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的奴隸”
——管窺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香港菲籍傭工　　

陳墨　　

 外籍勞工（或者說跨國流動的“非法的”和“合法的”的勞動力）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一個勝景。中國一直以來就是跨國流動的勞動力的主要輸出國，并正在成為新興的勞動力輸入國。　　

       自改開以來，中國每年至少有數十萬工人跨越重洋赴歐美日，直至最近興起的非洲和中東等地工作，其中即有所謂的“合法的勞務輸出”受人剝削，也有“非法的偷渡”謀生糊口或者尋覓發財之路。其中悲喜交加之故事不絕于耳。而目前，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入發展和新興資產階級的產生，跨國勞動力流入也正成為中國所面臨的新問題，也成為資產階級轉嫁剝削和挑撥不同國家工人對立的一種手段。　　

       今年上半年廣東省的勞動部門曾經專門組織調研小組研究在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來自東南亞越南和柬埔寨等國的非法勞工，預計在廣東和廣西至少有數萬來自東南亞諸國的小販和工人。而且，正如眾多讀者所知的，目前僅在廣東廣州和浙江義烏等地就有來自非洲的小商人和勞工數十萬人，保守估計也有20萬到30萬之眾。而本文中提及的菲籍女傭在大陸預計也已有數千人，主要集中在靠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各市及京滬等富裕的超大城市。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諸生產力基本要素中，資本是最具有客觀主動性的力量。資本以利潤為目標的運動是無時無刻不在，而且無遠不及（Money never sleep）。一方面，它具有巨大的支配性，以引導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方向；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到現實的地理、物質、技術和民族國家邊界等外在客觀因素的限制。資本在吸收各種生產力要素為其所用時，也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而勞動力是其中最具有主動能動性的一股力量。　　

       如何理解勞動力在生產力市場中的流動和跨越民族國界的流動，對于理解資本主義全球具有匪淺的意義。而如何破除所謂的“非法”和“合法”流動的迷霧，以及認識資產階級利用勞動力跨國流動來分裂不同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挑唆民族對立，對于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者都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選自《社會主義者》第七期，如欲訂閱PDF電子雜志《社會主義者》請email:[email protected]。*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假使造物也可以責備，那么，我以為他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了，毀得太濫了。”（《兔與貓》）8月23日，菲律賓，馬尼拉街頭，槍聲響起，8名港人橫死異鄉。逝者逝已，生者何痛？傷者未安，家人何急。但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莫讓仇恨遮蔽了眼睛，傷著你的兄弟姐妹。　　

近日，有朋友為表達自己的憤怒在我的FACEBOOK上留言，“好，點解咁多菲傭？(為什么要用那么多菲律賓女傭？)…用大陸同胞做傭工喇？”等話語； 網上還有諸如“今后全部不用菲傭，改用泰傭、印尼等等的”以及“遣返所有菲傭”和甚或更為暴戾激烈的詞句。　　

這樣的句式實在太熟悉了。使我不由想起在富士康連環自殺案和中國大陸各地工潮頻發之時，也有血汗工廠的老板說過，“為什么要用中國大陸的勞工？工廠可以搬到印度、印尼和越南去，甚至還可以搬到非洲去。”　　

假如我們真的相信人是生來平等的，那么在這個世界上誰命中注定應該成為別人的傭工？誰命中注定應該在血汗工廠中遭受老板的剝削？　　

香港有約30萬外勞傭工從事雇傭性的家務勞動，看護著數以十萬計的老人、孩子和家庭。這些來自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性外勞傭工都是別人的母親姐妹女兒，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遠離自己的家人來照顧別人的家人。除了貧窮，在自己國度的無望與貧窮，難道還有別的答案嗎？　　

我們同是資本主義制度下遭受剝削的勞動者，一旦在我們之間產生仇隙與對立的情緒，統治精英和資本家們就贏了。為此，社會主義者認為必須破除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迷霧，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從工人階級團結的立場出發正視資本主義條件下世界范圍內外籍勞工的問題。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家務勞動是私有制下父權社會將女性排除在社會生產之外而進行經濟壓迫的一種手段，因此婦女成為了家庭的“奴隸”。而資產階級或中產以上家庭采用工資雇傭的方式將家務勞動轉嫁給其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女性工人，那么則更是一種雙重的經濟壓迫。資本通過這一手法使其對于剩余價值的榨取和勞動力的限制發揮到盡可能大的范圍，而這些被迫以極其低廉價格出賣勞動力的傭工則成了“奴隸的奴隸”。　　

