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我紅故我在

2011年03月04日  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 徐愷】
 
　　對于重慶來說，3月1日絕對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重慶衛視徹底改版。從一個依靠廣告支撐的市場類頻道，直接改變成了一個在任何時間不上商業廣告的公益性頻道，并向全國播出。

　　在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中國，毫無疑問，這也是一件值得全國紀念的大事。

　　3月3日，作為當地黨報的重慶日報刊發了該市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何事忠的專訪。

　　該文認為，“重慶衛視改版在全國是一大創舉”。并以此為邏輯，詳述了重慶衛視改版的決策意圖、根本變化，并對“一些人存在疑問”進行了回應。

　　關于決策意圖，何事忠在專訪中談到：“過去，重慶衛視片面追求收視率，廣告多，電視劇多，節目格調不高，內涵不豐富，缺乏思想性。很多受眾看了衛視覺得收獲不大，尤其是很多家長擔心青少年看電視浪費時間，消磨意志”。

　　“這次重慶衛視全面改版，推出的是集思想性知識性藝術性觀賞性于一體的節目，有利于在有限的時間內為廣大受眾傳播更多有價值、有營養的東西，提高受眾的人文涵養、思想境界、生命質量。”

　　“重慶衛視改版是主流媒體的責任擔當，既是機遇更是挑戰。”

　　而關于改版前后，何事忠認為有“四大變化”：一是實現由同質化向特色化轉變、二是實現由外購外包節目為主向自辦自創節目為主轉變、三是實現由迎合市場向引導受眾轉變、四是實現由商業廣告支撐向政府財政支持轉變。

　　在該專訪中，何事忠駁斥了一些人一談到“紅”就想到“左”、就想到“文革”的意識，認為那“完全是錯誤的”。他解釋說，“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崇尚紅色。“紅”是漢語中褒義色彩最強烈的詞。紅色代表生機、活躍、青春、熱情，代表明亮、鮮艷、力量、奔放和充滿生命力”。

　　而“所謂紅色文化，從狹義上講，是指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在如火如荼革命戰爭年代以及建設、改革開放時期所形成的時代精神。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就是“紅色中國”。從廣義上講，它既包括古往今來中華民族的各種文化精華，也包括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是先進文化、進步文化的統稱”。

　　在訪談中何特別指出，在國外，也有類似的廣播電視經營體制，例如英國的BBC、美國的PBS、日本的NHK等，國家禁止這類公益電視機構播放商業廣告。

　　該文在重慶日報刊發的題目是《努力把重慶衛視打造為廣大群眾喜愛的公益頻道》。但在某知名門戶網站，這一標題被改為了《重慶宣傳部長駁斥衛視紅色風格系走文革老路》。二者之間微妙的差異，或許表現了當地傳達意圖與公眾關注同樣微妙的差異。

　　全委會熱點與地方方略

　　中共十七大以后，全國各地都在積極貫徹中央的思想和精神。重慶也在積極行動，當地歷次全委會的熱點和決議，清晰地描繪出了頗有特色的重慶路徑。

　　重慶市委在中共十七大以后直到2010年底，共召開了七次全會：三屆二次到八次會議。

　　而從三次到八次全會，其間的主題依次是：關于《中共重慶市委關于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決定》的決議、關于《中共重慶市委關于加快農村改革發展的決定》的決議、《中共重慶市委關于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意見、關于做好當前民生工作的決定、關于《中共重慶市委關于制定重慶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決議。

　　這一思路簡單來說，就是以中央對重慶314部署為目標，以經濟建設為基礎，通過五個重慶的建設，最終達到“把咱重慶建得更美好，讓百姓的生活更幸福”。

　　在經濟建設上，重慶的辦法是通過擴大開放，打造內陸開放高地，把區縣作為主戰場等思路來實現。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次全會上通過的決議里，打造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的“五個重慶”的提法，也首次出現。

　　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該次全會上發表了題為《圍繞“314”總體部署在大開放中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講話。這是他履新重慶后召開的一次全委會。

　　關于“五個”重慶，薄在講話中放到了“建設以人為本、安商助商的綜合環境”的主題之下進行闡釋。他認為，“只有真正優化環境，才能產生吸引力，從而搶占先機，爭到好項目”。

　　而在第四次全會中，薄熙來的講話中則將對民生的關注，作為了“一年來市委常委會”的工作總結內容，包括改造危舊房、萬人大下訪、低保提標、解決出租車問題。講話透露，關于改造危舊房，“目前已籌資142億元，完成拆遷2萬戶、164萬平方米，落實安置房3萬多套、207萬平方米”。

