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兼“中華文化聯誼會”名譽會長蔡武應邀赴臺北參加“2010年兩岸文化論壇。文化交流、以談促和本來很正常，不僅很正常，而且還是兩岸人民共同熱盼的大事，但正常之中不正常的事情卻隨之發生了——

媒體報道稱“蔡武抵臺首站直奔胡適故居”、“按照原定計劃，蔡武抵達臺北后，要先入住賓館稍事休整，于下午3點半左右前往參觀。這也是通常情況下大多數人的行為模式。然而，多數記者在3點15分前后來到胡適故居還自認為提前趕到的時候，卻驚見蔡武已踱步走入胡適的書房……”一個“直奔”,一個“提前”，見證了新中國文化部長參拜胡適的迫不及待性——心急火燎了。

胡適何許人也？居然能讓文化部長這樣的高官如此牽腸掛肚，以至心急火燎？中國權威辭書《辭海》專門辟有此公的注釋：“現代學者。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肄業上海中國公學，1910年赴美國……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曾提倡文學改革，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1919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 ，以改良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1922年宣揚‘好人政府’的主張。1925年參加段祺瑞策劃的善后會議，與孫中山倡導的國民會議對抗。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創辦《獨立評論》，支持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并發表‘全盤西化’主張。1938年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顧問，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去美國，后去臺灣。”

反馬列，結軍閥，抗民意，滅共黨，諂日倭，搞西化，友美帝，投老蔣，不僅自己不革命，而且教人不革命；不僅自己反革命；而且教人反革命……胡適一路走來，讓我們見證了什么是鐵血反動，什么是高喊“民主”反民主，什么是不拿刀槍而用嘴與筆殘害人民的劊子手，什么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言人，什么是文化流氓和文化漢奸，甚而是文化流氓、文化漢奸的教父。也正因為此，此公被同時代的左翼文化工作者異口同聲地嚴厲聲討和責罵，乃至魯迅不點名地稱其為“向日本人獻上‘攻心菜’的學者”，甚至以他為核心的資產階級文藝團體“新月社”被國民政府查封了，魯迅還要冷嘲熱諷地罵作賈府的奴才焦大辛辛苦苦地做奴才，卻因言語不慎被主子塞了一嘴馬糞。

胡適印證了毛澤東的光輝論斷——知識越多越反動。作為大知識分子，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具有卓越的領導地位，在中國文化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這并不影響他成為反動文人的杰出代表，不影響他成為人民的鐵桿敵人，甚至在蔣介石反動勢力樹倒猢猻散時，還要拒絕毛澤東代表人民不計前嫌挽留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的建議，王八吃秤砣——鐵了心地追隨搞獨裁的蔣介石跑到臺灣，擔負起了保羅·約瑟夫·戈培爾之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重任，以致成為國共內戰后期被毛澤東欽點的108名戰犯之一，甚至還于1956年2月，被毛澤東在北京懷仁堂對著一大批知識分子公開點評：“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

胡適以實際行動與魯迅唱了反調，一個成為人民大眾的文化主將，代表著反對剝削壓迫、倡導民主平等、主張愛國愛民、教化舍己為人、鼓勵辛勤勞動、弘揚艱苦奮斗的先進的無產階級文化方向；一個成為資產階級的文化老祖，代表了反對民主平等、倡導剝削壓迫、推動禍國殃民、教化損人利己、鼓勵好逸惡勞、弘揚驕奢淫逸的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方向。

新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文化教育的方向自然就是毛澤東的名言——“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換言之，也就是倡導民主平等，反對剝削壓迫；倡導愛國愛民，反對禍國殃民；倡導舍己為人，反對損人利己；倡導辛勤勞動，反對好逸惡勞；倡導艱苦奮斗，反對驕奢淫逸。這既是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更是新中國文化先進性的所在。建設這樣的先進文化，自然要敬奉代表無產階級文化方向的魯迅，同時鞭笞代表資產階級文化方向的胡適。這實在是一條淺顯到前三十年中國人人所共知的基本道理。