從20世紀70年代起，最初全香港只有英美西人家庭中有數十名服務的菲律賓傭工，但未久就開始擴展到香港中產階層階級家庭，不過就三、四十年的時間，如今全香港的外籍傭工人數已經達到30萬，約相當于香港700萬人口的4%。其中菲律賓籍工人占半數以上，其次大半來自印尼，還有少部分來自泰國和斯里蘭卡等國。　　

香港政府規定的外籍傭工最低工資是每月3580港元。但作為傭工主流的菲律賓籍傭工因為多服務于西方人的家庭或者（至少有相當英語能力的）華人中產家庭，也就是服務于社會中最頂端的10%階層。所以多數情況下其全職的收入在4000-6000港元左右。相對于中國大陸的讀者來說，“菲傭”如此的收入可說“不菲”，但務必要考慮的是香港人均月收入在1萬港幣左右。而且要成為一位合格的“菲傭”則絕非是易事。多數從事“菲傭”工作的菲律賓女性都接受過高等教育和能進行流利英語對話；有些還是從事過各種專業工作（如教師、護士和客戶服務等）和會數國語言。”　　

在眾多傭工中介公司和菲律賓政府的官方廣告中，菲傭被稱為“世界的專業保姆”（Professional domestic helper）。但將一個民族的女性標注為“世界的專業保姆”實在不像是贊美，這就如同將中國稱為“世界的血汗工廠”一樣。自20世紀70年代起，由于嚴重的經濟衰退、政府的腐敗專橫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導向，對外大規模輸出勞工成為了菲律賓歷屆政府實現“改革開放和出口創匯”的重大國策和支柱產業。據統計，每年有100萬菲律賓人赴海外工作，其中一半左右為女性傭工。2009年，由海外菲律賓人匯回菲律賓的款項達到174億美元，僅次于印度、中國和墨西哥居世界第四位。而菲傭的大規模輸出不僅只針對香港市場，在加拿大、英國、和中東等上層社會（或中間以上階層）以英語為主要交流語言的地區，我們都可以看見“菲傭”的身影。作為前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在全球體系的生產鏈中向全世界以英語為主要交流語言的發達經濟體輸出著“專業保姆”。　　

而且值得玩味的是，如今甚至在中國大陸雇傭“菲傭”也成為了新富階層的時髦風尚。在網上你可以發現大量關于“菲傭”進入上海、北京、重慶乃至東北等地的消息，更不用說在廣東華南數年前早已形成的“菲傭”市場，據悉在中國大陸“菲傭”人數可能也已達到5000人以上。中國的富豪們寧可放棄雇傭1000多元“價廉物美”的合法本地保姆，而非要以相當于中國白領的月薪（5000元左右）雇傭只能以旅游簽證進入中國“非法打工”的“菲傭”。其中有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恐怕還是為了彰顯作為新富階層超人一等的特權思想，就如同不過10來年的時間中國就迅速膨脹成為世界第二大的奢侈品市場，又一個“全球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的統一化的象征。　　

在香港的傭工人群中，菲傭是主體，但還不是最低的階層，因為等而下之還有10多萬印尼和其他國家的傭工，更是要遭受沉重的剝削。她們多受雇于中產階級下層或者普通市民工人家庭，甚至極端情況下，還有2、3個低收入或者領取政府綜援（香港政府給與低收入家庭的經濟補助）的家庭合雇一個傭工。許多印尼傭工需每天工作10幾個小時，從天沒亮一直工作到天將亮；即使已經睡下，因為主人的吩咐也要起來工活；免費的住宿與伙食不過是主人家吃剩的剩飯剩菜和廚房或過道里的一張行軍床。法定的每周一天的休息日是一紙空文，而拿到手的實際收入由于中介的盤剝和雇傭方的吝嗇甚至低于3580港元的最低工資。更不用說，還可能遭到的諸多歧視、虐待、騷擾乃至性暴力。　　

