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與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

（2011年初交流討論稿）

肖 磊

一、否定之否定

工業化、城市化是人類發展一般趨勢，世界各國的歷史發展都是在經歷工業化、城市化的歷程之后，開始走入“后工業化”、“后城市化”發展模式。我國的工業基礎是在前三十年形成的，以前三十年的基礎為基礎，改開三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經歷了兩模式：

一種模式為：鄉鎮企業模式，以“蘇南模式”為代表。這種以鄉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曾經支撐我國高速增長，在GDP中 “三分天下有其一”。“鄉鎮企業+國有企業”的經濟發展是一種以“內需”導向、能夠搞活經濟、適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經濟體制需要的模式，給予充分的時間和發展空間，我相信它所釋放的潛力不亞于“出口”、“外需”和“外資”為導向的發展模式。李斯特所謂的“保護貿易”政策，要保護就是這種經濟發展方式，他說：長果實的樹本身比果實重要，保護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比保護國家生產的“產品”更重要；自由貿易者看中的只是產品的增加，而不是一個生產能力的增長，這對后發國家實為“舍本逐末”之舉。

第二種模式為：出口導向的外資經濟模式，以“深圳模式”為代表。這種模式的發展經驗如同“四小龍”、“四小虎”，非常適宜于“小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對傳統的鄉鎮企業模式的否定，是通過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通過外部競爭壓力和內部體制改革（對中小企業改制、破產）兩中力量導致的，這種模式最終遏制并消滅了鄉鎮企業的發展空間。原來的就地就業、工農共同發展、逐步城鎮化的模式轉變為農民工異地就業、片面發展和局部城鎮化的發展模式。我們看到：農民工大遷移、農村和農業的凋敝、二元經濟結構的加劇以及兩極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都與發展模式的轉向有關。而這種發展模式背后更根本的制約因素就是“基本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改變。

就經濟增長而言，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式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已經走到了盡頭。這種經濟發展方式對外使我國經濟變成了“中美國”模式，它所導致的利益損失和嚴峻問題，自不待言，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僅資源環境不足以支撐這種模式，而且使我國經濟深深地陷入了一種想擺脫而又無法擺脫的怪圈之中。原來我們用“兩缺口”理論解釋引進“外資”，主張“市場換技術”，認為可以引進國外的先進“制度”，這種以“有為”的方式干預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城鎮化道路，在實行之后就自我加強，最后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模式，在消滅了傳統的鄉鎮企業模式之后，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就只有靠進一步引進外資，進一步發展來料加工、大進大出的出口貿易。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是政府投資，而外向型的產能過剩使我們的出口面臨進口國（特別是美國）的拿捏。股市、樓市的漲跌與政府的政策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對內不敢打壓樓市，對外不敢得罪美國，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制定不僅受制于房地產利益集團，而且受制于代表外資的國外利益集團。

辯證法強調“矛盾”和“自否定”，一種經濟發展方式的“揚棄”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主動的因素，人們認識到經濟發展的規律，看到了“勢”，主動地、積極地去揚棄它，“順自然”而為，以至于“無為”；二是，不去認識自然規律，或者認識到規律但郁于利益關系和個人的得益，不去揚棄它，反而加劇它，最終以全面的混亂或“革命”而結束。

這要求我們去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勢”，去認識經濟發展的規律，實事求是。如果說“深圳模式”是對“蘇南”模式的否定，那么今天對“深圳模式”的揚棄，路在何方、勢在何處呢？

二、“重慶模式”之是是非非

我對重慶模式的理解是：

在基本制度和經濟體制既定的情況下，該模式主要體現了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在上層建筑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唱紅打黑”；二是對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探索。前者確定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后者是對深圳模式為代表的發展方式的逐步揚棄。

重慶模式是確立當前我國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的新的嘗試，它所做的工作和成績，是否能成為引領我國改革發展以及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指向標，我們對此充滿期待。

按照前面的理論分析，“重慶模式”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之“勢”的，我們所以支持它，不僅僅是處于“道義”（重慶模式強調“民生才是硬道理”），而是因為它的科學性，它符合新的生產力發展方向，符合人民的意愿。 “深圳模式”決不是永恒的模式，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有它的優勢，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它就是劣勢，從而必將被新事物代替。

目前，重慶模式的宣傳力度還很不夠，但對其質疑的聲音卻是持續不斷：一種觀點認為重慶模式不可持續，也不符合我國的形勢，因此對其千般打擊、百般刁難；二是指責其為改良主義，搞內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前者是立場有問題，大多為既得利益者和資本利益集團，特別是通過權力獲取非法利益者，他們害怕；后者是情緒上的宣泄，對任何改革都不信任，在思維上搞“形而上學”，非此即彼，甚至“打倒一切”。前者立場和價值觀有問題，是類似于“文強”一類的人，后者有好心，但不講科學，容易犯“急噪病”。

馬克思主義者對改良和改良主義的看法是：支持爭取改良的斗爭，但堅決反對改良就是一切的改良主義。這道理是對新的社會形態代替舊的社會形態而言的。對于我國的情況，當然有所不同，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比如說，為什么會出現上面所說的第二種觀點呢，那是因為國企改革中，下崗工人和社會底層弱勢群體，他們利益損失、生活困難，受基層官僚的壓迫，而我們的理論和輿論宣傳和實際做的不符，所以他們要表達，這是他們對自我利益的呼聲！這難道不正是“存在決定意識”嗎？不買菜、不做飯的人，當然不知道物價上漲4%、5%，對他們老百姓生活帶來的損害，可以不調查、不體驗，就可以搬西方的經濟理論，認為不是通貨膨脹，沒有多大影響，是好事！這不就是那幫不知“民生”為何物（嘴上掛著“人民”）的經濟學家的“存在”和“意識”嗎？

前兩天，朋友給我看一本《蘇共亡黨十年祭》，雖然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但是對具體問題的刻畫還是很有教益的。今天我們的黨和國家面臨的問題，如果再不采取切實的措施，“后果很嚴重”，重慶模式的對黨群關系和政治路線的新舉措，難道不值得發展、借鑒和推廣嗎？

三、向后回歸

新事物代替舊事物，不是消滅舊事物，而是對舊事物“既揚又棄”，那么重慶模式應該“揚”什么，應該“棄”什么呢？這里僅就經濟問題談一些看法。

1．向社會主義回歸。要增加社會主義的“元素”，減少資本主義的“元素”；改革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源于我們增加的“資本主義元素”太多，而“社會主義元素”卻減得太少。增加的“資本主義元素”本來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我們卻非要宣傳為社會主義性質的，以至于理論脫離于實際。

2．在基本制度和經濟體制上向社會主義回歸。壯大國有經濟、防止國有經濟異化；發展鄉鎮企業，用鄉鎮企業來實現農業的規模化和機械化；在土地制度上做文章，實現土地國有化，用土地收益實現農民的市民化。

3．在發展模式上向社會主義回歸。以內源發展為主代替外向型發展，用國有經濟和鄉鎮企業發展代替外資發展。農民就地轉化為市民，就地就業，增加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向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回歸，向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回歸，矯正和抑制深圳模式的負面效應。

任何改革都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配合。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重慶模式能否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模版和試驗田，我們拭目以待。

凡是符合規律的事物，總是要出現和發展壯大的！對社會科學來說，凡是科學的，就是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實現了科學性和價值性的統一。

重慶模式是否科學、重慶模式的成敗得失，最終仍然需要在實踐中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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