮化過程逐步加快，城鎮內部的貧富差距同樣加快。這是需要引起政府高度重視的戰略問題，希望政府能夠把治理城市貧困問題列入高度重視的問題之一。

貧富家庭收入差40倍

紀寶成說，財富存量的分布不公，也成為財富差距擴大的重要的新因素。并且研究認為，這在未來若干年將加快城鎮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1992年，中國經濟基尼系數已超過0.4的警戒線。近20年的積累，造成財富增加，分配嚴重不公。根據國家發改委、統計局的報告，2004年中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層的10%的家庭收入只占1.4%，相差32倍。到2009年，這個差距已經擴大到40倍。

財產存量分布不均，必將對收入流量進一步不均產生巨大影響。儲蓄存款極大的不平衡，通過投資收益、利息收益，促使差距進一步擴大。這種財富分布的不公，通過遺傳成為破壞機會平等和代際平等的最大因素，帶來嚴重的動態不公。比如，創業機會不平等、就業機會不平等、教育機會不平等以及其他服務的不平等。這對社會非常不利。

津貼加不到臨時工頭上

紀寶成代表提出，行業分配不公，特別是壟斷性行業收入差距也要加以解決。而且，體制性因素不容忽視。在部門分割、地區分割、行業分割十分嚴重的情況下，試圖通過轉移支付，一定范圍的社會福利改變分配不公，有時不但不會解決分配不公，而且會加大不公。因為社會保障、職工福利還沒有做到普遍化、均等化。他以自己所在的人民大學為例，“我們想給職工增加津貼，但只有體制內的職工能夠受益，臨時工是加不上的。”

研究還發現，收入差距和經濟水平沒有必然聯系。經濟發展最好的省份如廣東、江蘇、浙江等和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的地區如青海、西藏、寧夏等，基尼系數排位都是比較高的。研究結果證明，重視民生工程的省市基尼系數就小一些，如北京基尼系數排在第28位，作為首都已經不易。重慶的成績最好，排在第31位。這就說明政府高度重視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是縮小基尼系數的有效手段之一。

建議盡快建立資產實名制

紀寶成代表發現，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的提法是：“逐步”扭轉收入分配權差距擴大的趨勢；溫家寶總理的報告則表述為：“盡快”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一詞之差，緊迫程度明顯不同。“我更加贊同總理報告的提法，希望十二五規劃綱要能夠與總理的報告一致。”

紀寶成呼吁，要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就必須高度重視財產存量不公的問題，并研究如何加以解決。他建議，應該促進新型的財產稅稅收體系的建立。這需要盡快建立房產登記制度、儲蓄實名制、證券實名制以及其他資產實名制。從房產稅逐步擴大到固定資產稅和遺產稅。“沒有新型財稅體系的建立，不大可能解決貧富差距擴大。”一些發達國家財產稅體系健全后，還會促使富人增加慈善捐贈。

鏈接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綜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主要指標，其數值最小為“0”，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最大為“1”，表示絕對不平均。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警戒線”。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2009年“基尼系數”為0.47，接近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水平。上世紀70年代前，我國人均GDP只有約200美元，“基尼系數”不到0.2，這些年收入差距總體上在持續拉大。世界一些最富裕的國家收入差距并不大，發達國家平均“基尼系數”多在0.36以下。本報記者 廖雁

專家點評

把資源用在百姓身上

點評人：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

中國政府應該怎么縮小貧富差距？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軍表示，由于國內收入分配不平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少數人拿走了，社會貧富差距很大，大多數人只拿著微薄的低工資。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對于國內不同群體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

仲大軍提供了一組數字，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世界平均為50%；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為5倍；中國行業工資差高達3000%，世界平均為70%。仲大軍認為，這說明我國改變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迫在眉睫，貧富差距也較為明顯。“特別是一些國有壟斷企業的工資高出最低工資幾十倍、上百倍，這樣使大量的財富流失到少數人手中，造成嚴重的分配不公。在一個巨富的身后，可能有幾百甚至更多的窮人。”