　　而萬人大下訪也成績卓著，“全市累計投入資金14.7億元，解決新老信訪案件18000多件，其中重點信訪老案1000多件，使一大批積壓多年、群眾反映強烈的遺留問題得以化解。中央交辦的第一批69件涉法涉訴、重信重訪案件全部辦結息訴，第二批99件已辦結70%，居全國前列”。

　　城市低保提標方面，“今年以來，我市城市低保標準每月提高了50—55元，失業救濟金標準每月上調160元。推進農村低保，已有78萬人獲益。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參合率提高8.4個百分點，達到85%以上。對近50萬貧困住宿學生進行了春季生活補助，對200多萬受災困難群眾給予春荒和低溫雪災救助”。

　　同次講話中，他也對“抓思想：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加強理想信念教育”，進行了總結，包括學習時間活動、意識形態教育以及加強傳統教育，開展緬懷革命先烈、傳唱紅色經典歌曲等活動。

　　“向全市大中小學生和廣大市民推薦27首經典革命歌曲和18首現代歌曲，組織重大節日歌詠活動，學校、社區和軍營紛紛熱情傳唱，提振了全市干部群眾干事創業的‘精氣神’” 等等。

　　他同時指出：深化改革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要在土地和林權改革上重點突破；要著力構筑農村教育、醫療衛生、文化信息和社保體系。并提出了相應的目標。

　　在四次全會所通過的《關于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則對推動文化大發展作出了種種具體的部署，提出了城鎮15分鐘文化圈、農村半小時文化圈的概念。針對電視媒體則提出了“辦好以重慶衛視為龍頭的廣電媒體……提高文化品位，打造品牌欄目，擴大吸引力和影響力，收視率保持全國省級衛視前5位，努力辦成‘西部第一、全國一流’的精品衛視，成為重慶對外宣傳的第一傳媒”。

　　薄熙來在這次全會中的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全國只有53名黨員，講‘財力’，沒有任何資本可言，更沒有錢去‘發獎金’。但黨的‘一大’13位代表，個個都是理論家、宣傳家，他們掌握真理而且善于宣傳真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將越來越多的先進分子匯集在黨的旗幟下，終于‘喚起工農千百萬’，這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

　　“黨中央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不動搖、‘兩個文明一起抓’的戰略決策，是推動中國走向強大的發動機。”

　　而在六次全會通過的決議則提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學習擺在首要的位置；深入開展“唱讀講傳”活動。各級黨委要精心組織大型主題活動賽事，基層黨組織要經常開展群眾性活動，使“唱讀講傳”活動不斷深化和提高。

　　在這次全會上，對于黨建工作薄熙來則講到，60年的執政，我們黨得了高分，中國已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真正站立起來，“中國模式”令世人矚目。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光榮、正確，不是因為她能奪得政權，而是因為她能為廣大人民謀福利，能給中國帶來勃勃生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他說，“一定要把憂黨之心作為政治責任，把憂患意識轉化為具體行動，為黨的建設盡心盡力”。

　　關于七次全會通過的決議，薄熙來在講話中概括為，“3000多字的《決定》要3000多億的總投資，平均下來，一個字一個億，可謂一字千金”。

　　薄所說的投資，就是為該市市民所辦的“10件實事”所需要的總體投資，包括.建設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解決50多萬戶中低收入群眾住房困難、實施萬元增收工程，使“兩翼”95%有勞動能力的農戶三年增收萬元以上、森林覆蓋率達到40%，城區綠化率達到35%，建成國家森林城市、生態園林城市、環保模范城市等方面的內容。

　　在這次會議上薄熙來做了《抓好10件大事，切實改善民生》的主題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改善民生是我們共產黨始終如一的奮斗目標，而且言行一致，卓有成效，前無古人。”

　　他同時指出，民生的改善是多方面的。打黑除惡摧毀了355個涉黑涉惡犯罪團伙，抓獲5047名犯罪嫌疑人，破獲了近10年來積累的刑事案件3.9萬起，其中命案600多起，還打掉了一批“保護傘”。“大下訪”兩年多來，20多萬干部下基層，投入79個億解決了信訪11萬件，其中90%是積案，500多萬群眾直接受益。“唱讀講傳”滿足了老百姓的精神需求。唱紅歌，參與市民超過7000萬人次。湖北的網友說，聽了重慶的紅歌，人民提氣，壞人喪氣，正氣壓了邪氣。《讀點經典》已出18輯，在全國120多次評比中，每一次都在圖書暢銷榜前列。“唱讀講傳”也是百姓所需。