    眾多大陸和香港人都很好奇，香港為什么不使用大陸的傭工呢？僅廣東一省就有9000萬人口，官方統計的粵北農村貧窮人口超過360萬。這些人口假如到香港做傭工，連語言障礙都沒有；不用說每月給3580港元，就是你給個1380元包吃包住，肯定有不少踴躍響應。難道做家政會比在中暑的建筑工地和自殺式血汗工廠打工辛苦到哪里去嗎？即使是“待遇優厚的”富士康在沒漲工資前工人的月收入不過1200-1500元。而且如今大陸工作那么難找，雇傭新畢業的大學生也非什么難事。官方媒體經常有類似的“勵志”新聞，XX大學畢業生通過從事家政工作“開辟成才新天地”。當“二奶”都成為女大學生就業渠道的時候，做家政自不足為奇。甚至還有些地方政府為打通關節，專門招募和訓練本地貧苦出生的女大學生到“省官”和“京官”的家中做“小保姆”，即取悅上級又探聽消息，十足是現代版的“貂蟬”。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以利潤為目標的運動是無時無刻不在；一方面它具有巨大的支配性，以引導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方向；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到現實的地理、物質、技術和民族國家邊界等外在客觀因素的限制。　　

我們如果仔細分析香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這輪外勞傭工潮，其時間節點恰恰契合于中國大陸在同一時期開始的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和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也正好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條件下工業生產向以中國為首的新殖民世界轉移的后工業時代。可以說，沒有大陸大規模的血汗工廠式的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和新自由主義貿易政策，也就不會出現這輪香港的外勞傭工潮。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香港的資本家一直是大陸的最主要的投資方，而且歐美資金也多會通過香港作為中轉的金融中心而進入中國大陸。資本雖然可以無遠不及，但它必然會尋找最為經濟成本和安全可靠的方式以實現利潤。于是我們就可以看到人類歷史上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的奇觀，并形成與資本的“產出投入比最大的”匹配，也就是粵港之間的“前店后廠”模式。大量的工廠集中于與香港毗鄰的珠江三角洲，數以千萬計的勞動力從中國各地涌入這一地區。　　

而與此同時，香港出現大規模去工業化的現象，但相關服務行業得到了空前繁榮的發展。由于金融、貿易、航運、廣告和設計等服務行業的發展，對于非工業勞動力產業極大需求，這就為社會中本來被閑置的勞動力，特別是沒有進入到社會生產中的中產階層受教育的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而且因為這些服務行業的發展也帶動了相關的第三產業發展。由于大量婦女離開家庭進入社會工作，則需要額外的勞動力來照顧家庭。　　

而由于香港經濟的特殊性決定了對這種勞動力既有要求又有限制。首先是它們必須是成本足夠低廉的勞動力，其次應該是善于從事家務工作（照顧老人，看護小孩和打掃家庭）的青壯年女性勞動力，而且由于需求來自于中產家庭，對于勞動技能又會提出一定需求；但更為關鍵的是這些新增的勞動力，不會給香港原有勞動力市場帶來沖擊，不會導致新的社會問題、福利要求和在香港長期居留。換而言之，也就是它應該如被禁錮在魔瓶中的精靈一樣，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為此必須存在一個游離于香港本地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封閉的次級勞動力市場。　　

雖然中國大陸擁有無可比擬的廉價勞動力人口，而且在語言和文化上有先天的親緣性；但也因為這種親緣性，使中國大陸的勞動力不會在香港形成一個封閉的二元市場。可以設想，假如批準幾十萬大陸青壯女性傭工進入香港勞動力市場，三、五年后當這些傭工走在街上的時候，誰還能分得清他們是香港本地工人還是大陸來的傭工？而且事實上是，由于今天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勞動力市場的成本明顯差異，所以來自大陸的非法勞工一直存在于香港的勞動力市場中，不少餐飲行業、回收行業、電腦和零售行業乃至色情服務行業雇傭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勞工。　　

由于居家傭工在經濟和心理上的壓迫性，只要這些傭工可能在勞動力市場中尋找到其他就業機會，即使是非法的就業機會，就會盡可能地擺脫作為傭工的處境。而且由于易與交流和文化相通，大陸女性傭工將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與香港本地男性同居、結婚乃至生子。即使今天香港當局針對“大陸新娘”設置重重限制和需要長達7、8年的等待期，2009年當年香港結婚的男性中仍然有超過34%（近2萬人）與大陸女性結婚。可想，如果大規模引入大陸的女性勞動力將會給資產階級控制勞動力市場帶來更多的不可控性和額外的成本。這些勞動力會不斷試圖融入本地的基本勞動力市場，并在未來自然會提出對于自己權益和福利的主張。所以，無論是港英時代的統治階級還是今天在香港的統治階級顯然都不愿意開放大陸女性進入傭工市場。　　