仲大軍認為，從目前國家發展的狀況便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我國現存的問題。這是一條分化式的發展模式。所以，應該轉變發展的思路，盡量避免將資金和資源通過出口方式大量往國外輸送，要促進國內的消費，增大中國的消費力，而不是投資到國外去增加別人的消費力。應把國家資源切切實實地用到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上。

給低收入階層一種激勵

點評人：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

劉煜輝認為，使中國實現消費轉型的關鍵在于初次分配,要改變初次分配格局就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中國產業呈現出超重化工化和資本密集化，這必然使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來越偏向于政府和資本，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扭轉這一趨勢只能靠經濟模式的轉型。

“從宏觀上說，地區的差異拉大，貧富差距拉大，整個社會的消費邊界傾向陷入了一個高投資、高儲蓄的循環當中，要轉變經濟依賴性就會越來越難，內需很難啟動起來，整個經濟體越來越依賴于外部的需求，受外部需求越來越強。”改革收入分配的重心，在于破除體制的障礙，給低收入階層一種激勵，為他們創立一個體制，讓他們通過自身努力能夠進入中產階層。大幅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終會形成中產階層的橄欖形社會結構。中產階層能支撐住房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市場，如果再加上社會保障得力和城市化提速，這個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環的社會結構才能持久。未來如果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調節資源配置方向，大幅降低私人部門和中小企業的稅負，也可以創造出一個宏觀上更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分配結構。本報記者 趙喜斌 J209

委員熱議

李德水委員

要做大做強中產階層

李德水委員認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同步，重點應該向中低收入居民方向傾斜，因為不同收入的居民本身差距就很大，基數很懸殊。如果所有居民都按同一個比例增長，就必將使收入差距過大的矛盾更加惡化。所以在政策設計上要做好低收入群體的保障，調節過高收入者的收入，做大中等收入階層的隊伍。按照國外的話來說，就是要做大做強中產階層。這樣我們社會從消費能力來說就會大大提高，擴大消費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張帆委員

應調研不同行業

收入的依據標準

全國政協委員張帆認為，在社會管理中，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既重要又敏感的問題，不僅要創造財富還要學會管理財富。現在常常看到的是一個行政區政府的財政收入，卻很少研究一個行業的收入情況，如公務員的收入和事業單位人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張帆委員建議，應該加大行業收入情況的研究，各行業之間合理的收入比例是什么？不同行業收入的依據標準是什么？應該通過對社會各行業收入的調研提出合理解決的方法，減少不和諧因素。

蔡繼明委員

壟斷導致行業收入擴大

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委員認為，我們的房價高，加油貴，收費公路多，而這些涉及的都是壟斷行業。因此應該合理調節收入分配關系，讓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本報記者 邵澤慧 J049

張曉梅委員

有些富人“以錢換名”

也沒什么不好

昨天下午，張曉梅委員說，縮小貧富差距，有兩條途徑，要兩條腿走路。一個是以政府作為主導，出臺相關政策，加大對貧困地區、貧困群眾的投入，幫助他們擺脫貧困。但還有一方面也很重要，就是需要社會的力量，讓富人通過交稅的方式，即增加高檔奢侈品消費稅的方式，獲得更多的資金，來專項增加對貧困地區的投入。同時，鼓勵富人拿出錢來幫助貧困者。

對于富人，還要讓他們拿出愛心，也就是拿出善款來幫助貧困的人群。我認為，在這方面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富人與貧困人群的隔閡很大，雙方少有溝通。很多富人想通過各種手段來幫助貧困人群，但苦于沒有相應的渠道，即使是有渠道，也容易被人誤解成“以錢換名”。在中國這樣還有很大貧富差距的國家，即便是有些富人“以錢換名”，我覺得也沒有什么不好，畢竟這讓貧困的人群受益了。

一個有影響的名人（富人），他本身有很多社會資源。這些資源都是圍繞著個人的。所以，如果鼓勵富人幫助貧困者，有時會事半功倍。這也是國家政策的一種很好的補充。

最后，張曉梅委員說，不管是政府，還是某些人的幫助，都是外因。真正要擺脫貧困，還需要貧困者自立，在政策扶持下，在其他人的幫助下建立自立。中國有句話：靠人不如靠己。一輩子吃救濟的人是無法擺脫貧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