　　對于未來，重慶市在第八次全委會上提出了清晰目標：到2015年，地區生產總值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年均增長保持在12.5%左右，人均GDP翻番，達到8000美元，重慶將整體跨入現代化階段；西部地區重要的增長極、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和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基本建成，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2.5∶1左右，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衡量的“圈翼”地區差距縮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數由目前的0.42降到0.35。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

　　此次全委會明確提出了“民生導向、共同富裕”的指導思想。

　　薄熙來在講話中說，到2015年重慶要實現“4大愿景”，即把重慶建成特色鮮明的國家中心城市、集聚和輻射功能強大的經濟中心、居民有充分的幸福感、西部開放“窗口”和統籌城鄉改革的“先行區”。

　　薄熙來說，“十二五”期間，既要讓經濟大發展，也要讓先進文化大繁榮，讓老百姓享有豐富、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這兩年，“唱讀講傳”走進千家萬戶，群眾說：“‘唱紅歌’唱出了精氣神，‘讀經典’讀出了高素質，‘講故事’樹起了好榜樣，‘傳箴言’傳出了凝聚力。”對于樹立全市干部群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發揮了重要作用。

　　薄熙來說，作為共產黨人，我們就是要理直氣壯地舉紅旗，唱紅歌，堅持我們的理想信念，老老實實，大大方方為人民大眾服務，而不必去附庸什么“風雅”，搞什么莫測高深或取悅人的東西。現在“唱讀講傳”已有一定影響，前些時候的中華紅歌會，31個省區市全來了，而且熱情洋溢，香港、臺灣也組團參演。下一步，我們還要好好研究，使“唱讀講傳”更加貼近百姓。

　　紅旗下的重慶模式

　　“薄書記來到重慶后，迅速推出了唱紅打黑、五個重慶建設的舉措”，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對薄熙來充滿敬佩之情。3月1日，面對記者的訪問，他用了“密集”、“疾風暴雨似的”、“地毯式轟炸”來形容自薄熙來履新重慶后當地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

　　蘇是該黨校校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探索》的主編，同時也是2011年1月剛出版的《重慶模式》的第一作者。這是國內第一本關于“重慶模式”的專著。據說該書首次印刷1.2萬冊已經銷售完畢，正在準備加印。

　　關于“重慶模式”，該書用了一段文字來加以定義和理解：“綜合起來講，以聯系群眾、唱紅打黑為實質和核心，動員群眾、全市上下一心來解放思想、擴大開放、建設內陸開放高地、來統籌城鄉發展，來鞭策公有經濟、民營經濟、三資經濟三駕馬車并駕齊驅，而以國有經濟駕轅，來建設五個重慶……來切實改善民生，等等，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重慶模式”。

　　而在《序論》中，該書給予了重慶模式以高度的評價：“而我們所講的重慶模式，則是廣義的重慶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主政重慶后，重慶市政府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重慶直轄以來發展的基礎上，實施的新政，從而形成的一套經濟、政治、文化、（狹義）社會與生態發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發展路徑。我們認為，重慶模式……一種凈化人民心靈、凈化社會環境、凈化生態環境的新模式。……這是一個很有成效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一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具體模式、一個很有成效的科學發展的具體模式”。

　　在與記者的交流中，蘇教授認為，重慶模式帶來最大意義在于，“不僅僅推進了中央關于重慶的314部署，而且是超額完成了，同時全方位地拓展了鄧小平確立的基本路線，真正地抓住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踐行了三個代表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他解釋說，在改革開放30年以來，有些地方的發展模式只注重招商，只注重了經濟建設，而忘了鄧小平說過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教導。既沒有能代表先進的文化和人民的利益。也沒能代表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堅持黨的領導。

　　他認為，正因如此，雖然中國改革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積累了不少矛盾：一是城鄉矛盾太大；二是地區矛盾太大；三是經濟與社會矛盾太大；四是快速工業化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五是對外開放和國內發展、與國家安全的矛盾。

　　在重慶“新政”數年以來，雖然在更為自由的網絡之間，不時可見各種質疑。但在當地，不少官員認為，事實證明重慶市委市政府的各項舉措，是正確和英明的。他們會用一串經濟數據來說明自己的觀點：2010年，全重慶市經濟發展取得良好成績，地區生產總值達到7894.24億元，同比增長17.1%，是直轄以來發展最快的一年。經濟增速居全國第2，西部第1位，連續兩年居全國前3位。而全市財政收入突破1953.4億元，增長67.6%。