而引入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女性勞動力就可以省卻諸多“麻煩”。首先，她們可以提供一樣廉價的勞動力成本。而且，香港作為一個雙語的前殖民地，傭工們主要服務于香港的中上階層家庭，所以更多地使用英語也顯得“正常而時尚”。在約30萬外籍傭工中，15萬左右的菲傭主要服務于中產及以上家庭以英語會話為主，所以很多菲傭即使在香港工作數年也不會使用廣東話。而11萬左右的印尼傭工則服務于相對經濟和社會地位更低的下層中產階層和工人階級上層，更多使用廣東話。語言的不同可以使這些勞工與本地人群相互隔離。其次，由于她們在外貌和文化上與香港本地主流工人群體不同，在社會中相對孤立而缺少交流，所以通過這些族群差異和歧視性標注，外籍傭工就很容易被封閉在獨立的次級勞動力市場中，更難通過通婚等方式融入當地社會。加之資產階級法律上的限制（相對于歐美國家允許外籍工人在數年工作后給與定居權相比，香港政府在定居權問題上管理尤為嚴苛），這使得絕大多數的外籍傭工即使在香港工作很長時間甚至長達數十年，也無法獲得永久性的定居權和自由工作的權利。這樣，一旦出現嚴重經濟危機的時候，這些外籍傭工必然會成為最早被犧牲的人群，資產階級政府很容易將他們驅離香港，而控制本地勞動力的供應。　　

香港存在的大量外籍傭工現象絕對不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它反映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條件下，資本通過引導廉價勞動力跨國境的流動以實現最大可能的剩余價值，并通過民族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實現對這些勞動力流動進行控制，同時還以此分化不同族群的工人階級制造民族對立，瓦解工人間的團結和有組織反抗以維持其統治和剝削。無論是南亞勞工在中東，還是墨西哥工人在美國，也包括中國勞工的大規模輸出，其實都是全球范圍內這種大規模使用外籍勞工的現象的反映。而由于環境和力量對比，使得外籍傭工容易成為了整個勞工市場金字塔體系中的最底層，也成為了資本主義工資制度下“奴隸的奴隸”。　　

香港缺乏的不是廉價可供盤剝的外籍私人傭工，而是缺乏免費、優質和人性化的公共社會服務，缺少政府投資本地社區民主人性化運作的幼兒園、青少年中心和養老院，以及專業的上門看護和照料人員。香港已是老齡化社會，約有13%的香港人口是65歲以上的老年人。而且每10個65歲的老人中有1人患有老年癡呆癥，需要全日有人看護。七老八十的老人半夜蹣跚地走在街頭靠撿紙皮和易拉罐來幫補家用，已成為香港的一個街景。這難道是一個人均年收入10數萬港元號稱“東方之珠”的發達經濟社會該有的正常現象嗎？香港政府可以拿出700億港元修建世界第二貴的高速鐵路，但迄今卻無法給幾十萬老人一份安度晚年的養老金。同樣雖然香港存在大量的商業化收費昂貴的學習補習機構，但缺乏合適的為青少年服務的社會機構，尤其是缺乏在校后和假期中負責照管學齡少年的機構，這是眾多夫妻全職家庭的后顧之憂，也是造成青少年犯罪、吸毒和眾多反社會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何才能建立和維持這樣一個福利體系呢？可以通過建立一個累進稅體系，目前香港作為避稅港，有限公司的利得稅只有16.5%，這僅相當與歐盟國家規定的稅收標準的一半。 但即使如此，也會遭到資本家的強烈抵抗，所以只有通過對經濟實現的工人民主控制下的全民所有計劃經濟體系。　　

作為老齡化社會，其實香港急需外來的勞動力以滿足其社會不同行業的需求，而且社會應該尊重為香港經濟做出重大貢獻的外來勞工（包括中國大陸勞工和外籍勞工），應該不分族群、年齡和背景給與所有勞工居留權和自由工作的權利；對于那些愿意進入相關社區教育機構、福利機關和醫護機構的外籍傭工應該提供免費的技能教育和培訓。所以，社會主義者認為，香港需要建立全面免費的、完善的和向所有人開放的社會福利體系。為老年人提供足以維持生計的養老金和完善的社會養老體系，對于雙職工的家庭孩子提供社區和學校免費的課后輔導體系，建立更合理的醫療和看護體制和社會關懷機構。香港、中國和國際范圍內所有工人階級需要實現跨族群、性別和背景的團結，為爭取工人階級的基本權利和經濟利益而共同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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