然而，新三十年開始了，特別是近二十年來，隨著國家的主人由工人農民悄然轉換成流氓精英，社會的話語權發生了根本性置換，一步步推動著輿論風尚全面轉變，倡導民主平等、反對剝削壓迫變成了倡導剝削壓迫、反對民主平等；倡導愛國愛民、反對禍國殃民變成了倡導禍國殃民、反對愛國愛民；倡導舍己為人、反對損人利己變成了倡導損人利己、反對舍己為人；倡導辛勤勞動、反對好逸惡勞變成了倡導好逸惡勞、反對辛勤勞動；倡導艱苦奮斗、反對驕奢淫逸變成了倡導驕奢淫逸、反對艱苦奮斗。甚而又推動著中國人歷史觀的轉變，昔日的民族英雄驟然變成了今日的獨夫民賊，昔日的獨夫民賊搖身一變則成為今日的民族英雄，從此，受人尊敬的魯迅黯然走下中國人敬奉的神壇，不僅著作紛紛被流氓精英從課本中刪除，而且被越來越多的文化流氓和文化漢奸所指責；被人鞭笞的胡適堂皇邁進象牙塔專辟的殿堂，不僅著作紛紛走上圖書市場，而且被越來越多的文化流氓和文化漢奸所熱捧，以致蔡武在回應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副所長楊翠華稱“當時是大陸批胡時代”時，公然說：“現在大陸對胡適的評價也不一樣了，也在改變了。”甚而又萬分敬仰地說：“胡適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長，在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中有很大的影響，現在研究他的人很多。我是北大畢業的，也在北大工作過一段時間，這次到臺灣來看看老校長曾經工作過的地方，看看他的故居和遺物，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甚至在工作人員建議他到胡適書房書桌后的椅子上坐下拍照時，蔡武更是變現出了孝子賢孫式的敬畏：“胡適曾任北京大學校長，我在北大任教，不能坐，還是站著好了”……

日本有個靖國神社，供奉著二戰期間屠殺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屠殺中國人民的眾多戰犯神位。對于這些戰犯，日本人每年都是要去參拜的，參拜者究竟是龜太郎，還是野次郎，我們并不介意，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自由。但是，我們卻介意這個參拜者是不是橋本龍太郎，是不是小泉純一郎，因為他們身份特殊，是日本的首相，其一舉一動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還代表著日本政府和整個大和民族，其參拜則意味著政府和民族對戰爭的持續認同，對全世界受害人民的繼續侵害。同樣的道理，對于胡適的追捧，因為人的立場不同，我們也不必苛求一致，對胡適究竟是作揖，還是磕頭，那是你個人的自由。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部長卻不行，因為文化部長是政府領導者，是人民的公仆，理應帶頭遵守國家的憲法，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這就要求文化部長必須同胡適這位資產階級文化的老祖劃清根本的界限，并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的師祖。

但是，身為文化部長的蔡武卻沒有這樣做，而是心急火燎到一下飛機就去參拜了。說明了什么？我們不好張口，但臺灣媒體卻把這件事與2004年9月，安徽教育出版社耗時10年編輯完成44冊的《胡適全集》，并在北京大學舉行新書發表會，甚而改由北京大學出面主辦，不僅商洽另一個重要學術團體讓出預定場地，而且還邀請學界威望極高的胡適學生、時年94歲的季羨林發表主題講演，與會者大談胡適思想對當代中國的意義掛起鉤來，毫無遮掩地詮釋為：“在臺灣歷史學家眼中，大陸此舉等于承認過去對胡適的批評是歷史錯誤。”　　

噫，胡適竟然成了千年老怪，死了幾十年了，卻還陰魂不散，乃至成為今日的風向標，見證著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方向轉變，但很可惜，不是進步了，而是霉變了——中國走進了“三俗”時代，大紅大紫的不光是胡適，還有芙蓉姐姐、鳳姐、犀利哥和小月月。

————醒世恒言·雜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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