　　他們認為，“唱紅打黑和經濟成績之間，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系”。

紅色重慶文化實驗

【作者： 吳紅纓 李強】
2011年03月05日  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

 
　　3月1日，重慶衛視宣布不再播出商業廣告，以建設“主流媒體，公益頻道”為目標。在1月，它已將黃金時段全部用于播出紅色文化，以打造全國第一“紅色頻道”。

　　重慶市委宣傳部部長何事忠近日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表示，衛視將由財政支持運營，并堅持“我愛中國紅”。“中國紅”是重慶衛視2009年的新定位，以播出紅色精神為主題節目為主要標志。

　　當地分析人士認為，衛視的改版和定位，將使重慶的“唱紅”走向機制的常態化。

　　重慶自2008年開始的唱紅歌，及政府主導下的強勢紅色文化宣傳，一開始就伴隨著外界的質疑之聲。何事忠反駁說，談到“紅”，少數人反對，以為是搞“左”的一套，甚至與走“文革”老路聯系起來，這完全是錯誤的。

　　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因為對重慶現象有濃厚的興趣，已在重慶國資委掛職一年。他認為，重慶的唱紅，體現了中國社會轉型時期，面對各種矛盾和危機，執政黨對塑造社會價值體系的一種尋找。

　　唱紅

　　唱紅歌是繼“打黑除惡”之后，重慶成為各界焦點又一“重慶事件”。它與“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一起構成了重慶式的“紅色文化”。

　　研究重慶模式的重慶黨校教授蘇偉說，“這個活動是由薄熙來書記倡導發起，從而在全市上下掀起了熱潮。”蘇偉于近日與中國政法大學楊帆教授等人，合作出版了《重慶模式》一書，書中對重慶的“唱紅”給予了充分肯定。

　　重慶全面啟動唱紅活動始于2008年7月，市委、市政府下發《關于廣泛開展紅色經典歌曲傳唱活動的意見》，要求傳唱活動在重要紀念日，通過群眾性文化活動加以開展，堅持以“唱響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人民軍隊好、人民群眾好、偉大祖國好”為主題。

　　2009年6月18日，重慶市委三屆委員會再次做出《關于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決定》，其中要求“深入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使之成為弘揚主旋律、提振精氣神的有效載體，成為全國知名的文化品牌，成為全體市民的文化風尚。”

　　這個決定提出的具體的實施內容為，每年舉辦一次全市紅歌比賽，重慶電視臺推出每日一歌，每個區縣至少提供一個大型紅歌壩壩舞廣場，建立“紅歌網絡中心”，深入推進紅歌進社區、進農村、進機關、進學校、進軍營、進企業等等。

　　這個決定的內容，后來也進入了重慶“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

　　薄熙來作為倡導者，也多次親歷到唱紅歌海洋之中。2011年元旦，他與部分留守兒童，來到市中心的解放碑廣場，與現場數萬市民一起迎接新年鐘聲。薄站在市民之中，領著他們高唱《團結就是力量》。

　　蘇偉的學生都是在職的官員。“現在利用開會前幾分鐘，大家會唱唱歌，反正過去也是閑聊時間，有時上課前，班上也組織唱紅歌，我也跟著唱，上起課覺得特別有勁。”

　　市民中間，也有不少傾力的參與者。張樹森是重慶紅歌研究會會長。這是他和愛唱歌、且“經濟不錯”的朋友，自發建立的組織。他說，這個研究會，這幾年已投入近100萬了。

　　張樹森的另一個身份是樹森律師事務所主任，他本人在BT投融資建設模式頗有建樹。他還是市政協委員，2010年的地方兩會，他提交的提案是將《紅梅贊》作為市歌。

　　市委宣傳部后來答復說，為時過早。張樹森說，我覺得它能代表重慶，時間正好。

　　據統計，2008年6月以來，僅參與唱紅歌的市民就超過9405萬人次。

　　爭論

　　重慶轟轟烈烈的唱紅引起很多關注及爭議。

　　最嚴厲的質疑，是懷疑重慶是否要恢復文革的做法？還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不能憑政府的喜好，去強制性推廣一種文化。

　　重慶某大學一位教授說，我們這一代人，聽到紅歌的確熱血沸騰，涌起特別的記憶，但那些年輕人呢，他們會相信嗎，組織他們唱紅歌，就是一場形式。

　　張樹森的重慶紅歌研究會去年舉行了全市首屆少兒紅歌會，最小參賽兒童才4歲。他也聽到很多批評之聲。張說，這些孩子都是自愿來報名的，我們還為他們出服裝費，孩子們熱情很高，早上4點多就起床了，家長反應強烈覺得還應該搞。

　　薄熙來也多次在公開場合對質疑的聲音做回應。他說，我們唱的紅歌，樸實傳神，都是經典之作，出自藝術大家之手，膾炙人口，百看不厭，為什么不能演呢？難道只能去傳播“黃段子”、“灰段子”，耍貧嘴，講低俗的故事，讀快餐文化，去迎合某些人的無聊心理嗎？

　　蘇偉認為，重慶的唱紅，某種程度上被妖魔化了。

　　首先紅歌的內容很廣泛，除了革命時代的老歌，也有《北國之春》、《長江之歌》這樣的經典曲目。普及讀物《讀點經典》，“紅”的內容也只有一兩篇，其余是古文，古詩詞，以及國外的經典作品。

　　對于重慶衛視，蘇偉說，它的《信念》等欄目，也有蘇格拉底、蒙田、林肯這些內容，觀眾不愛看，換臺就是了，不會強迫，“這是一種選擇，除了娛樂，你也要允許這種文化存在”。

　　崔之元也認可這個觀點。他觀看過一次“重慶國資大舞臺”的唱紅演出。兩個年輕人唱《太陽最最紅》，“最開始是迪斯科音樂，兩個人用說唱形式，討論說，要不要參加，參加有什么意思，后來決定，參加。最后才開始唱。”

　　“所以，重慶唱紅有一種和時代結合的東西，不能理解單純的復舊。”崔之元稱。

　　尋找

　　崔之元認為，重慶的唱紅，其實是中國社會發展到現在，必然會出現的一個現象。

　　“薄熙來實際是從一個執政黨的這么一個角度來考慮它應該做什么事情，為實踐執政黨的執政價值和執政合理性在進行實踐。”崔之元說。

　　首先，薄熙來要帶領重慶這個西部直轄市跨越發展，實現中央的部署，重慶也在推進一系列的開先河的改革，那么，文化在其中是非常重要的。

　　薄熙來在三屆五次全委會上曾發言說，古往今來，變革與發展都要有先進的、符合實際的思想做先導。思想文化的優勢是更內在、更持久、也更難替代和模仿的競爭優勢，精神文化生活還關系到發展方向和發展目的。文化對社會的推動和導向，在于它核心的內涵是一種價值觀念，是理想、信念和信仰。我們抓文化就是抓方向。

　　其次中國社會面臨價值嚴重缺失。

　　蘇偉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從理論上講主要是向西方學習，但是有一個缺陷，我們借鑒了西方市場體系的一套，但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卻沒建立起來，長期處于價值空置和制度空轉，這使發展難以為繼。

　　“所以未來30年，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讓人民幸福、尊嚴的社會，在理論上必須要在社會主義價值體系上下功夫。”蘇偉說。

　　薄熙來在今年1月召開的宣傳文化工作會表達過類似觀點，當今世界的較量，不僅是經濟的較量，還有精神文化領域的較量。我們努力建設自己的國家，但國家建設起來以后向何處去？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但我們的國民相信誰，他們的思想到底受誰影響？這是很現實的問題，需要冷靜地想一想。

　　在精神文化的塑造中，薄熙來選擇了紅色。

　　薄熙來曾表示，共產黨把中國建設成這樣的經濟實力，那它的文化也應該是站得住腳的，所以我覺得一個是歷史上的文化，一個是共產黨的文化，這兩個文化我們弘揚一下，這就叫唱紅。

　　薄熙來同時說，“紅”講到底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老百姓服務，這就是共產黨當時建黨的本意，為天下老百姓服務，能夠解放老百姓。

　　崔之元認為，重慶這種現象，用弗洛伊德理論解釋，人面臨一些危機，心理分析的重要方法，就是回到童年，去尋找解決原因。“現在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凸現，執政黨也面臨各種挑戰和困惑，這個時候，它無意識地就會回到傳統，回到最初的過去，去尋找原因。”

　　而“現在唱紅，和當時唱的感覺不一樣。所以這不是簡單地回到傳統，而是有一個通過克服危機，走向一個新的階段的過程。”崔之元說。

　　崔之元認為，薄熙來的做法，更深層次上，也體現了執政黨對領導權的一種新思考。

　　“某種意義上，重慶正在進行這樣一場實驗。”崔之元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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